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应不断顺应时代、与时俱进，同时也离不开科学评价的指引和规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制度设计、公众素养、文化氛围紧密相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四位一体”科研评价体系，是新时代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建设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
推行同行评议是基础。同行评议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随着同行评议的不断扩展和广泛运用，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成本过高，评议专家负担过重、力不从心；评议结果由于非学术因素干扰引起“马太效应”而受到指责；在“人情社会”与基本诚信缺失环境下产生评价错位的现象，影响同行评议的公平公正；等等。同行评议是一种定性评价、主观评价、小同行评价，当前推行同行评议的关键是提高评议的民主性和责任意识。因此，我们应积极建立国内外专家同行评议库，制定专家评价信誉制度，探索开放同行评议和软同行评议，真正实现公平公正、规范高效的同行评议制度，发挥其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完善代表作制度是核心。科研成果是科学研究的产出和结果，也是评价学者、学科、期刊、机构、国家科研水平等的依据。但现行的一些“数量至上”“以刊评文”等简单、间接的“计件式”评价，严重扭曲了科学研究的价值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浮夸浮躁、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代表作制度是扭转这一局面的重要手段。代表作制度在国外已广泛实行，近年来国内很多科研机构也开始将其运用到职称评定、人才评价、课题申报等工作中。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仍有许多方面需要不断改进。例如，如何突出代表作的原创质量和实际贡献；面对机构、人才、课题等不同评估对象，如何实现代表作的差异化；如何科学合理地规定代表作数量、时间和形式；等等。
实施分类评价是关键。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仍然存在不考虑实际情况，盲目推崇“学术GDP”、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一刀切、简单套用等问题。我们应跳出“影响因子崇拜”，遵循“分类评价，同类比较”的基本原则。正如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在各学科领域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载体形态呈现多样性、目的性和阶段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需要进行分类评价。实施分类评价、创新多元评价方式，既需要不断完善配套制度、规范分类体系、合理评价方法模型，也需要运用新兴的信息技术，引起社会各界的认同。
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是保障。除“四唯”、破“五唯”，并不是全盘否定论文成果，也不是取消文献计量与定量指标。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最先将SCI引入我国科研评价体系，对于我国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评价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积极作用。文献计量分析具有相对客观、快捷、高效等优点。从最初的发文量、被引量、影响因子等指标，到综合发文与被引的h指数和20余种h类衍生指数，再到网络分析评价方法迭出，相关定量评价指标和方法都在不断改进。事实上，定性评价中常常离不开定量数据的支撑，定量指标也有着定性的成分。定量与定性有效结合既依赖于制度和政策，也依赖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开放共享。例如，结合语义的定量指标的创建、基于计量指标的同行评议系统的开发等。促进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还要保障评价指标和过程公开透明，包括定量指标含义、算法、原始数据的公布，以及定性评价的专家信息、评议内容、过程和渠道的开放，同时保证评价活动的独立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命周期视角下论文学术影响的形成机理及测度模型研究”（18BTQ07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