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1日第二届“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的第二分论坛环节，专家学者聚焦全球化时代中国智库如何实现国际化与多元化的发展。
分论坛二｜智库的多元化与国际化
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代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方向之一。中国智库如何能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在第二届“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的第二分论坛环节，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会明研究员的主持下，五位智库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智库的多元化和国际化进行了充分探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就“智库的国际化与前景”这一话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认为，目前全球治理正面临诸多新变化与新挑战，这包括：全球治理的领域扩大化、多元化和碎片化；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流散；大国之间的矛盾频发，如中日东海问题、美欧日与中俄之间的博弈；多边治理不断被削弱，各国联合抱团所形成的“集团化”成为全球治理的趋势。另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治理进入改革期，全球性峰会崛起；区域官方经济治理合作平台机制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结构调整与改革；区域治理面临新挑战。在此情境下，由于国际化智库的研究领域、研究视角、人才队伍、传播方式及影响力都有国际化特征，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愈显急迫。谈及中国智库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她提出中国智库应通过积极开展二轨外交，加大对全球治理的探讨、反对逆全球化潮流、关注多边治理机制、跟踪国际大事件的走向、积极展开公共外交、加强与国际对话以及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关注全球未来发展等方式参与全球治理。最后她提出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对推进全球治理的建议：加大支持WTO力度，推进多边贸易体制运行机制改革；加强各国民间组织的联系，实现多层次合作；推进FTAAP建设， 促进TPP与RCEP的融合；形成全链条双边自贸区网络，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加强对“一带一路”多边/双边合作机制体制建设；增加对国际谈判框架、谈判范式、谈判规则的研究，充分发挥国际型智库在全球治理中的优势等。
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察哈尔学会国际传播委员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周虎城在回应“智库国际化与前景”话题时，以“旋转门制度”为切入点，对中美智库进行了比较。在美国，以布鲁斯金学会为首的各类智库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大量“旋转门”，但在中国民间智库、社会智库与体制内的“旋转门”并不多见。现在有些智库建立了博士后工作站，有了旋转门的可能，但是空间很小。大量的学者、研究人员没有勇气到民间智库中去做全职工作，但是如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对整个社会智库、民间智库的发展将大有砥砺。此外，我国智库数量虽多，位居全球第二，但美国智库更精，不过这次美国大选给美国主流智库、媒体爆了冷门，可以说这是大众政治对精英政治的反叛，这说明当今世界政治的脉搏正在发生变化，这对智库研究也提出了很多挑战。最后，他就全球的治理创新是否有中国的空间进行了论述。以往美国的智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很多作用，现在整体国际秩序发生了改变，在强调比较优势的今天，我们可以提炼一些中国治理经验与他国分享，同时也把别国的经验与中国共享，来推进彼此的发展，他呼吁形成国际的文明对话，打造一个国际智识共同体。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柯银斌根据自己所做的10家企业智库的调研，并发表了题为《企业智库的多元化发展》的报告。他指出企业智库的法律地位有两种：一种是公司的内部机构，如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和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另一种是独立注册的独立法人，如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而企业智库的核心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及研究方法资源。企业智库的人力资源基本是三种情况：一是全部专职专家，如富士通综合研究所、长谷工综合研究；二是基本是兼职，专职很少，如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三是全职和兼职都均有，比如阿里研究院。在研究方法资源方面，智库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如阿里研究院的“三明治”研究范式可以归纳为“顶天立地”、重构中间层。“顶天”是要通过案例、大数据等方法了解、把握商业活动的前沿实践并以此为各项研究的现实基础，“立地”是要深入理解各学科的尚未动摇的根源性知识并以此为各项研究的理论指导，重构中间层是不断推出新的应用理论和商业模式。在智库核心活动方面，他借鉴企业价值链理论，提出企业智库的价值环模型，即研究、交流与传播密切联系，中国有些智库这三个环节存在脱节现象，推荐法国万喜公司的企业智库“城市工厂”研究—交流—传播的“三位一体”模式，即研究与交流的结合、交流与传播的结合及传播与研究的结合。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鸿武从非洲研究院的发展经历，阐述了自己对“高校智库”建设的看法。刘鸿武认为，国家领导人对智库建设的期待与要求是让智库的“想法”变为领导的“说法”；让智库的“文章”变为上级的“文件”；让智库的“谋划”变为组织的“规划”；让智库的“言论”变为社会的“舆论”；让智库的“对策”变为党和政府的“决策”。这种转换有一定的困难，以往教授们很少与政府社会有交流，但现在中国高校中五六十万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怎样与国家社会的发展有机结合是高校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教育部对高校智库的理解，高校应建立一流的有特色的学科，从而支撑特色的智库。高校智库应具备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等功能。由于人才济济是高校最大的特点，刘鸿武认为高校智库最终应主要发挥战略研究、人才培养的功能。刘鸿武还表示，目前中国智库到了关键时期，一是前30 年我国基本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最近几年可能会实现转型，中国问题的发展一定要和世界问题的发展联系起来，特别是带动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从前我们注重要素推进，如投资、贸易，现在则是思想、知识与中国经验越来越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前沿阵地。国际问题研究要与政府联系起来，努力做到“国家用得上、部里离不开、建议靠得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会明研究员以其自身的研究工作为例，阐述了对“专业化智库的理念与实践”的理解。他认为，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智库研究、包括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政策研究，应特别强调“政治性、战略性、前瞻性与开放性”。智库即思想库的思想产品要达到“有特色、有影响、有价值”的标准。要实现智库的专业化，政策研究的战略性、思想产品的有特色是最根本的条件之一。国外对智库的分类有多种，其中包括“以举办会议为特长”的智库，如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等；有“以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为特长”的智库，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要由区域研究所构成，如美国研究所、俄罗斯研究所、欧盟研究所和日本研究所等，还有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所，如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和海洋研究所。研究院主要为国家出谋划策，以“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自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注重把握国际大势和动态，做到智库的专业化发展。
（来源： 紫金传媒智库 ，201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