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志研究员小传
1953年2月生，汉族，湖南省新邵人，中共党员，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5年任湘潭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1999年任常德师范学院院长，2001年任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2013年担任省政协常委，2016年退休。退休后继续担任从2009年开始兼任的长沙县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2021年3月，荣登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中国好人榜”。2021年11月，荣获第八届湖南省道德模范称号（敬业奉献类），同年被评为2021年度“感动湖南”十佳人物。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章奖1次，获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
主要论著
独著：
《先秦诸子经济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经济道德层次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为思想而行动 为行动而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合著：
《深化湖南农业产业化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
《农业产业空间转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红旗出版社，2005
《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十大转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哲学》，红旗出版社，2007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红旗出版社，2009
《思想库 智囊团：社会科学院初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意志力》，红旗出版社，2014
《智库学概论》，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
把学问写在大地上
朱有志老院长从湖南省社科院退休多年，却退而不休，继续不拿薪水不领补贴在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担任第一书记，平时在院内很难见到他老人家。接到采访任务后，几经联系，才有幸采访到了朱院长。并记录了朱院长为真理斗争，为人类工作，为往圣继绝学，为农民谋幸福的深邃思想、高尚人格与精彩心路。
为党做一颗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螺丝钉
李寒秋、谢振华（以下简称问）：听说您在20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就以关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大叙事著称，经常在理论上挑战学界名流，很有马克思当年为人类工作、为真理斗争而不畏惧任何权威的风采。您能具体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朱有志（以下简称朱）：我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是名副其实的“老三届”。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思想解放，人人都有一股子奋发有为，敢想敢说的精神。党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时代需要什么，我就思考什么，研究什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以学问为重，以信仰为先，尊重科学、不畏权威，认真学习，勤于思考。读大学期间我就回家两次，其余时间专注看书、写论文。当时我整本抄录哲学名家著作，通过抄录他们的思想，来理解他们怎么样表达思想。大一时，思想界和理论界正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热烈争论，我针对当时理论问题提出“实践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观点，撰写出大学时的第一篇文章《简述实践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新华文摘》和《中国哲学年鉴》摘登。我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韩非子术治学说之我见》，是因为认真阅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一中老师《韩非子术治学说不可取》后发现有可商榷之处。当时向后来成为我博士生导师的唐凯麟教授请教，唐老师委婉地劝说，“这篇文章是我审的。”意思是要我不用写争鸣文章了。我据理力争的理由是，《湖南日报》都因这篇文章发了争鸣启事，还是应当写文章争鸣一下。最终我的毕业论文获得唐老师给予的优秀评价，发表后被全国韩非子研究权威、南京大学的陈奇猷教授主编的《韩非子导读》一书列入“进一步研究韩非子的必读书目”中。1986年7月30 日，黎澍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错误”的，并认定其存在“三个错误”。我在长沙理工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三个错误”的错误——和黎澍同志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理论、逻辑、事实等方面同他进行商榷。黎澍同志是当时国内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我并没有因为他的权威地位而退缩，而是敢于坚持己见。我想，这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到的，那就是要有为人类而工作的情怀，要有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
问：您常说当代学者要熟悉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从亚当·斯密到克鲁格曼的知识领域，这些知识领域分别属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跨度极大，请问您是怎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把这些知识领域结合起来的？
朱：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从亚当·斯密到克鲁格曼的著作，我都读过，目的就是要学习古今中外各位圣贤的理论思想。在研究过程中，把经济和哲学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治学方法。马克思是十九世纪最博学最伟大的思想家，一辈子为人类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是把哲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让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化，从而为全人类展示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所以合格的学者就是要像马克思一样博学，通读经典名著，通晓各类知识，为人类通过真理求解放而辛勤工作。
