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战疫#2020年春节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举国倾动，全球惊慌。智库作为思想库，在面对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理应发挥好“第五种权力”的重要作用。但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却很少听到智库的权威声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智库缺乏有效获取和分析疫情信息的技术工具。与之对比，在这次疫情应对和处理中，一些科技类公司、通信运营商和新媒体公司却异军突起，值得智库学习和借鉴。
大数据技术能够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问题、趋势，为决策提供依据，为突发事件提供解决方案。借助大数据技术来融通数据、建立相关关系，智库可以比以前更容易、更快捷、更清楚地分析事物之间的关系，探究事件的发展规律。当前我国智库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急性和前瞻性不足，缺乏应公共决策之急和具有前瞻服务意识的有效工具。智库需要借助大数据技术改善研究手段，针对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提升决策咨询服务能力，产出更多有价值的产品和思想，为国家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有效发挥智库辅助公共决策的战略价值。
国内疫情应对中的大数据应用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技术力量在病毒研究、防控手段、疫苗研发、疫情信息传播等环节能够发挥出色的作用。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国内涌现出了不少利用大数据技术参与疫情防控的典型案例，非常值得智库借鉴。
首先是互联网公司利用自身优势推出大数据产品，使其成为防控疫情的有力武器。如百度推出百度迁徙数据，腾讯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上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地图”，高德地图上线“新冠肺炎疫情地图”。另外，一些机构发布各种基于大数据的疫情研究报告，为相关部门和公众提供信息参考。人民在线“众云大数据平台”便为用户提供全网的权威疫情信息。
其次是电信运营商利用大数据，开展人口流动大数据分析，发出风险预警。疫情期间，工信部充分利用电信运营商数据，助力各地联防联控部门精准施策。电信运营商则利用算法模型提供相关数据分析，为政府决策和预警处置提供依据。疫情防控中，各地利用大数据挖掘潜在的传染源，为疫情风险防控打好基础。如浙江通过大数据分析出全省涉湖北旅居经历的人员信息超过30万人，运用“大数据+网格化”手段，精准摸排所有相关人员，寻找“隐性传染源”。
此次抗击疫情中，大数据为疫情防控和处置提供数据支撑，发挥了资源整合、技术赋能的独特作用。然而也需要看到，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还不够广泛，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治理体系。未来我国应该建立一个集各种数据信息于一体的大数据平台，整合各地政府部门、企业、机构的碎片化数据进行开放共享，确保疫情数据的完整可靠，助力实现防疫力量的合理分配。 境外疫情应对中的大数据应用
境外国家、政府和相关社会机构应用大数据进行疫情监测和防治也有很多实践，并产生了良好效果。率先利用大数据进行疫情监测的是谷歌。2009年墨西哥、美国等地接连爆发甲型流感病毒疫情（即甲型H1N1流感）。但在甲型H1N1流感爆发的几周前，谷歌的工程师们已经能够预测流感的传播。原因便是谷歌凭借庞大的数据资源、处理能力和统计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非常有价值的流感疫情评估信息，产生了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一些专家和专业公司也利用大数据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2011年，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 综合》（PLOS ONE）期刊上曾发表一篇研究论文，利用航空旅行记录来预测疫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加拿大健康监测平台蓝点（BlueDot）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在12月31日就向其客户推送了疫情预警消息。蓝点的这套算法使用的是来自全球的机票数据。
利用手机位置信息控制疫情在国外很早就得到了关注和使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及人类动力学实验室主任亚历山大·彭特兰（Alexander Pentland）是“现实挖掘”研究的先驱。他利用手机数据成功地区分出了感染流感的人群。在国外，手机数据在抗击埃博拉病毒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者根据手机数据对肯尼亚和纳米比亚的疟疾疫情进行跟踪。另外，大数据在国外也被用于医疗和药物研制。
有很多境外智库也非常重视数据建设。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美国兰德公司等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数据资源库，并提供了方便简捷的数据检索利用工具包。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通过自建与合建，也拥有了一定数量的数据资源。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与12家德国研究机构合作建立了研究信息网络，这种联盟化的强大数据支撑能力，有效提升了其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国内智库大数据应用动向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离不开对大数据的掌握和利用。我们不妨视“危”为“机”，进一步推进智库大数据治理能力，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值得欣喜的是，国内智库界及知识服务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2018年12月，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复旦大学合作建立“健康中国”研究院。北京大学2016年8月也成立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中国平安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全球医疗与健康研究中心。鉴于数据对科学研究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大数据技术已经从单一的技术概念逐渐转化为新要素、新战略、新思维。
但是，我国智库中的大数据应用仍然还存在不少障碍，如智库数据资源积累薄弱、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数据安全难以保证、数据业务合作尚不深入。大数据应用涉及法律问题、隐私问题、技术问题、责任问题、信任问题，是一个前所未有且极其复杂的过程。荷兰和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在尝试集中化处理医疗数据时，也面临大量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我国需要继续完善数据保护法律法规，深入剖析国内外案例，研究制定医疗健康数据的全方位保障体系和保障方案，以预防实施过程中的各类风险，避免出现类似情形。
为了深入推动我国大数据处理应用，为智库现代化建设和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当务之急是要打造智库的大数据处理能力，构建“实时数据+工具方法+专家智慧”的现代化智库。同时积极寻求与科技企业结成战略联盟，信息共享，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数据驱动”趋势下提升智库自身的数据处理效率。国家应创造智库大数据应用的良好环境，大力推动政府开放数据行动，尤其是疫情数据，要通过立法保障及时的信息开放和数据共享，为智库和其他科学研究机构提供可资开发利用的大数据信息资源。在这次国家机构改革中，相当多的省市都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目前，应强化大数据管理局的职责，在国家信息中心的领导下深化细化大数据管理法规，加强数据采集、数据利用、数据隐私、数据权益保护，为智库等知识服务机构应用大数据扫清障碍，创造良好的环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背景下智库决策支持信息保障协同创新机制研究”（17XTQ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豪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