编者按
在2016年6月5日举办的共享.创新香山全球智库论坛上，针对中国智库的建设与探索问题，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参事室为代表的官方智库，与以盘古智库、阿里巴巴研究院、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为代表的民间智库进行了精彩的观点碰撞。各智库参会代表就中国智库的发展趋势、现存问题、角色定位与前景展望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中国智库蓬勃兴起的今天，他们的认识与见解展现了智库发展的曙光。
盘古智库特推出问道之中国智库建设与探索特辑，本特辑包含挑战篇、建议篇与问答篇，力求还原中国智库发展现状，为中国智库改革提供可援引的方法与思路。
本文为第二辑：建议篇，由盘古智库编辑张榕整理。
对话嘉宾：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立平 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
易 鹏 盘古智库理事长
高红冰 阿里巴巴研究院院长
滕 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主 持 人：
张 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建议篇张明：过去4-5年，中国掀起了智库建设与发展的狂潮，涌现了大量智库。而这其中必然存在一定的泡沫，未来，将有一部分智库被淘汰，一部分智库留存下来。各位作为智库的实践者，可否为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智库发展三要素
黄仁伟第一，战略选择性。大战略要有不同的实施方案与评估方案，对于一个国家战略，中国智库能不能拿出多种方案；第二，人员流动性。智库人员流动性要充分，要打通企业界、学术界与政府界三界的通道。第三，资金来源的多样性。目前，智库的资金基本上是由政府财政支持，而能不能允许一部分社会资金进入是亟待探讨的问题。要让社会资金涌入，就必须改革税制、允许抵税。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财政对资金的限制十分严格，这必然会使智库发展掣肘。
智库改革：“供”与“需”
张立平
未来，中国智库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一是“供给”方面的改革，智库如何提高政策建议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众多智库蓬勃兴起，也必然会经历优胜劣汰的过程，最终，有影响力的智库才能有立足之地。智库的品牌力量必然与其产品相联系。二是“需求”方面的改革。智库产品的需求方就是政府方，要使中国智库健康发展，就需要政府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公开。此外，也要让政府人才、校园人才流动起来，如国务院参事室里聚集了众多部委的部长，由于具有丰富的实操经验，他们的建议写得非常具有可行度，这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所无法相比的，纯粹的学者可能无法知晓政策的复杂性、无法领会各方面利益的相关性，因此，决策也需要一个平衡性。决策的本质就是平衡多方利益，我们有必要在决策过程中将多元化的意见与方案考虑进来。
中国智库的“放”与“管”
易鹏我说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放”，中国的智库无论什么类型，只要遵循中国的法律、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局，在这个前提下就要“放”，包括简政放权，对智库要放。目前，成立社会智库的门槛很高，智库资金的筹集并不容易，而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就谈不上智库发展的可持续性，要让社会有捐赠意愿的企业家以更低的成本、以更透明的方式参与其中。
第二个是“格式”，要加强中国智库参与的标准格式。现在，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在决策中间要加大智库的参与程度，但这句话能不能量化、重大决策是否可以让智库参与是很重要的问题。智库可以用招标的方式参与重大决策，智库可以进行国家战略招标课题研究，而国家应向智库支付课题研究费。知识一定要值钱，见识一定要有价值，在这种机制上推动政府决策中常规智库的参与机制。如此，中国智库会有更多的空间。
中国智库一年的开支加起来不到100亿，我相信，从中国财政收入十几万亿中拿出一点，通过透明的方式、招标的方式，或者几个方案对比的方式，一定会提高中国决策的效率，也能够提高中国资金使用的效益。
智库不能只影响顶层决策层
高红冰通常来讲，智库是为决策者提供服务的机构，而这类型的决策者需要的是政经领域的决策，但今天我们应该更广泛地定义决策者的维度。智库不仅要上呈建议，也要注重其社会影响力与传播力是否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智库不仅要影响头部决策者，也要更有意识地影响腰部决策者。事实上，腰部决策者所占的比重决定了其重要程度。如果大量腰部决策者都犯糊涂，那么，整个经济、社会会出现更多的错误。头部决策者的错误影响较大，而腰部决策者的累加错误影响更胜前者百倍。互联网时代，智库要将腰部决策与需求衔接起来，要动用智库影响力。智库要发展自己的影响力，将自身作为独立支撑决策的个体，而不是只响应上级的命令。
第二，目前来看，智库与各方之间的交流、合作是比较封闭的，尚未打通沟通的渠道。尤其是智库与媒体传播、智库与公共政策相衔接的通道尚未完全打通。智库要注重培育一些品牌，培养一些真正有社会影响力的智库专家，这是智库进一步打开围墙的重要一举。
第三，要用数据重新塑造智库的决策方式，过去，智库的决策建议是先提出一个看法，随后找证据加以说明。而今天的研究是数据驱动型的研究，改变分析方法与决策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未来，我希望在智库建设当中，要把数据化研究作为智库研究很重要的支撑。
为什么我们需要透明、灵活的决策机制？
滕泰 中国智库刚刚起步，发展空间巨大。中国推动全面改革需要众多专家汇智聚力，刚才我提到顶层设计出了问题，要么发动基层、要么有强大的顶层设计能力，而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做，因此，改革始终赶不上老百姓的预期。这不是高层意愿的问题，也不是既得利益阻挠的问题，而是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问题。这一发展空间巨大，将会成为未来较大的市场。
为什么空间如此大，却没有形成具体的方案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决策机制尚未形成，我们缺乏公共事务辩论的机制。比如，前段时间热议的“拆围墙”议题，我们并没有考虑这样的议题需要什么样的讨论机制。而决策的不透明历来是我们的死角，现有的决策机制无非是内部开会然后发文件，专家上内参，领导进行批示，这一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是非公开的。智库可以呈递内参或参加咨询会，也可以举办论坛影响腰部决策者。重要的是：未来，我们的辩论与决策机制要公开透明、拥有更多可供选择的方案。
（来源：盘古智库,2016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