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刘京希
[提 要]在现有环境下，学术期刊质量的优劣和高下，主观上取决于期刊在如下几个方面如何作为与取舍：把期刊作为牟利的工具，还是繁荣学术的园地；是跟着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屁股走，丧失自我，还是坚持以学术为本位的办刊方针，走自主办刊之路；是以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体系为办刊标准，“唯上办刊”，还是尊重办刊规律，以广大读作者的学术诉求为办刊标准。读作者的评价是检验学术期刊质量的最终标准，这是谁也无法更动的办刊规律。期刊评价的最终标准，也是最为客观的标准，掌握在广大读作者手中。广大读作者，才是学术期刊办得成功与否的最终鉴评家。因此，欲提振学术期刊的质量，鲜明学术期刊的风格，学术期刊界在办刊方针和宗旨上必须拨乱反正，形成共识，尊重办刊规律，找回丢失已久的学术期刊的本质，把广大读作者的学术诉求作为办刊的首要甚至是唯一标准，唯读作者的马首是瞻。惟如此，方能排除外界干扰，求得学术期刊繁荣学术事业的本初目的。
[关键词]学术期刊办刊规律评价体系定性评价 定量评价 行政性评价期刊影响力
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如下四个方面：学术期刊质量，学术期刊特色，学术期刊传播手段，学术期刊评价体系。①粗看起来，质量、特色、传播手段、评价体系四个方面，对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都发挥着或大或小的作用。但细细思量，四者之中，传播手段与评价体系对期刊本身来说，属于客观外在的东西，它们对于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的扩大与提升，所起的作用目前看尚难有定论；质量与特色对于期刊来说，是主观内在的东西，是期刊影响力的根本所在，它们对于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的扩大与提升，所起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所以，如果把这四个方面看作一个决定期刊影响力的金字塔的话，那么，质量无疑是塔基，是根本。
其实，学术期刊质量是决定期刊影响力的根本，整个学术期刊界谁不清楚？这是不证自明的问题。就好比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命题，放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无须论证。需要论证的，是怎样这个“好东西”用好。但理论上清楚的事情，现实中未必可行，肯行，必行。这就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之所在。这也好比是，既然大家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为什么不把它从理论搬到现实？还是那句话，现实生活远比理论本身复杂得多。
目下学术期刊在质量和影响力上存在着诸多不足和问题，是不争的事实。说起学术期刊的质量，大家耳边自会响起2007年秋天有学者发出的“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的刺耳声音。②
那么，我们就需要明了，究竟是哪些个因素造成了学术期刊质量的低下？我们到底有无针对这些因素的破解之道？
如果是一条鱼病了，那是鱼的问题；那么多条鱼都病了，那就可能是水的问题了。其实，学术期刊质量的低下，只是“鱼生病了”，是一种“病象”和表面现象。隐藏在“病象”和表象下面的，是“水的问题”，是整个学术界学术研究质量的低下，和由此导致的产出成果的质量的低下。而导致学术研究质量低下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影响学术自由发展的体制性因素的捆绑。所以，探讨学术期刊质量低下的原因，找到提升学术期刊质量的金钥匙，既要着眼于学术期刊本身，又必须跳出学术期刊界，放眼学术界，放眼和拷问学术研究的评价体制和考评机制。
一
造成学术研究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单就具体体制因素而言，似有如下几个方面：
1. 现行以数量为标准的职称评定体制和教研单位考评体制。显然，以论著数量制胜的职称评定体制教研单位考评体制，是制约学术研究水平的主要因素。学术研究的大跃进和泡沫化，与以论著数量制胜的职称评定体制和教研单位考评体制遥相呼应。以数量定输赢的职称评定体系，已如学者所尖锐指出，是造成“全民论文”的始作俑者：“即使是大学里的体育老师、医生评职称，论文也是硬杠杠。”“这种考评体系的实质是将学术研究异化成为一种获得功利的手段。”③其实，何止是大学里的体育老师和医生，一些中学甚至小学，职称评定都有论文的要求。不惟职称评定体系，大到全国各高校的年度科研成果排名，小到各高校内部院系的科研成果统计，无不拿数字说事，以数量“制胜”。此种盲目追求科研成果GDP的量化评价体系，已然造成了学术研究的极度泡沫化和虚假繁荣。为了一味追求 “来源期刊”发文量的最大化，有的高校年度科研考核只统计和奖励来源刊的成果，其他报刊的发文不在统计之列；而严肃的学术著作（那些拼凑之作不属此列），由于不属于统计的“来源”范畴，近些年“分值”贬损严重，甚至沦为量化统计报表上的陪衬。
