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 通讯员 王珂璐
8月22—23日，“2025年中国经学与古典学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46届年会”在山东济南举行。与会学者围绕经部文献研究、史部文献研究、古籍整理与目录研究、版本校勘研究等议题展开研讨。
肩负赓续历史文脉的使命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经学与古典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底蕴与民族智慧。对古代经典的深入研究与解读，不仅可以筑牢民族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已成为历史文献研究者的新时代使命。
新时代以来，历史文献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杜泽逊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近年来，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持完成的《朱子全书》《史记》点校本的修订，以及五卷本的《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等，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重大成果。在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担负起新时代古籍工作者的历史重任。
考古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原会长赵生群表示，齐鲁大地的考古发现，从史前遗址到三代遗存，构建出完整的文化谱系。陵阳河文字雏形、白陶鬶的鸟图腾崇拜及蛋壳黑陶等重大发现，不仅印证了文献中东夷习俗等记载，更揭示了文明要素的起源与跨区域传播，生动展现了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宏大进程。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古籍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任友群认为，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冲击传统研究模式的背景下，将古典文献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显得尤为关键。面对这一趋势，经学与古典学研究者应主动拥抱新理念、新工具与新方法，以积极的态度推动学科范式创新与转型。
系统整理中国历史文献
《清史稿》是一部记载有清一代历史的大型纪传体史书，自1927年成书以来形成多种版本。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史稿》的整理和修订一直是一项备受重视的学术工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系统梳理了《清史稿》的编纂始末及点校历程，介绍了点校本《清史稿》修订工程的起源，目前修订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以及《清史稿》三个版本之间的异同。她强调，在充分尊重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当前工作的重点是针对标点、分段和校勘记的完善进行修订。修订工程借鉴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力求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呈现出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全新版本。
《永乐大典》研究在最近20年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受史料限制，现有研究对编纂细节的考察相对薄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升通过分析《永乐大典》纂修职名及《永乐大典韵总》，进一步考察《永乐大典》书馆运作详情，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认识，为理解《永乐大典》的成书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明代政书是系统记录国家典章制度与官职权责的重要文献，系统性强、门类丰富，是研究明代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原始资料。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何朝晖围绕明代政书的编纂方式和出版方式进行了系统梳理。他以《浒墅关志》《大明通宝义》等文献为例，详细介绍了政府机构、官员及教官、乡官和下层士人等主体参与政书编纂的不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明代政书的出版方式，阐述了官府刊刻、私家刊刻、民间坊刻等途径在运作实施过程中的细节。
清华简《摄命》篇自公布以来，学术界对文中伯摄的身份有不同认识。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王化平认为，被册命者伯摄的身份为周王之子，即后来继位的周夷王。基于对西周储君教育修德、民本、进言等细节的讨论，王化平揭示出周孝王面对伯摄时的矛盾心态，进而体现出周王利用册命制度训诫官员的策略。
年会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山东大学文学院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