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辜负时代 推动理论创新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迎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笔谈
4月8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将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是时隔7年后，上海市社联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社会科学学术性群众团体之一，上海市社联已成为党和政府与社科理论工作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成为市委、市政府的重要智囊团，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成为普及宣传社科知识的重要平台，为推进理论创新，繁荣发展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如何不辜负这个时代，更好地发挥社联学术社团管理的枢纽作用，更好地搭建理论创新、学术交流平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成为摆在上海市社联面前的重要任务。为此，《解放日报》、《文汇报》分别辟出专版，刊登上海市社联部分学会会长的文章，回顾各学会走过的历程，总结各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经验，为新时期社科理论的发展指明方向。
承担起时代所要求的思想任务
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 吴晓明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一方面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相联系，另一方面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与成长相表里。就学术的方面而言，没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所谓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应当被理解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而形成这个阶段的转折点目前正在出现。
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们既面临着学习的任务，也面临着思想的任务；而在特定的转折阶段，思想的任务将更为繁重。既然哲学是思想之事，那么，哲学便尤其不能规避如下的思想课题：比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怎样的前提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其本质的规定和特征是什么？它又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
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都有其自身的发展经历，而几乎所有发展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的学术都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即逐渐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从而提出它的“自我主张”。毫无疑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不以获得这种自我主张为根本前提。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性在其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利”，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是普遍地进入到一种“学徒状态”中去了，并由此而开展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学习进程。这一学习进程是如此波澜壮阔和成果丰硕，以至于我们对它的积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太高。然而，要表明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并不是无谓的，要表明由之而来的一切将成为一种意义深远的积累和酝酿，中国学术就必须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中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从而坚定地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要言之，在这种“自我主张”还根本没有出现的地方，就谈不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不可能构成在此基础之上的学术话语体系。
这种学术上的“自我主张”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孤立主义或民族主义。毋宁说，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经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但除非它能够赢获其“自我主张”，否则，便只能在这样的艰苦锻炼中被压垮。黑格尔在谈到希腊文明及其学术时说，希腊人既背负着自己的传统，又面对着强大的东方外来文化；正是通过“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才产生其现实的活力并开辟出它的繁盛时期。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根本不拒斥外来的东西，并且唯因其“自我主张”而保持其自觉的和积极的对外开放。
除开上述那些形式的前提和要求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还有其根本的实质性规定。这个规定是：其学术在总体上要能够深入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并以切中现实为旨归。所谓“现实”，不只是单纯的实存，即可以通过知觉直接给予我们的“事实”；按黑格尔的说法，现实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因此，切中现实意味着很高的理论要求，并且唯有通过批判地脱离本质上是主观主义的“外部反思”，方才能够达成。“外部反思”从来不深入于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它只是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只有从“外部反思”的主观主义中彻底摆脱出来，才可能以切中现实的方式来把握“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只有能够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基于这样一些问题领域，哲学学会将以一个综合的规划来凝聚近期的研究目标，通过哲学各二级学科的参与以及以问题为导向的合作，也通过多种形式的论坛、征文、工作坊和项目，使这一问题领域的研究得以持续地展开和不断地深化。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哲学学会要能够承担起时代所要求的思想任务，从而以自身的方式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
聚焦重大问题，建设智库型学会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 周振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智库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经济学会在上海市社联领导下，紧紧围绕国家和上海市委、市政府重大问题，团结学会会员，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积极探索学会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为党和政府重大决策发挥智库功能。
一、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发挥智库型学会决策咨询功能，大力提高学会的政策影响力。