有鉴于此种评价体系所存在的严重弊端，有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尝试用“代表作”制取代量化评价标准，但在整个国家“以量制胜”的制度性大背景下，此种改革方案一经推出，即决定了它难以为继的宿命。除非政府有关决策部门将这种改革尝试予以制度化推广，以及相应的同行评价体系的制度性完善。
2. 对以中文核心期刊、CSSCI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工具的体制性滥用，造成学术研究环境的持续恶化，影响了学术研究环境的公平性。作为我国社会人文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的初衷在于提供来源文献、被引文献、优化检索等多种信息检索，目的在于供文摘刊物选择文献源、图书馆选购期刊和为读者导读、教师和研究生查找资料及选择读物、科研管理人员进行研究成果评价等工作时作参考。而今，却被教育主管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拿来作为学校排序、科研评价的主要指标和标准，造成学术期刊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破坏了学术研究的公平的环境和氛围。以CSSCI为例，其对来源期刊的评价，如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不分学科地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失之简单。事实上，在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之间，无论是学科性质、从业和受众量，还是研究方法，都存在着极大差异。在学科性质上，前者属于“小众学科”，后者则属于“显学”。在目前极为功利主义化的学术研究环境下，前者门可罗雀，少有问津；后者则为社会所瞩目。因此在从业者、受众群体、社会影响力等等方面，二者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等级，不具有可比性。二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或者是资料征引的主要来源，也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前者注重对原典的爬梳，后者则更加注重对刊布于学术期刊的最新研究成果的综述和反映，这就造成以人文学科为侧重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和以社会科学学科为侧重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之间引文率和影响因子的巨大差异。于是乎，不在少数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受了评价体系的诱导，或为了保住CSSCI来源期刊的地位，或为了跻身CSSCI来源期刊，总之是以提升被引率和影响因子为要，脱离既定风格和特色，纷纷改头换面，加大应用学科的刊文量，缩小传统学科的刊文量，致使经多年辛苦积淀而成的既定风格丧失殆尽，甚至面目全非。由此酿致的最终恶果，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界期刊风格和类型的“模式化”趋同甚至雷同。反过来，这种不良取向，又冲击到传统人文学科科学研究，使得人文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困难重重，研究队伍极度萎缩，语言学、训诂学、文献学等领域研究人才出现断档，研究水平下降，后继乏人。
众所周知，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学科，犹如数、理、化之于农、工、医，是学术研究大厦的基干骨架。行政主管部门为了管理上的便利，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加分析地把一些民间评价体系拿来就用，显然忽视甚至无视了不同学科之间大为不同的研究规律。这种“一刀切”的偷懒行为，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大潮冲击下学术界急功近利的趋向合流，打破了原本相对平衡的学术生态环境，已经严重伤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根基，导致传统人文学刊研究队伍和力量的严重萎缩，和研究水平的严重下降。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某些评价体系，出于某种并非高尚的动机，对于量化评价的体制化和官方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一步恶化了学术生态环境。
