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学应该具有的理论自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坚信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社会学，一定能够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二是坚信中国社会学不仅能够回答中国自身的问题，也能够对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作出贡献，因而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前者是社会学中国化，后者是中国社会学普遍化，二者虽然方向相反，但既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也是相互融通的两个阶段。
社会学中国化孕育中国社会学普遍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学海外的优秀社会学者回国，开始反思和扭转鸦片战争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片面西化、全盘西化的风气，倡导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社会学，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由此诞生了社会学本土学派，诸如社区学派、文化综合学派等勃然兴起。但由于当时学界认识参差不齐，而且在接踵而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条件下，本土性的研究难以顺利开展，使得社会学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未如预期。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恢复重建后，费孝通、陆学艺、郑杭生等学者坚持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社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乡发展理论和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三农”理论和社会建设理论、社会互构和社会运行理论等重要学术成果，为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经过广大社会学人3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社会学伴随中国发展进程，开启了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新阶段。
所谓开启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新阶段，并不是说社会学中国化结束了，而是说二者互为表里、相互贯通，社会学中国化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奠定基础，后者也成为前者的逻辑延伸和更高形式。
首先，提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实质就是争取话语权，增强理论自信。因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社会学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概念，并非只要研究中国的、或中国人研究的就是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能反映中国社会特质，体现中华文明精髓。它要立足本土，但不能局限于本土，更不能只适合本土，而要努力发掘和发展本土社会学中的普遍化内容。只有这样，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拥有话语权，才能走向世界。
其次，提出中国社会学普遍化，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而且有责任从中国社会学传统资源中整理和归纳出对解答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从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和提炼出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是“中国化”与“普遍化”相统一的，它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及其复兴现实实践的学术结晶。
再次，社会学中国化本有之义就不是简单地将西方社会学概念搬用到中国实际，而是中西会通——中西之学的兼容会通、综合创新。而这就必然会走向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即不是囿于中国的特殊性，也不是将这种特殊性推向世界，而是发掘和弘扬中国社会学的普遍性，通过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中国社会学的普遍性与西方社会学的普遍性相融通，共同推动学术发展繁荣。
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必要性
增强理论自信，推动中国社会学普遍化，提倡的是从中国自己的丰富实践中提炼出概念、命题和理论。这些概念、命题和理论只要超出其本身的时空界限，在一定意义上就具有普遍性。
超出其本身时空界限的普遍性，是我们争取学术话语权的基本条件，是我们增强理论自信的基本前提和基础。不然的话，如果只知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所谓“公认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验事实，或者用中国的事实和数据验证西方的所谓“公认理论”，不论运用得多么地道，都不过是西方理论的扩张。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没有中国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中国社会学就自立不起来。在一个技术领域，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就不可能有制定规则和标准的权利，也就谈不上拥有主动性或平等的话语权。学术领域更是如此。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提不出基本命题、形不成有影响的理论，总是拾人牙慧，哪里会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可见，对于争取话语权来说，理论是制高点，提出概念是关键。所以，社会学中国化必然的发展逻辑是从自己的土壤中生长出自己的理论，也就是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经验具有个别性和特殊性，理论具有概括性和一般性。所以，从经验上升到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意味着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中国的人口规模占世界总人口的1/5，从中国经验中概括出的理论总会适合于世界上的某些人群；中国地区差别很大，从中国经验中概括出的理论总会适合于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中国文化多样、民族众多，从中国经验中概括出的理论总会适合于某些文化和族群；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处于类似发展阶段，从中国经验中概括出的理论总会适合于某些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总之，从中国经验中概括出的理论必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是客观存在的。换言之，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是必然的，也是中国社会学自身发展所必需的。
中国社会学普遍化的可行性
从外在需求看，多极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单靠西方一种理论解释全球复杂性，显然捉襟见肘；欲要以其统摄世界思潮，更是痴人说梦。更何况，有些自以为具有普适性的西方观念和理论，正是制造混乱、导致危机的根源。世界学术迫切需要也必将进入平等对话的时代。正如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的：“西方文化从重视自然世界的这一方向发生了技术革命，称霸了二百多年……自然世界要通过人文世界才能服务于人类，只看见自然世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一定会得到教训而醒悟过来，到了那时，埋在东方土地里的那个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也许会起到拯救人类的作用了。”社会学是一门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的学科，而中国社会学更是以研究“人群中的道义关系”（费孝通语）见长，自然应该增强理论自信，对此有所担当。
从自身发展看，首先，中国已进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阶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所谓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在外资、外企继续涌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企业、资本、技术、人员也在走向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把中国和世界紧密连结起来，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正在把生意做到世界各个角落，就连传统农民都在按照域外的订单安排生产并将自己的产品销往世界。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正如郑杭生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学既要有“本土情怀”，又要有“世界眼光”。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化”和“普遍化”不仅要兼而有之，而且要相互融合。其次，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在经济方面，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在生态方面，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占到世界的24%，今后还会持续扩大；在信息领域，中国的互联网网民已占到中国人口总数的44%，手机设备持有量已超过12亿台；在社会领域，中国在过去30年间有数亿人成功脱贫，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的条件下，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基本能够解决养老、医疗、就业、教育和灾害救助等民生问题；中国有56个民族，能够保持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睦……如此等等，都产生了世界性的重大影响。一般地说，解决困难的、复杂的问题所取得的经验、所形成的理论，对解决相对不太困难、不太复杂的问题应该会有启发。既然中国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已经遍及世界，那么，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中国社会学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就是自然而然的。
社会学中国化是基于对中国学术传统的自信，是基于对中国学术研究的普遍意义的自信，而不是孤芳自赏，更不是敝帚自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倡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前辈已经有了坚定的学术自信，今天的中国完全摆脱了八九十年前那种国势衰颓的厄运，迎来了伟大复兴的曙光。我们有条件不仅讲好中国故事，而且有能力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命题和理论，据此获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这是一项社会学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学普遍化合二为一的任务。不论多么艰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完成这项任务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学者应有的理论自信。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说社会学越是中国化，中国社会学就越是普遍化。这二者的紧密结合、相互融通，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构成了其理论自信的实质内涵。
（来源：《人民日报》11月23日16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