我认为从人类思想史上来看，做学问最需要的是信仰，而坚定信仰关键在于自己的选择。我为什么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什么一生坚持关注和实践“三农”问题，这不是简单地做学术文章谋生存饭碗，而是自己在全身心地实践真理。从人类政治史和思想史来看，凡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是同情弱者，为了弱者；同情穷人，为了穷人；同情民众，为了民众；同情无产者，为了无产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求自身解放和解放全人类的武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虽然没有马克思当年语境下的无产阶级，但是农民和工人生活条件还是相对艰苦。我认为只要为工农服务，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为弱者服务，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为农民服务，就是马克主义者。
马克思有言，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其意思是理论与实践一刻都不能分离，而一个学者最终的考验就是要知行合一、表里如一。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就是要帮助弱者和穷人获得解放，马克思主义则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武器，而我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愿意在有生之年为弥补贫富分化与填平城乡鸿沟身体力行、至死方休。
问：您最早的著作是《先秦诸子经济哲学思想研究》，这部书的出版填补了当时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请问您当初为何选择了这个对现代中国人极为陌生的冷门学问？
朱：当年我研究的是经济哲学，即经济中的哲学问题。读大学时我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相关著作进行研读，就想把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我自己研究的经济哲学结合起来。《先秦诸子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就是对先秦诸子的经济哲学思想进行个案分析，并将市场经济哲学和先秦诸子经济哲学思想进行对比研究，落脚点在先秦诸子经济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先秦诸子的经济哲学思想充满了内在矛盾，反映出阶级性的内容，表达出社会性的内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共同体。在对立统一中，阶级性是其本质和基础，社会性是其表现和补充，阶级性否定社会性而社会性又制约着阶级性。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来说，为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就要像对历史上其他的思想材料一样，既要批判地消灭其阶级本质，又要解救出通过阶级意识所获得的社会内容，这对于开辟先秦诸子研究的新领域，提升经济哲学的研究水准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中国先秦圣贤早就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现象作了思考，我就把他们的思想整理出来，目的是为了服务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是为了党的智库研究作贡献。孔夫子和诸子百家当年其实也都在做智库研究，孔夫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梁惠王，墨家门徒奔走天下，都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智库服务，包括董仲舒、王阳明等思想家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政治家服务，都是不同学派的理论螺丝钉。我也是一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螺丝钉，就是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螺丝钉。至于什么是经济哲学？1988年我三十多岁时在《哲学动态》上发表文章《经济哲学简论》中写道，“假如经济哲学是哲学家的经济学或者是经济学中的哲学，那么经济哲学永远就不是经济哲学”。后来90年代在上海关于经济哲学的研讨会，左边批判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右边批判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俞吾金。1998年程老文章和俞老文章的观点加起来，就是我写的《经济哲学简论》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就是经济观和经济方法论。当时我对期刊主编说，“我只是湘潭小地方学校的老师，你们也敢发表？”他说，我们是凭水平，不是凭地位。后来我在《求索》2002年第1期发表《昔日的“资本家”何以成了今天的“建设者”？》一文，就是用历史唯物辩证法、经济理论和哲学理论解释了党的理论创新是正确的。
问：十八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以一本《国富论》奠定了其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学术地位。同时他又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比《国富论》有过之而不及。您曾经也写过一本类似的著作《经济道德层次论》，请问您是如何思考经济与道德之间关系的？
朱：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我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全程经历。《经济道德层次论》这本书写作的直接背景是小平同志南巡后，当时改革开放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当时国内还存在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对立起来的观念。当时社会上针对改革开放一直存在很多争论，比如要引进外国资本家，那不是来剥削我们？这是不道德的；还有人认为私营经济要经济盈利，违背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关于经济道德的评判是混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尝试着在理论体系上分层次提出道德范式，分层次提出道德规范，解决道德及道德评判混乱的问题。
在《经济道德层次论》这本书中，我提出经济发展、交往、运行道德，经济发展层面要利群，经济运行层面要互利，经济交往层面要利他。经济发展道德、经济运行道德和经济交往道德要分别遵循利群、互利、利他等三个原则；效益结合速度、效率兼顾公平、局部服从全局、目前虑及长远、勤劳俭朴、公平竞争、循章协作、诚实守信、克己奉人、扶贫济弱、解困助危、敬老爱幼等十二个范畴，有助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同经济空间道德现象进行理论解析；有助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不同经济层次的非道德行为进行不同的道德鞭挞；有利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进行不同的经济道德行为规导；有助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合理的道德辩护。
现任湘乡市市长郭勇在读完《经济道德层次论》跟我说：“朱院长，你提出的经济道德层次论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次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说，我在八九十年代运用层次思维方式分析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提出相应的概念、原则和规范，解决了道德理论的混乱现象。我们党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引进外资，发展个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尊重客观事实与发展规律的政策连续体。我很荣幸在党的这个政策连续体的形成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理论智慧。