3. 科研项目的“事前评审”制度，加剧了科研成果的粗制滥造和学术不公。科研项目的事前评审，由于主要是以对选题的论证为评审对象，而不是以完备的成果为评价对象，所以是典型的“盲人摸象”、“隔皮猜瓜”，导致科研项目评审出现种种不公正乱象。科研项目的“事前评审”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科研成果的粗制滥造的变相鼓励，之于正常的学术研究生态，具有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
4. 与绩效挂钩的高校年度科研考核制度及其外在压力，把严肃的科研工作降格为挣取“工分”的功利性工具和管理者政绩的指标，科研工作失去了神圣性和严肃性。如此考核体系，当然也等不及、容不得研究人员“板凳甘坐十年冷”，“为伊消得人憔悴”，不可能造就“大家”，凝练经典，更遑论解答“钱学森之问”④。
上述几个方面的体制性因素的共同作用，把神圣而严肃的学术研究事业日益演变为一味求新求异的“快餐”式研究和谋生的工具。
正是这些体制性因素的共同和交互作用，造成学术研究质量的普遍低下。学术研究水平的低下，进而波及到学术期刊的内在品质。限于当前的学术研究环境，学术期刊的内在质量，恐难有脱胎换骨般的提升。有些制约期刊质量提升的外在因素，也非学术期刊界所能扭转。但是，这些因素不应成为学术期刊界自我开脱的托词，学术期刊界也并非因此而无所作为。面对同样的生存环境，为何有的期刊的质量相对而言要高一些、好一些呢？在主观上，还是有一个办刊宗旨、境界和追求的高下之分，和办刊者主动性、进取性的高下之别的。
二
在既有生存环境下，抛开客观因素的制约，学术期刊质量的优劣和高下，主观上取决于期刊在如下几个方面如何作为与取舍：
1. 把期刊作为牟利的工具，还是繁荣学术的园地。
学术期刊，顾名思义，是发表优秀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推进学术事业不断走向繁荣的园地。可惜的是，对学术期刊的功能和使命的认识，在期刊界似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诸多学术期刊，打着学术的幌子，行的是谋取一己私利之实。在学术已俨然“市场化”的背景下，学术期刊的公益性、社会性的地位与尊严已经不保，某些学术期刊更是沦为营利的工具，待价而沽。那些个页码越来越厚，出版周期越来越短，发文篇次越来越多，甚至一期多达百篇以上的期刊，其办刊动机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昭然若揭，自不待言。此种状况下，学术期刊应有的繁荣学术的庄严使命，早已抛之九霄，荡然无存。
期刊追求的高下，决定期刊质量的高下。而区别学术期刊追求之高下的标准，端在于办刊人的主体境界。细究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有三重境界之别：谋生的境界，职业的境界，事业的境界。⑤在谋生境界的层面看来，编辑工作不过是谋生营利的工具，因此，择稿的标准以利益是否最大化为转移。那些打着弥补“经费不足”幌子肆无忌惮地收取版面费，转而用于个人福利的期刊及其编者，即属此列。在职业境界的层面看来，编辑工作被看作是一项职业，为职业操守计，办刊者多数情况下会尽量择优录稿，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职业操守，把期刊办得至少让人看起来“是那么回事儿”。目前看，多数学术期刊及其编者当属此列。在事业境界的层面看，编辑工作者肩负着神圣的繁荣学术事业的使命，以质取文是择稿的唯一标准，质量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以能动的态度和热情投入本职工作，或策划选题、组织栏目，或组约稿件、联络作者。国内学术期刊及其编者，达到此一境界者，属凤毛麟角。
话又说回来，在现有办刊环境下，编辑工作者之境界的高下，仍然是个思想和道德层面的问题，或者是个道德自律的问题。我们不能奢求人人都达至“以事业对之”的境界，因此，就需要借助于制度力量的外在约束和督促，以把我们的编辑工作境界尽量保持在较高的层面。但终归，制度的落实，还是离不开具体的人，也就脱离不开人的主观因素和动机。在许多方面，我们并不缺乏优良的制度，但优良的制度最终成为了摆设，盖因制度执行的主观能动性出现问题，和相应的监督机制的缺位。所以说，在既定的制度前提下，办刊人的思想境界，尤其是主编的办刊境界，对于学术期刊质量之高下，更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发展战略和特色的恰当定位，是一本期刊成长与发展最为重要的第一步。作为一刊之主编，只有担当起应有的文化责任和学术责任，以战略家的长远眼光，强化期刊的品牌意识和文化担当，才会使之拥有众多的读者，产生更为广泛的学术影响。也只有在勇于负起学术担当的一刊之主编的领导下，那些优良的规章制度，才不至于成为贴在墙上的摆设。
2. 是跟着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屁股走，迷失甚至丧失自我，还是坚持以学术为本位的办刊方针，排除干扰，我自岿然不动，走自主办刊之路。
