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吴楠）5月17日，“立足中国·对话世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暨当代外国文学学术论坛举行。与会学者从理论建构、方法论创新与教育实践等维度，为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觉醒与“原创性”突破建言献策。
理论自觉：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理论”
1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照着讲到接着讲，从西方理论的中国运用到中国经验的理论化表达。广大外国文学工作者自觉担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进行思考实践，相关研究文章也陆续见诸各类报刊媒体。
“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是具有原创性、独特性、辨识度的概念，它源于学界长期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研究积淀，能够支撑外国文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产生框架和研究范式，标志中国学者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王守仁提出了构建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群，并具体阐述了四个奠基性、逻辑自洽的概念，即“中国视域”“文明多样性”“中外文学关系”和“双向互鉴”。中国视域坚守研究的主体立场，成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文明多样性秉持多元平等的文明观，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坐标。中外文学关系突破单一国别文学封闭研究，双向互鉴则提供方法论的路径，倡导中外文学互鉴互照、互视互证，实现外国文学理论与学术话语的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枫则以“知识翻译学”为案例，论证了中国学者创造原创理论的可能与路径。他提出，主体性的实质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有没有能力提出真问题，建构核心概念，确立理论合法性的标准。知识翻译学正是这一思维的实践成果，其问题意识根植于中国佛经翻译、西学翻译、文化外译这三类独特的翻译实践，其提出的“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和“五梁十二柱”的范畴体系均为自主建构。他表示，原创性并非追求与西方的“差异”，而是实现“从0到1”的跃迁，从中国实践中生长出来的知识翻译学，也证明了中国学术共同体可以不做西方理论的追随者，而做知识生产起点的重新设定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从中国学术史入手，反观历代不同学者如何在中国文学经典研究中既借鉴西方理论，又立足自身文化传统做出的学理探索与成功得失，并提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但应避免滑向盲目自信。真正的文化重建需首先“深刻认知自身文化”，再理解他者，最终以我为主，借助多元资源，构筑我们的精神长城。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在于“自主”二字。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当代外国文学》主编杨金才谈到，对于外国文学学科而言，自主知识体系不是排斥外国理论，而是要有能力选择转化、对话甚至提出质疑，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确立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阐释方法和价值判断。要有从中国看世界的问题自觉，提炼标识性概念的理论勇气，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学风定力和对话世界的学术姿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南京大学社科处处长高方表示，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者要以开阔的世界眼光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定文化自信，站稳中国立场，将中国关切、中国视角和中国标准融入外国文学研究的全过程。
路径开拓：从“以现实为方法”到“技术赋能”
在明确理论方向的同时，如何找到具体的研究路径与创新方法，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学者们就方法论革新与教育实践转型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周敏提出，构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不能停留于一般性的立场宣示，而必须深入回答“从何处提问、以何种对象展开、凭何种概念阐释、按何种尺度评价”的方法论问题。百余年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在经典谱系、问题意识、理论资源与评价机制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结构性的“被给予性”：研究对象往往由西方经典体系预先排定，问题意识常由欧美理论议程牵引，学术评价尺度又容易以西方理论更新和国际期刊承认为最终依据。她以“以现实为方法”为核心命题，提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当从中国所处的历史现实、世界现实、文明现实与技术现实出发，在现实结构中生成问题、重组对象、提炼概念、转换评价。
“当前我国外国文学教育系统性建设不足，难以适配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与人工智能时代学科需求，亟需完善本土化理论与实践体系。”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卓谈到外国文学教育及其研究的知识体系建构。她在理论层面提出，文学教育包含“作为教育的文学”与“文学的教育”双重维度，并划分四大研究领域，同时提出21世纪文学教育功能研究呈现哲学、认知、情感三大转向。育人层面，她结合AI时代特征，优化升级文学胜任力模型，突破现有文学胜任力模型局限，新增数字能力维度，将教育目标从知识传授转向人格培养与能力迁移。实践层面，她将文学胜任力具象为文学教育，并提出文学深度教育、区域国别化深度认知教育、人机协同创新文学教育三维发展路径，并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落地文学疗愈等实践课程，布局文学应用型人才培养。
“当数字进入文本深处，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数字人文引入到文学研究中。”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惠海峰则从技术赋能的角度，展示了数字人文如何为文学研究开辟新范式。他表示，数字人文研究实际上是帮助我们重新提出问题，重新寻找证据，重新理解文本的意义机制。数字人文的未来是技术阐释和理论的共同生产，它连接了远读与细读、证据与解释、文本结构与历史语境。正是因为文学难以被完全计算，所以数字人文才具有持续推进的方法论意义。它提醒我们，文学研究的未来不会只属于工具熟练者，也不会只属于理论阐释者，而是那些能够在技术文本和理论之间不断往返的人。
“世界文学是一片浩瀚的星空，中国学者正以自己的坐标重新绘制新图。”杨金才倡议，外国文学研究应该着眼于深耕文本，但同时要有“中国之眼”，在细读外国文学时，始终保持对中国现实、中国经验的参照与反思，让互鉴意识成为未来研究的内在环节；应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立足中国提炼普遍问题、构建标识性概念；要重视青年学者的成长，呵护青年学者就是呵护学术的未来。
会议由《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主办。
【编辑：齐泽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