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李永杰 通讯员 刘家明）3月18-19日，由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与汕头大学法学院共同举办，汕头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及地方政府发展研究所承办的第一届“比较地方治理研究论坛”在汕头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30所高校约50名专家学者和汕头大学百余名师生齐聚一堂，交流分享比较地方治理的最新研究成果。
比较地方治理研究意义重大
汕头大学副校长喻洪在开幕式致辞时指出，比较地方治理研究能更加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智慧与“中国之治”新优势，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开辟新天地。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邓剑光在闭幕式上总结认为，本次论坛拓宽了地方治理现代化领域、提升了比较地方治理研究方向的学术水平，有助于推进中国式地方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肖唐镖教授作为主办方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辞并提出，比较治理为研究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体系及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野，将中国治理纳入古今中外比较治理的视野，为民族复兴注入新活力，为中国之治贡献力量。基于比较视野的治理研究成果，有助于推动跨学科的治理学建设及其发展，推动公共管理和公共生活的文明进步。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在致辞时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大一统体制与整体性政党有助于实现国家的整体性治理，但是中国地方差异很大，大一统体制下存在诸多治理难题。因此，比较政治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地方治理研究更需要比较研究的视野。
比较地方治理研究路径多元
与会专家们或开展纵向的地方治理历史比较，以史为鉴、以古喻今；或开展地方治理的国际借鉴比较，洋为中用；或开展地方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的横向静态比较，或开展治理机制的横向动态比较，洞见地方治理差异、探寻地方治理逻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原主任、山东大学政府决策研究中心主任赵树凯教授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追溯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改变，阐释了农村改革发生的机理逻辑。指出乡村治理变革离不开中央政策的引导、地方政府的摸索和广大干群改变现状的努力，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各个层面的互动中完成的，充满互动过程的政治逻辑，对新时代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景跃进教授从历史比较视角鸟瞰中国农村基层创新的“迭代”，通过深入考察和细致比较各个历史阶段村干部小微权力的制度环境、基本情况及治理格局的变化，尝试发现基层反腐败实践创新叠加与代传的逻辑规律，进而提出基层廉政治理应坚持两个“结合”：一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制约实践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制约方式相结合，二是制度手段与技术手段相结合。通过两个“结合”，编制整合村庄微权力监督的有效网络。
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陈捷教授考察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水平和起源；探究这些价值观对中国人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陈捷教授运用2007年、2014年和2018年在中国进行的三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测量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民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自主和逐渐减少对权威的顺从”，是参与非常规、“挑战精英”的政治行为的强大动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民众的态度和行为影响表现为：那些强烈信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往往对政府持批评态度，并积极参与非常规的政治活动。随着年轻一代继续取代老一代，相信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口比例将会增加；反过来，对政府当局持批评态度并积极寻求甚至创造非常规渠道来影响政治决策的人数将会增加。
肖唐镖教授回顾了近2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并概述了诸如“简约治理”“韧性治理”或“复合治理”“运动式治理”“协商治理”“民主治理”“项目制治理”“精细（化）治理”或“情感治理”等学术概念，分析了相关概念的解释力和局限性。肖唐镖教授认为，相对于单一面向的权力或权利分析，权力与权利、政府与民众之间互动的分析框架更具系统性，更值得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周庆智教授以现代的分析性概念为参照，兼顾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通过比较分辨传统与现代的“官民共治”的类型和模式，概括传统的与现代的官民共治的共性特性，从制度文化变迁和制度转型逻辑上解释了当下治理关系，重新界定了官民共治的概念，对官民共治的现代再造与当今官吏治理产生了启发意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熊春文教授以食物体制理论为分析框架，在借鉴比较不同国家尤其是欧洲粮食体制的基础上，认为中长期粮食产需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新形势下中国粮食安全隐患凸显，中国不同地区间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在体系化视角下对不同地区分别研究，可以实施粮食产销功能区分化与地方治理差异化策略。
基层治理研究大有可为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指出，基层治理存在着结构性困局，并将其形象地描述为：“事上，一针对千线”“安下，小马拉大车”。只有依靠结构性改革，诸如科层体系内部结构调整以增权减压，基层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结构调整以激活社会，上下联动以推动党建引领、政府统筹与公民社会自治相结合，才能走出基层治理的困局。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认为，乡村治理存在社会原子化与过度行政化的双重困境，从而制约着乡村振兴与社会建设，通过比较行政吸纳与行政激活两种乡村治理模式，从权力思想、政府角色、关注重点、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机制、治理效果等多个维度对两种治理模式进行深入比较。研究认为，政府通过提供制度空间和资源支持，促进社会的原子化连接，对行政吸纳社会和行政激活社会进行有效整合。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郎友兴教授认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问题和挑战最多、困难最集中的领域。基层治理及其变革应该从政治层面检讨条块中的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由此开展了对基层治理纵向结构与横向结构调整的比较研究，主张将政治因素而不仅仅是管理因素、技术因素带入对城市基层治理的思考与分析之中，在地方政府组织结构改革中既要考虑纵向关系与纵向权力配置，也要考虑部门间横向关系与横向权力配置。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孙涛教授以政企协作、数据赋能下的物业企业参与城市基层治理为切口，探讨了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落地模式。研究主张，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存在的问题与诉求、涉及的主体与权责、物业企业的优势与资源，选择合适的城市社区数字治理模式。
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尹利民教授研究了基层治理实践中常见的一种运作模式——党政统合体制，以作为一种半正式组织运作的“调度会”为切口，分析了党政统合的县域治理实践策略及运行基础。
本届论坛也精选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成果。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开云教授从理论、现实、发展三个层面阐述了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应然逻辑，并指出，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富的实践面临观念、结构、分配等方面的多维困境，需要通过经济路径、福利路径和道德路径三位一体协同治理，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实质性不断迈向共同富裕。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王小军教授基于赣北某乡领导班子换届的案例，发现任职流动存在的三种隐形阶梯——岗位阶梯、乡镇阶梯、进城阶梯及其嵌入显性晋升的作用机制，从而能够突破乡镇吏治中的科级天花板效应。汕头大学法学院侯光辉教授构建了技术—制度—社会网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考察了技术赋能背景下基层治理机制的嬗变过程，以检视行政下沉与自治适应的互动逻辑。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赵守飞和云涛通过两个村庄的对比分析，发现村干部是乡村振兴的引擎和助推器，市场化程度与乡村振兴水平正相关。南京大学苗红娜副教授分析了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因。南方科技大学的苏娇妮等深入探讨了共建型社会资本在中国社区治理中的功能。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龚宏龄副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不同历史语境中农村“一肩挑”概念的嬗变过程，发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逻辑，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耦合。汕头大学法学院刘家明博士和王利平博士则分别讨论了政府为基层治理搭建多边平台的治理策略和剖析了社区精细化治理的“针灸”治理路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