洪堡大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寂寞原则”。从事科学研究以耐得住寂寞为前提，历来做真学问者是离不开“寂寞”的，恰恰是以“寂寞”为伴；那些追逐虚浮喧嚣、着迷于五彩泡沫的所谓学者，永远成就不了大学问。但在功利主义盛极一时的社会氛围下，逃离“寂寞”，远离“冷板凳”，追逐“一招鲜”，像影视明星那般，盲目追求时髦，追逐聚光灯效应，沉溺于“学术赶场”，则成为了当前“功利性学术研究”的典型写照。与之相呼应，在行政性期刊评价体系的误导下，基于提高期刊影响因子和引文率、保住和进入某种“来源期刊”的功利需要，诸多学术期刊也耐不住寂寞，坐不住“冷板凳”，变得浮躁起来，抛开几代期刊人辛苦积累起来的那点风格特色，纷纷聚焦于所谓“热点”、“显学”，争相刊登在选题上具有“猎奇”色彩但缺乏学术性、历史感的短平快的热门文章，有意无意地无视甚至排斥基础性学科和传统学科的研究，拒绝虽然下了功夫但选题“陈旧”、冷僻且被引率低的真正的学术文章。学术期刊的这样一种错误导向，进一步助长了学术研究界的浮夸、浮躁的不良风气，同时也使学术期刊跟在期刊评价体系后面亦步亦趋，丢失了应有的独立自主的学术品格和个性，更丢失了引领学术潮流、发掘学术人才的自主鉴别能力。甚至致使传统学科、冷门学科的作者，患上发文困难的“焦虑症”，为了生计，不得不去打一打“擦边球”，“挂着羊头卖狗肉”，发一些与其专业研究无甚关联、但却能够解决切身生存问题的应景文章。
学术期刊界这种急功近利的不良办刊风气，对于一些老牌学术期刊的学术定力，确实是一个严峻考验。比如有这样一本以传统人文学科为特色的学术期刊，以其鲜明而一以贯之的厚重的学术品格，和通过学术论争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风格，而拥有稳定且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广泛的读者群，因而在海内外学界享有盛誉。但如果用单纯的学术期刊量化评价体系来衡量，其影响因子和引文率与其在读者中的口碑相比，简直不成比例，甚至有天壤之别。此种状况下，我们究竟该用何种标准来评判、定性这样一本期刊呢？这不得不说是令人心生困惑的难题。用学术影响力或“读者影响力”来看，显然，它是一本优秀期刊；但如果用学术评价体系来量化它，那它就被淹没在如林的众刊之中，什么都不是了。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的期刊排名。该数据库对期刊引用频次、影响因子、被检索次数、文献发表速度等计量指标进行统计和综合评价，发布“中国期刊综合评价统计分析报告”。由于该评价体系以定量评价为标准，因此，一些以人文学术研究为侧重、在受众中拥有良好口碑的老牌学术期刊，纷纷“落马”，甚至被挤到二三百名之后。相反，那些投其所好、按图索骥地操作数据的无名期刊，却排名“显贵”，位居前列！
须知，量化不等于科学。现行以量化指标为主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唯引文率为主要指标的“影响因子”是从，因而，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一元性的评价体系，就像一把“一刀切”的剃刀，一刀下去，割除的，恰恰是学术期刊的个性、独特性、严谨性；而它所客观鼓励的，恰恰是学术研究应当力避的功利性、浮夸性，甚至是投机取巧，不正当竞争，因而严重恶化了学术期刊界的学术生态。真搞不明白，这样违背常识的期刊评价体系，有何科学性可言？又有何存在下去的真实价值？
繁荣学术，服务读者，乃学术期刊的持久生命力所系，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唯一正途。坚持以学术为本位的办刊方针，走自主办刊之路，方是学术期刊恒久不变的立身之道。但在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年年公布量化指标、三两年就对来源期刊进行评价筛选的机制的逼迫下，容不得学术期刊扑下“身子”扎扎实实地练内功，搞长远规划，发纯学术文章。诸多期刊都在“只争朝夕”，投其所好，按图索骥，按照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路数“刷数据”。这其中，不乏急功近利者，试图通过抓取现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漏洞来讨巧、走捷径，“一举成名”。更有甚者，拿着期刊声誉当儿戏，人为“制造”、抬升本刊数据，几至不择手段的地步：或纠集三五家期刊搞“互引联盟”；或给作者下“引文指标”，超额完成者许以金钱“奖励”。所有这些做法，对于提升期刊数据，无疑会有一时之效，但这毕竟不是学术期刊可持续发展的正途，经不起期刊史、更经不起学术史的检验，欺瞒不过业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眼睛，更令视学术为生命、洁身以自好的办刊者所不齿。
说老实话，除去自我约束，学术期刊也需要外部评价的规范，学术期刊的成长与发展，是内在质量的提升与外在规范和评价相约束的共同结果。因此，它离不开外在规范和评价的约束。但是，外在规范和评价的约束，必须以顺应学术期刊成长的普遍规律为前提。顺应这一规律的外在约束和评价，就是合理的、优良的规范；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规范和评价，应予坚决摒弃。
