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与“立”构成了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破”与“立”中行进，这在新老事物的交替中显得更为突出。“破”就代表着破除与变革，指人们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摒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守旧的思想观念，探寻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法；“立”就代表着建设与确立，是指人们坚持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新要求，稳固树立新的理念，把握新的特征，执行新的决策。“破”与“立”是一个创新发展的永恒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就深刻地反映了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破”与“立”。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部署，其根本要求和整体思路就是要对掣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大胆地、认真细致和科学合理地“破”与“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许多人甚至是领导干部深受传统的非理性的发展思维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将物质的增加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等同于全面发展；在工作中试图以速度去化解发展中的问题，以局部的发展换取全面的均衡，以高的资源环境成本博取短期的利益，以物质的追求取代人的进步；在促进发展中不讲人本、不求全面、不遵规律、不可持续。给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带来极大遗患。我省在深入进行的“两型社会”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工程，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工程，也是一项应该在改变和改革中不断前进的伟大工程，更需要在“破”与“立”之中确保其行进的速度与方向。
一是在发展的目标上，要坚决破除唯GDP的、以物为本的发展，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的发展。我们传统理念下确立的发展目标，过分倚重于物质财富的增加，热衷于对经济总量的考核，忽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考虑；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作为丈量区域发展的核心标尺，忽视资源的、人文的、环境指标的度量；把大自然看做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可以免费索取的对象，忽视自然生态底线才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本源。在传统的发展目标指引下，我们在积累了丰富物质财富、创造了居多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付出了生态资源和社会人文倒退的巨大代价。当今全球包括我国，生态与环境问题已几乎成为第一核心压力。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攻坚阶段，按照国家的部署，我国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2030年要全面实现在信息化基础上的工业化，实现“两化融合”。后起的拥有众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用50~60年时间完成发达国家200~300年的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路程。这对于已经多年粗放发展与增长的我国而言，其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资源、生态和环境的时空压力极大。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生态的发展目标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唯一有效手段。以人为本的发展，不仅是满足当代人的发展，更是要满足人类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生态发展是以生态保护为基本，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乃是我们深入推行“两型社会”建设课题中的根本要义。
二是在发展的路径上，要坚决破除线性式、摊大饼式发展，牢固树立集约型、循环型发展。作为二战以后“非凯恩斯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最早概括出了“线性发展模式”。他当初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无一例外地都要经历若干“成长阶段”，最终达到象美国今天的“高消费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罗斯托理论的应用，导致了人们对经济“不打弯”、“不回头”的线性增长追求和对“资源—产品—废弃物”的长期路径亲睐。“线性发展模式”与我国尚不完善的政绩和经济考核机制的紧密结合，就形成今天许多地方“摊大饼式”的发展路径依赖。大规划、大目标、大手笔，依托大中城市和经济极点向外一圈圈进行摊大饼式发展成为一些地方的热衷。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产业趋同、竞争恶性等问题非常突出。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了循环经济理论，后来的学者们进一步把循环经济概括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行进路径和“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发展准则。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循环经济理论进行了很好贯彻，坚持生态、资源、资金、技术等经济要素的集约利用并取得巨大成功。我们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的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天“两型社会”的深入建设中，应牢固树立集约型、循环型的发展路径，为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提供新思路、新经验。
三是在发展的动力上，要坚决破除资源环境消耗型、外在拉动型发展，牢固树立科技创新型、内生驱动型的发展。许多年以来，“东亚式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成为我国很多地区学习的典型范式，给人均水资源、矿藏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严重偏少的中国带来了沉重负担，巨大的能源消耗带来的废气、废水与固体废弃物的排放，使我国的生态环境日益严峻。同时，这种经济增长又带有明显的外在拉动型的特点：一是其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资金、土地、劳动力三个传统要素的粗犷投入，而且最首要的要素——资金，主要来自于向外的招商引资；二是最终产品的销售和消费去处很大比例依赖于对外的出口。外在拉动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两者相互助长形成恶性循环。科技创新型经济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它是指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科技创新为主要的驱动力，以拥有自主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为着力点。科技创新型经济是突显效益和质量的内生驱动型经济。不仅如此，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与进步，我国经济整体应该由外在拉动型向内生驱动型发展转变：这不仅包括资金、技术、信息、土地等经济硬要素和制度、政策、文化等经济软要素的提供，应当以自主提供为主，也包括最终产品的消费和销售应当由外需拉动型转向内需驱动型。实现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型和内生驱动型发展，是实现经济后起的湖南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的一个重要体现指标。
四是在发展的规制上，要坚决破除政府全能型、违反规律型制度与法规，牢固构筑回归市场型、遵规守底型的规制体系。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实际上为我国今后制度与法规的改革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全能型政府本来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30多年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并没有进行“脱胎换骨”式转变。政府在市场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同时还是运动场馆的建设员、游戏规则的制定员和比赛的组织者。多重角色的定位加上利益的驱动，使政府要么疲于应付，要么转化为实际中的审批型政府和低效率高成本的政务，政府作为中的“错位”与“缺位”现象长期存在。全能型政府的主观臆断加上重要利益方的影响，一些违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违反生态环境基本规律、违反人们普遍道德良知的行为时有发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制度甚至法规的庇护。由此，遵守和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守住道德良知和生态环境的底线，把国家和政府的力量集中到国家命脉、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基础性战略性的领域，回归市场经济的本源，迸发市场的最大活力，是今后发展规制改革的前行方向。国务院近两年连续取消和下放了几百项行政审批事项，各省、部委和地方政府也相继取消和下放了众多行政审批事项，为这种转变打开了良好场面，为我国经济长效发展和我省的“两型社会”建设与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五是在发展的氛围上，要坚决破除奢侈型、浪费型消费，牢固树立健康型、节俭型消费的理念和习惯。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对“四风”的行动举措为我们指明了健康型、节俭型消费导向。勤俭节约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在“金钱与财富至上”的不当理念的驱使下，一些人摆阔、炫富的心里日益膨胀，“消费病”、“嗜新症”成了许多人特别是年青人的喜好，“黄金晏”、“史上最豪华的婚礼”等更是把这种心态推向了极致。奢侈型、浪费型消费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利于党风政风的廉政廉洁，更是会带来社会价值观念和人们心态的扭曲。可以预见，建立健康型、节俭型消费理念和习惯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一是党和政府要继续深入贯彻“八项规定”和反对“四风”的战略行动，作绿色节俭型党务政务的表率。二是生产者应当践行能源资源的梯次利用、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确保产品尤其是食品的安全和健康。三是营造全社会崇尚绿色消费、适度消费、节俭消费的强大氛围，使“光盘行动”、“半盘菜招待”、“打包带回”成为自觉和荣耀。四是建立健全遏制奢侈浪费型消费的制度法律，从源头上制止“用自己的钱，浪费全社会资源”的行为产生。这些都是我们“两型社会”建设对每个人和个体的基本目标指向。
（来源：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