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等机构举办的“认知、语言与意识”高端论坛在杭州举行。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丰富思维意识认知路径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韩水法表示，认知、语言与意识是当代哲学的基础，对认知、语言与意识的研究也形成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的哲学基础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研究进入世界前沿的必由之路。
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提出了将主体性建立在先验的知识结构之上，调和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培根的经验主义，对西方哲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林合谈及《纯粹理性批判》（新版）翻译工作的体会，从分析哲学进路角度对康德进行了解读。他表示，按照康德的讨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推论并不成立，“我在思维”本身就包含了“我存在”的意思，因此，这两个命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同一个命题，是一种语义重复而非推理。“我在思维”包含着或者确定或者不确定的知觉或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经验命题。
智能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混淆，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再次受到哲学界的关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丁三东认为，如果我们把“智能”理解为最古老的生物就已经具有的一种或多或少地主动的信息处理和活动应对能力，那么一切生物皆有智能。地球生命演化史造就了三种智能，预置在遗传信息中的“智能1”和通过经验学习的“智能2”以过去和当前的时间为维度，通过漫长的积累和发展造就而成。人类语言的诞生带来了“智能3”，打开了未来的时间维度——人类以语言为载体，不断创造出新的思想观念，并基于它们的指引创造出新奇的器物、制度与生活方式，在整个人类之间实现文明共享。凭借这种智能，人类在适应环境的同时，还可以主动地改造自然环境，创造人工环境。如目前风靡世界的人工智能模型ChatGPT，尽管其目前运行、生成的语言还是人类自然语言，承载着人类的社会—历史文化，然而，未来如果机器智能创造出基于自身社会—历史的语言符号，并以远超人类的速度实现符号指示的创造和演化，同时这个过程经受了与物理世界的互动和受到物理世界的筛选，则机器很可能会演化出与人类“智能3”不同的机器“智能3”。届时，“人工智能”这个命名将仅仅标示了机器智能演化谱系上的祖先。而这两种具有“智能3”的存在者会有着怎样的关系，目前还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
推进语言认知发展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意识的物质外壳。人类语言的诞生与发展，也成为推动意识丰富变化的有力引擎。在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研究员李忠伟看来，意识的内在本质结构是意向性，即一般来说，意识都是“关于……的意识”，指向着对象。人类意向的本质特性包藏着思想自由、能够客观构建知识、控制与自由等独特的人性奥秘。通过反思分析揭示意识的意向性结构及特征，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基础。李忠伟提出，人类意向性的生成，是人类自然的思想发育和语言发展的自然结果，人类成型的意向几乎都是语言性的，思想—符号是不可分割的意义整体。反思方法能让我们获知意识的意向性结构及其诸多本质特性。但这种描述大多是静态的，它能展现意识的本质结构，却无法说明这些结构的起源。我们也不能因为在反思到意识时，由于其已然具有意向性结构及各种特性，就认为意向是人类意识生活固有的内在特性，无需解释。意向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意识固有的、内在的结构性特征，但意向的生成，有赖于人是具身的生物，有赖于人的语言能力发展，当然也有赖于人的社会性。可以说，意识的意向性，从本源和运用上，自始至终是具身的、语言的和社会的。
哲学与语言互为摇篮。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百花园中的灿烂瑰宝。对儒学经典中关键字词的理解反映出不同的哲学见解。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陈建洪对《论语》中的“方”字作了系统考察，辨析了方字之为并、之为比、之为术等常见争议，并从常被忽视的“四方”“万方”中析取“臣方”“形方”和“敌方”之义，补充了重要的研究视角。他表示，《论语》之“方”最为常见的意思还是“方国”的方、“邦方”的邦。这个方面的“方”字又包含着“臣方”“形方”和“敌方”的意思。“方”之邦方之义及其多种具体意思，是过往《论语》译注和研究中最受忽视的一个义项，却对理解《论语》之“方”最为关键。
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往往能激发新的思想火花，成为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历史上，佛教的传入对古代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欢欢从佛经汉译的角度，通过分析翻译性的佛教典籍和本土性的儒道文献中“无我”与“非身”等概念的互援交错，考察了外来语词传播、发展、融入并最终成为汉语哲学本身的某些基本路径或模式。她表示，“翻梵译汉”是十分复杂的文化交流乃至文明互鉴的过程，如果从义理与名相关系的角度来看，各个时代对汉译名相“望文生义”式的注疏和“以讹传真”式的诠解，往往能促进本土思想的发展。比如“义理名相论”由现代学者马一浮提出，旨在通过分析名相而识得六艺的义理内涵和中国学术的本原。义理有伦理规范、行事准则、正义道义之意，名相则为事物的形状，义理与名相是“所诠”与“能诠”的关系，即体与用的关系。梵语融入汉语哲学的过程是一个“义理名相不对等”的过程。名相与义理在互相追赶中实现了螺旋式的上升发展，“望文生义”是外来术语的必然归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