目前看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逐步觉醒并试图找回丢失已久的“自我”，试图跳出期刊评价体系的束缚，脱离开期刊评价体系的指挥棒，转而走“质量立刊，特色立刊”的内涵式期刊发展之路。但在学术期刊的独立法人地位尚未确立的背景下，学术期刊还要向“上”负责，还要拿量化指标给自己脸上贴金，因此，企望学术期刊完全跳出量化指标的束缚和绑架，而不与之“眉目传情”，无异于痴人说梦。从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来看，无疑已经到了需要管理部门予以正面回应的时候了。
3. 是以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体系为办刊标准，“唯上办刊”，还是尊重办刊规律，以广大读作者的学术诉求为办刊标准，为读作者办刊。
这里涉及到办刊的最终目的的大问题。这些年，由于行政评价体系的强力介入，学术期刊的办刊思路和办刊规律被严重干扰，办刊目的被严重扭曲，在带有计划色彩的各种行政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学术期刊日益远离读者，远离服务对象，陷入了“唯上办刊”的窘境，这无疑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大忌，为致力于推进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期刊人所不乐见，而这也恰恰是当前学术期刊界所面对的最大困境。以至于本来不是问题、也无需讨论的“办刊目的”问题，在学术期刊界也出现了认识上的模糊。
学术期刊为谁而办？谁是期刊品质的最终评判者和评价标准？是主管行政部门，还是同行，抑或广大读作者？在目前虚浮纷扰的办刊环境下，这个问题确有讨论的必要。质言之，这涉及到学术期刊以谁为办刊目标、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必须明辨之。
以主管部门的行政性评价为标准来办刊，围着它的指挥棒转，可能的结果，就是以牺牲期刊的特色和风格为代价，来满足千篇一律的“格式化”的评价标准。“格式化”的评价标准，如转载率、引文率、基金论文率、海外文章刊载率、刊文获奖率、“五个一工程”刊文率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甚至要求统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老实说，这其中有些指标是难以统计的，如文章获奖率，这种信息，作者并不回馈给学术期刊；有些指标要求是不尽合理的，如基金论文率、海外文章率、文章获奖率、“五个一工程”刊文率，这些“率”高，并不必然意味着所刊文章的学术水平就高，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正相关性。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对指标体系的穷于应付，极大地牵扯了期刊人的办刊精力，淡化了期刊的自我品格和刊格；另一方面，使得学术期刊两眼只盯着行政性评价标准，亦步亦趋，久而久之，期刊与主管部门的关系密切了，与读作者的距离却疏远了，失却了办刊的本初目的和价值追求。如此，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为读作者服务的目标诉求，就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忽略和削弱，繁荣学术事业的办刊目的也就出现被异化的危险。
三
读作者的评价是检验学术期刊质量的最终标准，这是谁也无法更动的办刊规律。广大读作者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秤，他们鉴评一本学术期刊品质的优劣，并不着意于那些外在指标；他们唯一在意的，是期刊内在质量的高下，和是否具有独到的品格。所以，期刊评价的最终标准，也是最为客观的标准，还是掌握在读作者的手中。
有人说：“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这句话是一个写作者对读者共鸣的重要性的极为深刻的认识。其实，对学术期刊的编者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套用一下这句话：编者将一本期刊编辑完成并如期出版，并不等于这一期的完成，真正完成这一期的，是广大的读者。
学术期刊的成长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本优秀期刊，它之所以优秀，全赖于它恒定如一的学术质量，这具体表现于它一以贯之的学术严谨性、学术原创性、学术引领性，以及始终如一的学术风格和气质，也就是它的刊格。这后一点至为重要。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包容着前三者，更重要的是，它使一本期刊，有了不同于他刊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陈寅恪先生曾经就完美的人生追求说过这样的话：“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移植到学术期刊的理想追求，是否可以这样表述：“独立之刊格，思想之园地。”这应当能够为期刊人所认同。作为学术期刊的创办者，谁都会怀有这样的抱负，以使自己的期刊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但在很多时候，这只不过是期刊人的一厢情愿。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同，那得由社会的真正代表——读者——说了算。读者是检验期刊学术质量的唯一标准。学术期刊的办刊目的，在于通过为读者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服务读者，推进学术事业的发展。毫无疑问，读者就是期刊的上帝。⑥
