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智库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方兴未艾，热火朝天，成绩可喜，前景广阔。但要真正做大做强做实，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影响的智库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问题是如何学习美国？
美国智库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美国崛起时期，大体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批由企业家资助的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基金会等，主要为了解决崛起时期美国面临的新问题，以及为大资本家大企业家自身利益服务；第二个阶段是二战结束后，主要为将战时资源转化为和平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这一时期以政府资助或扶持的智库为主，如兰德公司；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60、70年代，随着欧、日的崛起挑战美国利益，以及中国等大国作用的日显，如何因应多极化时代复杂的国际问题挑战，成为美国所需，著名的如三边委员会、大西洋理事会等智库，开始涌现；第四个阶段则在冷战结束之后，适应单极独霸需求，以及国内党派利益需要，一批功能性、中小型智库应运而生，如美国进步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由此可知，美国智库的形成和发展与美国国家利益需求、政党政治需求及统治阶级需求密不可分，在百余年时间内逐步摸索发展壮大。
这就决定了，中国学习美国的智库经验，决不能只学其皮毛而忽视其精髓，了解其现在的运作，而忽视其历史的演进。当今中国智库的建设，既有中国崛起时期的特殊需求，又伴随中国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还要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制度；既要破解中美之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又要避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还要处理比任何一国都要复杂的周边难题。可以说，今天中国智库的建设涵盖了美国智库上述四个阶段发展的所有特征，必须兼收并蓄、系统整合，而不能简单复制，一步到位。
无论美国智库还是中国智库，智库的基本角色、定位、功能是大致相同的。首先是同决策系统要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从而达到“服务决策”、“影响决策”、“制定决策”的目的；其次是塑造舆论、引导公众，这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更显重要；再次是通过国际交流发挥政府不便发挥的“二轨”或“一轨半”的作用，达到公共外交的目的。
除了理解这些智库的“标配”外，中国特色智库建设还需要体现一些中国的“高配”。至少包含三层内涵。一是政治性。但智库的政治性必须区隔于政府的政治性，必须更多着眼于长远国家利益、重大战略问题而相对超脱，而不是把政治性简单理解为政府的决策背书。二是历史性。中国业已存在的很多智库，大多是当年苏联模式的遗留，如科学院、社科院及部分高校智库等，也有一部分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建立的智库，如部分依附于大型国企的智库。当然，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也都有自己的政策研究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算智库。这些应是中国智库的主体或特色。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决不能把这些老智库一脚踢开，也不能忽视这些老智库运行机制中合理的东西。智库建设必须是在既有基础上的改革、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推倒重来、简单复制。否则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三是文化性。智库建设必须建设性地吸收传统中国决策文化的有益成分。既要“洋为中用”，也要“古为今用”。
为此，对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智库建设需要更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整合。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推进新型智库、高端智库建设和鼓励科研人才发展的文件，为新时期智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如何与现行相关政策法规、人事财务政策对接，还需要精细化操作，否则两边打架、相互抵消，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国家推出首批25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意在让它们先行先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第二，智库建设需要有序推进、合理布局。目前，智库建设多少存在一哄而上、“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多头管理的乱象。如不及时加强管理和严格规范，势必出现有名无实、有库无智的问题，与国家的需求背道而驰。这就需要重新全面盘点中国智库的家底，发挥优势、补足短板、保持特色、挖掘潜力。比如社科院系统智库的优势在于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没有必要急功近利地都追求“经世致用”，以谋求短期收益而牺牲长期积淀。高校智库的优势在于学术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是否应充分发挥博士点、硕士点的效应，就国家关心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通过博士、硕士论文的写作逐一深入研究？美国高校智库就有这个传统，它们往往通过导师接政府课题、学生做深入调研、然后师生共同完成的方式去推进，颇值得借鉴。再有就是要有区位特色。比如海南的智库侧重研究南海和海洋问题，兰州的智库着力“一带一路”问题，上海的智库侧重经济金融特色，等等，如此形成各地争奇斗妍、全国一盘棋的布局，必然会对智库建设产生聚合效应。
第三，智库建设不宜搞一刀切，尤其不应忽视中国智库自身的传统和优势。对于那些长期服务于决策的老牌智库，应寻求继承与创新的平衡，重在政策松绑和人才激励，所谓“老树新枝”；对于一些新生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则可以解放思想，让它们大胆和国际对接，先闯先试，各显神通。
作者：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文章摘自：《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