上海市经济学会是一个具有较长历史的学会，是具有扎实经济学研究力量的学术平台。近几年，学会发展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注重发挥经济学会在重大经济现实问题和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方面的优势和功能，推动学会从学术研究平台向决策咨询功能转变，培育经济学会的智库服务功能，挖掘学会会员在政策咨询方面的能力，引导学会和会员围绕国家改革开放前沿问题、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和科创中心建设等重大战略和现实问题，积极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培育智库型学会。例如，去年学会接到中宣部委托和上海市委宣传部交办的关于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实践经验研究重大课题，迅速组织了9个专题，先后近10次赴相关区和委办局、科创中心建设第一线等，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分别撰写了9个专题研究报告；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头脑风暴开展内部讨论，就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重大问题、发展经验、初步成效等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全面的总报告，在全国率先形成了科创中心建设经验总结的研究成果，获得市委宣传部和中宣部的肯定和好评。在当前形势和背景下，通过创新发展，推动学会功能转型，发挥学会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作用，提高学会政策咨询影响力，是一个学会保持活力和动力的重要方向。
二、紧扣重大理论问题，推动学会学术创新和引领，发挥智库型学会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上海市经济学会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理论创新发展的优良传统。学会在发展中始终坚持经济理论创新和发展，大力推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近几年，学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命题，坚持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五大发展新理念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仅在2016年，学会和有关高校及科研单位联合组织研究并出版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 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政治经济学系列丛书。可以说，在上海率先开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积极发出上海经济学人在这方面的声音。推动理论创新，构建话语体系，也同样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功能之一。我们在注重发挥学会的决策咨询功能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发挥学会在理论创新和话语权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这本身也是提高经济学会作为智库，在经济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
三、聚焦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推动跨学会交流和碰撞，发挥智库型学会的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功能。
为推动跨学会的交流与合作，上海市经济学会和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联合举办“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对话高层论坛”，围绕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组织开展跨学科、跨学会交流与合作，扩大了智库型学会的社会影响力。此外，在去年中国杭州举办G20峰会的前几天，学会举办了“G20峰会与世界经济新格局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层论坛，组织世界经济专业和中国经济专业的专家学者开展对话与交流，第一时间以智库对话的方式呼应了杭州峰会，发出了沪上经济学人的声音，发挥了智库型学会的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功能。
把握治国理政思想的三个维度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 王国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治国理政”作为十八大以来政治和学术的热点词，被赋予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意义。近年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研究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取得丰硕成果。当下研究治国理政思想，无论从哪个领域、专业、角度进行，都应注意把握以下三个维度：
一、加强对治国理政思想的整体性研究，尤其要注意结构和逻辑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围绕治国理政已经形成了相对科学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从“中国梦”到新发展理念，一步比一步更深入、更清晰、更完善。任何完整的思想体系，都必然有内在的建构逻辑。对逻辑的揭示，既体现了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一种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的内在轨迹。“中国梦”是体系架构中具有目标引领的重大关键词，是指导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实践的理论的逻辑起点。“四个全面”战略的提出，是治国理政的总布局，具有战略指导意义。随后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和六中全会，分别从四个路径具体阐释了“四个全面”的内涵本质及具体落实的路径准则。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这是思想奠基和方向性的引领，将“中国梦”从目标追求到路径、方式的选择纳入世界文明视野内前沿性探索的发展轨道。此外，在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中，人民利益始终是核心的范畴。从宏观到微观，从纵向到横向，只有把握了整体性这一研究高度，才能真正梳理清楚治国理政的丰富内涵，才能研究活、研究透。
二、加强对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性研究，尤其要注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致性、连贯性的研究。
近来有学者提出，治国理政新思想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时期的延伸和发展。从党的历史上看，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也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形成了符合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治国理政新思想，这不但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时期的新体现和新拓展，也是通过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内涵。这就是非常好的历史性研究案例，通过“实事求是”将党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新发展整个激活，串联起来。我们今天谈治国理政，就要把它放到历史发展的洪流中去，放到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去，用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与联系的眼光去分析、去钻研。