读者的评价，是学术期刊办得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云门现代舞”的创立者、台湾作家林怀民，被誉为“当代台湾最重要的活文化财产”。面对社会的同声赞誉，林怀民总是谦卑地说：“我心中最严苛的评论家，不是《纽约时报》，而是老百姓，他们才是我取悦的对象。”⑦说明的是同样的道理。
怎样理解读者的诉求？其实，最切近的办法，就是编者以己心度人心，推己及人，揣度读者的心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换个角度看自己，你就是读者。作为编者，你喜欢读到什么水平的文章，读者就喜欢什么样的文章。你不忍卒读的烂文章，读者同样弃如敝履。在这一方面，《读者》创始人之一、原副主编郑元绪有深切体会：“每当有年轻的编辑问我怎样才能真正地了解读者时，我便给出偷懒的答案：你就是读者。读者喜欢什么，问你自己好了。”读者虽然是个群体，但并不抽象，它由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体所构成。如此说来，“一本杂志就只编给一个人看”。按照李频先生的看法说来就是：捧读这本杂志的就是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去群体取个体，才能更真切实在地揣摩读者需求。⑧
区别于一般期刊，学术期刊的独特之处，既在于它有相对固定的作者队伍，又在于读者和作者的高度重合性。这些作者和读者因为相同的学术偏好和趣味，不期然地聚集在他们所钟情的、具有鲜明的学术风格的某一学术期刊周围，为其提供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相对稳定的稿源。就此而言，学术期刊无疑具有在读者中发现作者、培养作者进而赓续学脉的重要使命，而这正是学术事业得以传承与繁荣的最为重要的人才保障。这就给学术期刊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那就是要时刻关注学界动向，关注学术共同体的所思所想。在这里，作者与期刊之间实则是一种互动共生关系，人以刊名，刊以人名。20世纪50年代的《文史哲》杂志，正是团结了一批稳定而高质量的作者队伍，才成就了它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极一时之盛。像吕振羽、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童书业、王仲荦、陆侃如、冯沅君、李泽厚、庞朴、何兹全、李希凡等等大家名流，风云际会，蔚为壮观。这些作者在《文史哲》杂志一年发多篇文章，甚至同期发两篇文章，是常有的事。如此稳定、齐整而敬业的作者队伍，成就一本学术期刊，岂不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而他们之所以长时期稳定地团结在一本学术期刊周围，与之结成有机共同体，端在于期刊一贯坚持学术为本的办刊宗旨，以及期刊与作者之间的深刻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同声相契，同气相求。
已如前述，在学术期刊生产与传播系统之中，作者-编者-读者三位而成一体。其中，作者与读者在身份上又是相重叠而一身二任的，因此，读者和作者的口碑式评价，才是对于学术期刊的最为真实、最为有效、因而是最为本质的评价；进而，由于读作者的一体性和学术上的专业性，以读作者为主体的评价，也才是最为科学、客观和权威的评价。
由此可见，期刊评价的最终标准，也是最为客观的标准，就掌握在广大读作者手中，而不是也不应掌握在各色外在评价体系的手中。换句话说，广大读作者，才是学术期刊办得成功与否的最终鉴评者，最应当拥有对于学术期刊的评断权。因此，欲提振学术期刊的质量，鲜明学术期刊的风格，深化学术期刊的底蕴，学术期刊界在办刊方针和宗旨上必须拨乱反正，形成共识，尊重办刊规律，找回被我们丢失已久的学术期刊的本质，把广大读作者的学术诉求作为办刊的首要甚至是唯一标准，唯读作者的马首是瞻，唯读作者为取悦对象。顺理成章，我们所应大力倡扬的，应当是以读作者为主体的定性评价以及相应的定性评价体系，再辅之以定量评价手段，形成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的科学合理的评价系统。这才是我们所期望找到的，回归真实、回归科学、回归本质的学术期刊评价正途。惟如此，方能求得学术期刊繁荣学术事业的本初目的；惟如是，学术期刊办刊人才能够自觉排除外部干扰，扑下身子，扎扎实实，一门心思地修炼期刊的学术内功，追求鲜明的期刊风格，找寻适合期刊自身条件的学术生长点，打造各具特色和个性的学术期刊品牌，以赢取更多读作者的青睐。⑨在此氛围下，那些挣脱了外在评价体系的束缚而轻装上阵的学术期刊，那些既坚持学术为本，又以思想为魂的风格鲜明的佼佼者，乘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东风，假以时日，必将因其至纯的学术诉求，而成长为大刊名刊，乃至忝列国际性学术期刊阵容。其实，一些率先洞悉量化评价体系之弊的学术期刊，已经冲出对于量化指标的迷思和崇拜，挣脱量化体系的束缚，超越量化评价，一身轻松地去大胆追求自我和个性了。
