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以今年1月20日中央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标志，我国已进入智库发展的“黄金期”。面对新形势，湖南紧锣密鼓地布局我省新型智库建设工作，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湖南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意见》要求，要明确我省新型智库建设的努力方向。按照统筹规划、体现特色的原则，在大力推进各类智库建设的基础上，着力培育一批党委政府决策服务型智库、一批社会公共政策研究型智库、一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型智库、一批专业领域参谋咨询型智库，努力形成具有湖南特色的智库体系。
《意见》明确了我省新型智库的基本条件。被确立为我省智库的单位和组织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1)具有已经被有关单位和部门批准成立的实体性研究机构;(2)具有较强的综合研究能力或在某一领域的研究优势，并在长期研究中形成了有影响的研究成果;(3)具有较强的服务大局意识，与实际工作部门和社会有关方面建立了广泛联系;(4)具有较强的研究团队，有影响较大的研究带头人和一批专兼职相结合的研究人员;(5)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章程，研究实体内成立了党的组织并经常开展党的活动;(6)具有稳定和可持续的经费来源;(7)具有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成果转化渠道和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
《意见》还要求，要建设好一批省级重点智库。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确立为我省首批7个省级重点智库。推动各类智库协调发展。在抓好省级重点智库建设的同时，大力支持高校智库、科技创新智库、企业智库、社会智库的发展。发挥省直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在智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意见》同时提出了积极创新智库建设的方式和途径，包括要注重优化智库的组织形式，注重开展多种形式的研究咨询活动，注重加强智库平台建设和注重建立成果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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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制机制创新作为中国智库改革突破口
两年一度的“全球智库峰会”，已经成为集中观察中国智库角色与作用的一扇窗口。在日前举行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谈了他对我国智库建设的看法。
中国智库的“软肋”何在?
魏建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曾经说过，衡量一个智库水平高低的标准，关键有三条：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中国智库在这三方面都存在缺陷。
首先，中国智库大部分依赖政府，最早是沿袭了苏联社科院的体制机制，“官办”色彩较浓。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智库模式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全面铺开，这种体制机制带来的弊端也体现得日渐明显。主要表现在：“附属性”大于“主动性”，参与决策的动力不足;用人机制、管理机制、评价机制等不适应智库研究需要;做政策诠释易而提出质疑难，等等。
其次，智库最核心的要求是要生产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因此智库人员必须具有全球战略视野;要提出从中国实情出发的、接地气的解决方案。而我们今天的智库产品，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现象：被动的多，短期的多，流于空泛的多;积极主动的少，前瞻的少，可操作的少。
再有，智库影响力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大众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等多个方面。只有着力培养品牌意识、前瞻意识、创新意识、全球意识，付出艰辛努力和切实行动，才能全面提升智库影响力。
应以什么为突破口来更快更好地加强智库建设?
魏建国：要从整体上提升中国智库的质量与影响力，既要有智库自身的努力与转型，也要有外部条件的保障与推动。我认为，应该以体制机制创新作为中国智库改革的突破口。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制度保障体系”，这都是智库界的利好消息。
概括起来说，智库需要的是建立起符合智库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应该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加快改革，构建各类智库相互促进、有效互补的发展新格局。有了好的体制机制，智库的自我要求也要更上一层楼。应该树立起“出招、解惑、指路”的目标。“出招”就是出高招、出绝招，帮助政府以正确的方式解决问题;“解惑”即面向社会公众和国际世界，阐明我们的政策、观点、价值追求;“指路”，就是要给政府、给企业指出明确的发展路线和方案，为他们提供到达“河对岸”的船只和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