三、加强治国理政思想的现实性研究，尤其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和发展我们的理论研究水平。
我们在研究中要克服本本主义，要应对新的形势和变化，把握新的发展形势，善于挖掘、善于总结、善于联系。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正发生深刻的变化。看国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观国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广阔，但发展方式粗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增速放慢、结构调整阵痛、功能转化困难交织，面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等多重任务。理论研究者应当紧跟时代潮流，坚持问题导向，并能够分析新的提法与思路与整个治国理政的关系，有哪些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与特质，有哪些是新的增长点，这些都是可以着力思考和研究的，从而不断提升和发展我们的理论研究水平。
积极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层次问题
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 李友梅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我们由此领悟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向。我国正面临新时期的经济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出现了许多新机制、新成果和新问题，迫切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重视提高自身的洞察能力、总结能力、解释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对当下经济社会转型实践的变化机制做出深刻反映。
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在市委宣传部和社联的指导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5·17”讲话精神，积极参加相关的学习交流和讲座研讨活动，对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进而鼓励各高校社会学学科联合社会学学会，以各种方式，提高交流水平和质量，推动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实质性建设。近年来，社会学学会与社会学界结合上海市哲社规划办的课题指向，围绕中国社会转型和基层治理创新，开展了一系列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形成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理论洞见并发表了一些优质成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相应的智力支持。
第一，聚焦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组织学科力量在主要领域开展深入的应用研究和理论分析。社会学学会先后组织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等专题理论研讨活动，征集了来自上海市社会学界的上百篇研究论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高质量的学术研讨，这项工作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社会从哪里来、正在经历什么、将到哪里去的实质。
第二，紧扣重大理论问题，推动基础研究和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社会学学会近年来以“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为核心主题，借助一些研究平台，召开年会汇聚英才并启发学术争鸣，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自我协调机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等深层问题，形成了更具解释力与分析效力的新型社会理论。
第三，围绕中西社会转型领域中的理论难点问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理论与西方同领域理论之间的深入对话和本土理论话语建构。社会学学会充分利用各高校会员单位的学术平台，组建了由来自全市30多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具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背景的上海市人文社科界青年学者沙龙。沙龙凭借其鲜明的以社会学为主体、多元学科相互促进的学术共同体特色，有效地开展了大量国际学术对话，拓展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全球化视野。
上海社会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构建方面不断取得一些重要进展，特别是在总结和提升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发展的经验成果的过程中，形成了重要的理论发现和学术积累，这些理论发现与学术积累都有助于持续推进我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例如，在反思支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制度与生活”的理论分析视角；在对中国社会变革与传承的特点做出解释时，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正社会”等三种现代性价值的实践探索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了我国经济社会所具有的政府主导社会、整体利益社会以及家庭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特质，进而以“中国经验”这一概念概括了我国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及其内在逻辑等。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理论储备和队伍建设还相当滞后；还没有发展出多种能面向中国现实、回答中国问题和总结中国经验的实质性的学术体系。我们将继续聚焦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研究中提出的重要理论与方法问题，加强有针对性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建设。
坚守存史、资政、育人三大使命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忻 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研究担负着存史、资政、育人三大使命，不仅具有探索真理的深刻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党的建设、党的教育，尤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史鉴的智力支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建立于1979年，是由上海高校、党校、市委党史研究室、纪念馆和有关从事党史、党建的教学和科研人员所组成。现下辖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上海市青少年党史教育研究中心、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心、韬奋研究中心、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五个二级学会。
近年来，学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精神，在上海市社联的领导下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围绕“学会工作、学科建设”和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目标，努力不负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