当然，一方面，学术期刊要端正办刊动机，清晰地定位办刊目的和服务对象，而不应拿学术期刊的声誉和严肃的学术研究当儿戏，去迎合一些外在的、虚浮的指标。正如前文所言，一些有独立品格和见识的期刊主编，已经洞察到量化评价体系的“不靠谱”，能够起而抗争，顶住量化评价体系的如山压力，我自岿然不动。但谁又能够保证，继任主编仍能面对量化评价压力，不会低下那颗本应高昂着的头颅呢？这正是令人极为忧虑之所在。另一方面，也需要学术期刊界的自治组织和共同体，从维护期刊界的共同声誉和形象计，制定必要的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自纠，坚决剔除害群之马。而当前最为根本和迫切的任务，是吁求有关行政与业务主管部门，多多倾听学术期刊界的声音，以创造良好的办刊环境，塑造良好的办刊生态。此一方面，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有诸多工作可做。比如，删繁就简，彻底清理杂乱无章的学术期刊评价系统；比如，尊重学术期刊的成长与发展规律，减少各种行政性评比和评奖活动，力避行政部门对于学术期刊成长与发展过程的干扰；比如，果断剥除民间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官方外衣，恢复民间评价体系的本来面目；再比如，降低学术期刊量化评价指标的权重，相应提升学术共同体之定性评价指标的权重；更可以适当延长考核与评价周期，让学术期刊充分地休养生息，苦练内功，合乎期刊生态法则地自由成长——君不见，来自各部门、各层次名目繁多的考核与评价，已经让学术期刊从业者不胜其烦，分身乏术，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本该全情投入的正业本业了。
是时候恢复学术期刊及其评价的本真面目了！
1 这四个方面与学术期刊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是于2010年6月4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专题研讨会的主要议题。
2 在2007年10月20日举行的“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首发式”上，多位学者对大学学报的现状提出了批评。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在发言中称，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在随后的学者发言中，多位教授对此说法表示认同。《高校学报已成学术垃圾产生地专家称应追求独立》，中新网－科学时报，2007年10月31日，http://www.edu-hb.com
3 李清：《大学学报成学术垃圾场？》，广州：《广州日报》，2007年10月22日。
4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5 在2014年十月份于昆明召开的全国高校网络专刊战略发展研讨会上，《新华文摘》前任总编张耀铭先生发言认为，学术期刊编辑有三种不同境界。第一境界：文字编辑，有一定的功底、审鉴能力，可完成论文的编辑加工工作；第二境界：策划编辑，应当是学术进展的追踪者、各种资源的整合者、重大选题的参与者、学术论文的优化者、重要学术成果的推广者；第三境界：学者型编辑，应当是学有专长的研究者，要有相应的眼力、判断力和洞察力，能够与学者对话，并在相关学术领域有一定的话语权。有论者把学术期刊编辑的主体追求，概括为“求真、求善、求美”三重境界（赵健杰：《求真求善求美：编辑主体追求的三重境界——以学术期刊编辑工作为视角》，北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在笔者看来，真、善、美三者是个有机统一体，不可割裂。因此，在“求真、求善、求美”之间，无境界高下之别。
6 刘京希：《读者是检验学术期刊质量的唯一标准》，长春：《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25页。
7 单米：《林怀民的云门“舞蹈之桥”》，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8月26日。
8 李频：《郑元绪如是说》，北京：《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27日，第3版。
9 刘京希：《读者是检验学术期刊质量的唯一标准》，长春：《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25页。
来源：《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3期
作者简介：刘京希，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副主编，教授。济南,25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