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胡培兆：中国经济学要说自己的话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我国要构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必须坚持以中国为主题，结合国情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做好自己的文章。
中国自古就有深厚丰富的经济思想，许多后来影响广泛的经济思想都能在中国找到渊源。比如，《大学》共十章，其中论及理财之处很多，故而有“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其中讲“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与后来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里论述资本用途时说的“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是近似的。又如，上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者泷本诚一在《欧洲经济学史》一书中指出，重农学派和近代经济学的思想根源出自中国，而非发祥于法国和苏格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可见，古代中国的富有与当时先进的经济思想密切相关。
然而，我们目前的经济学建设却比较滞后，与我们开创性的经济实践和成就不相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一些学者陷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框架，没有完全做到独立思考、弄清问题实质、作出切中肯綮的理论分析，没有说出自己的话。
以金融学为例。当今世界金融领域的头等大事就是治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尽快推动全球经济复苏。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金融业利欲熏心，热衷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与炒作，以致信用支付的链条越拉越长越脆弱，杠杆率升高，最终全线断裂崩盘，殃及全球经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0年出版的《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沉没》一书中指出，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金融制度尤其是银行体系背离核心功能（为生产者与消费者融资贷款）走得太远。现在美国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机构以吸纳储蓄并将其贷给生产企业为主业，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都为实业服务，由此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可在这以后的几十年里，金融机构偏离了“正业”，产生了“经济金融化”的痼疾。密歇根大学教授杰拉德·戴维斯把过去金融围绕实体经济运转演变为今天实体经济围绕金融运转的现象称为产生危机的“哥白尼革命”，用以生动展现这一演变带给整个经济发展的颠覆性影响。
“经济金融化”成为产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货币拥有了在市场上购买一切的魔力，它就成为财富的象征，使那些重利轻义者陷入货币拜物教泥潭。无限追求货币财富自古以来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其危害更大，会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性的危机。为此，必须重视对金融业的治理与监管。然而，很多国家把政策重点放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上，这是因为没有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框架。独立思考不难发现，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率递减的情况下，应把货币政策重点由量化转移到“质化”上，即合理配置货币的使用功能，让金融业回归借贷主业，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疯狂地搞以钱生钱的虚拟游戏，制造更多更大的泡沫。只有让金融业回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才能既扩大有效供给又扩大有效需求，进而促进就业、繁荣经济。中国金融学研究者应抓住如何让金融业回到服务实体经济轨道这个问题另辟研究蹊径，深化研究，说出自己的话。
（作者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教育部社科委经济学部召集人）
2 张卓元：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主线一般指贯穿理论体系始终的主要线索，它决定理论体系内有哪些重要范畴和标志理论体系独特性、层次较高的规定。马克思《资本论》的主线是资本剥削劳动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组织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时，曾提出要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方法展开论述，并以“最小最大”即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全书的主线，主张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对生产和流通的调节作用。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无疑是标新立异的有益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引入市场机制，1992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迅速起飞，1979年—2015年的年均经济增速达9.6％，创造了人类社会经济长时期快速增长的新奇迹。实践证明，根据我国国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有效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核心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以往的市场经济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传统的经济理论都认为市场经济是排斥公有制的，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否定了这一理论。我们找到了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股份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为现代股份公司，实现了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有机的、相互渗透的。一方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要通过股份制等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允许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存在和发展，形成多元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适应社会主义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目标。总之，要努力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各自的优势很好地发挥出来。
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难度不小。比如，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一个难度不小的课题。又如，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确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过此后20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实现了股份制改革。同时，现代企业制度仍有待完善，不少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还要推进股份制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些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还不能很好履行公司法规定的职责，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有待健全。还有，怎样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导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上来，难度更大。对此，应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财税的再分配功能以促进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完善各项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包括精准扶贫、全面脱贫等。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推进这种有机结合中不断完善和成熟的，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因此，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形成逻辑严密、结构有序的理论体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3 陈宗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它与西方供给学派在基本内容、产生背景、所针对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方面都有本质不同。这些区别也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
理论内容：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
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信奉萨伊定律，即相信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主张刺激供给侧以实现充分就业、消除通货膨胀、达到经济均衡；二是批判凯恩斯主义，否定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假设，主张市场自动调节，反对政府干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
产生背景：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
西方供给学派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阶段，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主要变量都已经达到最大。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产生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发展阶段，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变量大都处于发展之中，是在经济规模还在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讨论侧重供给侧还是侧重需求侧管理问题。具体来说，经济背景主要有以下不同。一是人口增长态势不同。人口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边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规模还未达到顶峰，仍然拥有人力资源优势。而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早已越过峰值，进入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人口和劳动力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二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则此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很可能接近枯竭。近30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有很大改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三是城镇化程度不同。城镇化率从人口区域结构变动角度决定经济规模边界，其制约作用是综合性的。我国城镇化还远未完成，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6.1%，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约40%，这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仍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西方供给学派完全不适用于我国国情，中国的经济实践只能由中国的经济理论来指导。
解决的主要问题：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西方供给学派产生时面对的主要是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难题，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时发生、失业率高企。凯恩斯主义等需求调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催生了西方供给学派。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的问题与之迥然不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扩大有效供给，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增加值质量和财富含量不同。同样新增1亿美元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发达经济增加值中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比我国经济要更高些。二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在新产品的配套水平方面有差别。一些新生产产品因配套不全而无法实现实际消费或在生产中难以被使用，增加了库存量。这是我国经济中库存量大大高于发达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我国重型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轻型经济结构不同。我国经济相对而言还是属于重型、汗水型、资源消耗型。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5%，而发达经济体通常达到70%以上。四是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和供给产品的丰富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我国作为后发经济体，目前还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而且供给产品的品种、款式、功能等丰富程度较低，消费者的选择性较小。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供给为目标，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这从根本上不同于植根于富裕经济基础之上以消除“滞胀”为目标的西方供给学派。更何况，西方供给学派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国家的“滞胀”问题。
政策思路：用改革的办法释放要素潜力、推进结构调整
西方供给学派认为“滞胀”的产生主要是政府对需求不当干预的恶果。他们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主张政府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供给，认为减税可以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总量均衡。西方供给学派对市场的迷信并不科学，其治理思路和方法着眼于改变调控方式。与此不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在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主张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将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所包含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以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在改革中需要抓住一个基本线索，即投资体制改革，确定投资方向、激发投资主体活力、增加各生产要素的有效投资量。同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加快企业体制、教育科技体制、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上述理论特色，决定了这一改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必将产生持续健康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理论，2016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