学会致力于党史研究、宣传和教育，积极组织各类学术活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以其理论研究的深度和构思的新颖，在上海党史界乃至全国党史界、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唐培吉、朱敏彦教授主编的《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姜德福《党指挥下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王关兴、陈挥合著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获上海市和全国的优秀成果奖。徐建刚、齐卫平、张明军等人多次获得全国和上海的各类奖项。张云和陈挥撰写的著名人物传记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学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党史研究的指导地位，组织对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研究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加强对历史、党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举办了一系列高端学术活动，突出了前沿性。积极开展上海地方党史研究。如淞沪抗战史研究，对淞沪抗战热点难点和前沿问题进行探讨；开展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研究，党的早期领导人研究、党的创建和渔阳里研究、上海地下党研究、上海解放研究和上海改革开放史研究等，突出了地方性。
学会积极发挥党史研究存史、资政、育人三大使命，作为党史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知识普及。学会历来注重党史育人化人的教育功能，积极参加市委讲师团和“东方讲坛”、“科普活动周”等活动，推进“党史进百校”、“党史进社区”，强化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组织专家常年活跃在党史教育宣传领域，坚持为企业、高校、军队、街道、社区等单位开展宣讲党史理论与革命文化教育。每年多达上百场，受众人数万人以上。从2010年至今，连续多年开展“红色印记”党史知识进百校活动。以“党史知识擂台赛”、“面对面访谈”、“红色足迹寻访”、“英雄绘画”、“祖国在我心中”等活动的多样性，加强大中小学党史教育的衔接，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为党史育人开辟了新的路径。
上海正处于加快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党史研究面对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上海党史工作者正在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题，加强党史研究和宣传教育，尤以研究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党100周年为抓手，以上海“红色源头”和上海百年来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贡献为导向，突出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党建研究，进一步把握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进一步加强“四个自信”，发挥专家学者的集聚优势，加大培养青年学者的力度，继承发扬“史家四长”优良传统，讲史德、炼史才、悟史学、明史识，从而继续为党史科学和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智库的价值追求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 鲍宗豪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智库正在成为世界各国“软实力”竞争的焦点。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智库做了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在“民间智库”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在服务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智库的价值追求，对不断提升社会智库的影响力、竞争力至关重要。
社会智库要在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中体现自身价值，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就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社会智库的积极作用，实现社会智库全球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价值追求。
社会智库的“全球化”，是指社会智库建设要有“全球眼光”（善于借鉴全球智库经验）、“全球胸怀”（向全球传播中国特色理论或参与全球治理等）、“全球影响”（形成在全球有影响的智库产品，如报告、著作等）。中国特色智库的“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但社会智库必须要有这一新的价值取向，这样才能逐渐在全球确定“中国特色”的品牌智库。
社会智库的“社会化”，是指社会智库建设要有“社会化”产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有关社会科学的“社会化”文章，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当时是从理论上反思社会科学成果：不能只是为了评职称、评奖，或成为少数人自我欣赏、自娱自乐的成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23年的“社会化”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社会智库要有“社会化”产品，这不仅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而且是全面深化改革、破解“社会现代化”难题的需要。当今人类社会均还未破解“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困、种族歧视、城乡差距等种种难题，需要社会智库高度关注，研究那些“社会问题”。
社会智库的“专业化”，是指社会智库建设，一是必须从“大而全”、“全能选手”的误区中走出来，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追求的智库均应有自己的专业领域，要“专业”和“专注”。“专业化”的智库成果，既要有严谨的学术基础，又要有很强的操作性。二是任何领域的智库都要有自己的技术工具，善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与方法开展研究，形成可靠性高的成果。如果还是固守于原有的实证方法，而不是能反复验证的“实验方法”，或津津乐道于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的实地调研，而不去分析提炼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中产生的“离散的”“独立的”“非线性的”大量数据，是很难形成具有前沿性和预测性的智库产品的。三是专业化人才，一流的思想库需要一流的思想家，包括学者以及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更需要掌握统计分析技术、预测分析技术、评价测评技术、监测与监控技术等专业化人才来传播智库产品，促进智库产品能成为政府购买的公共产品，保障智库产品的“社会化”应用。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有200多场活动，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一场思想风暴。
中国社会智库不仅其形成和发展不同于西方，而且其地位和角色正处于一个塑造的过程中。关键一点就是如何在融入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形成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策与决策咨询产品，确定自己的地位与角色。
（来源：解放日报，2017年0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