问：您是生于湖南，长于湖南，学习在湖南，工作在湖南的一代学人兼学术领导者和社会活动家。请问您在学术、行政管理与社会活动领域的工作，特别自始至终关注“三农”问题，这是否能有效证明您自觉实践了湖湘学派先贤尤其是湖南革命英烈所提倡的经世务实、学以致用主张？
朱：我的全部学习和工作与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逻辑是一致的。我们伟大的湖南老乡毛主席反复引用湖湘先贤的话语强调——实事求是，学以致用。湖湘是一块文化荣盛之地，我们作为湖南人要重视和传承湖湘文化，有责任把湖湘学派的优秀作风发挥出来。湖湘文化尤其是湖湘学派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朱张会讲开始，一直到毛主席的革命实践，代代不绝，人才辈出，在中华文化系统中不可或缺。我作为湖南人，深感自豪的同时，更自觉有责任把这个传统发扬好，还要有创新。
我于2006年出版著作《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10大转换》，从十个方面探讨湖湘文化观念的时代性转换问题。有些从大处着眼，主要从宏观上探讨湖湘观念的时代性差异及其转换的必要性和途径，如“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转换”“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换”“人治文化向法治文化转换”“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转换”等等。有些则从小处落笔，主要从微观具体层面揭示了在湖湘广大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些过时和有害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性格。如“重农文化向重工文化转换”“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转换”“争斗文化向和合文化转换”以及“自负文化向自信文化转换”等等。还有一些则侧重探讨湖湘军事文化精髓在经济领域的灵活运用问题，如“军事文化向产业文化转换”“游击文化向集团文化转换”等等。这些“转换”都是我长期思考湖湘文化和总结近现代湖南革命先烈实践的思想结晶，都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基本上触及到了长期以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观念症结。我在学术研究上首次提出“争斗文化”“游击文化”“自负文化”并对其进行本质研究，对全面深刻认识湖湘文化精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作为湖湘学派继承人的一点贡献。
问：您曾经响亮率先喊出湖南人要有经济自信的口号，又为湖南经济实现弯道超车出谋划策，您这些主张最后都成为了省委省政府的正式决策。能就此谈谈您这种敢为人先，脚踏实地的作风是如何养成的吗？
朱：很多人认为湖南人能打仗，能搞政治，不会搞经济。这不利于鼓舞湖南人民的士气，使得湖南人民搞经济心灰意冷。我作为湖南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有义务从理论上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要改变这个刻板印象。2003年开始至2005年，我在国内会议上提出，湖南人要有经济自信。我专门策划，凝聚省社科院力量宣传“湖南人要充满经济自信”。当时，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同志提出“一化三基”，省委办公厅政研室提出要从理论角度阐述“一化三基”，专门下文给社科院，要我们把“一化三基”理论化，成为湖南省的发展战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省委书记张春贤提出弯道超车，当时还存在一些异议。为此，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同志在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请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工作者论证省委弯道超车的发展战略。我去东南亚考察上飞机前，上级部门打电话要求省社科院为“弯道超车”提供理论支撑。我汇报说，昨天社科院就已开会布置好了，我们的研究方案是要求十天写出论文，一个月出书。省社科院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必须为省委省政府出主意、解难题。
第一篇文章出来后，时任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都批示了，新华社等几家央媒进行了报道。全国两会期间，时任省委书记张春贤、省长周强接受专题采访，轰动了全国。就在这一年，湖南经济总量排名进入了全国前十名。湖南省委、省政府运用弯道超车战略稳住了湖南经济，也为全国其他省份提供了理论模板。我们社科院首先是党院，然后才是研究院；我们研究员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研究员。必须为党分忧，为国尽忠，为民服务，解决当前社会中的实际问题，要做党能够得心应手使用的理论螺丝钉。我在全国社科院联席院长会议上说，你不为领导解决难题，领导就不会帮你解决问题。首先要做到为领导解决难题，然后领导才能为你解决问题。这就叫有为才有位，有付出才有收获。
问：2001年您在担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后，最早提出要把湖南省社科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省委省政府的合格智库、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请问您当初提出这个愿景是出于何种深思熟虑？
朱：中国社科院是中国学术的最高殿堂，那么湖南省社科院就要成为湖南学术的最高殿堂，湖南省社科院的定位就是向中国社科院看齐，要成为重要智库，要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太多了。首先是要调整湖南社科院定位，聚焦解决湖南本土问题。主要从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着手，要提出明确的业绩要求，要坚持合理的改革方向，顶住部分不思进取和不求改变者的暂时不理解。要为上级部门服务，要为地方政府服务，要为基层各界服务，要为人民群众服务，总而言之就是理论要为现实服务。服务不到位，就会没地位。我院的地位是在2008年中共湖南省委在省外侨办731基地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又称“731”会议）上确立起来的。第一年开会不让我们发言，第二年开会请我们发言，第三年开会请我们主讲，我以《危机晚半步、防御早半步、发展跨一步——2009年湖南经济发展巧用“半步效应”的分析与建议》为题发言，得到了省委书记、省长等参会省领导的高度认可。这个重视程度的提升，就是因为我们的智库理论服务工作做到了位。至于怎么才能到位，那就是要带着问题走下去，带着方案走上去，带着诚意走近去，带着韧性挤进去，带着典型抬上去。把这些工作做到位，湖南省社科院才能真正在国内智库中站起来，说话有分量。我总结为：要把自己的想法，变成领导的说法；要把自己的谋划，变成领导的规划；要把自己的思考，变成领导的思想；要把自己的文章，变成领导的文件。
问：湖南省社科院在学风和作风上曾经存在软懒散，等靠要等问题，您针对这些症结提出要“跳起来摘桃子”，“通天连地”和“有为才能有位”。请问您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来推动全院改变学风和作风？
朱：湖南省社科院长期以来人员偏少，力量偏弱，作风偏软，资源不足，干劲不强，重视不够，要成为省委省政府的得力助手，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太多。我当院长时，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大等湖南高校都请我去当博士毕业答辩评审委员会主席，说明高校认可你，有没有水平，开一次会议，讲一个问题，发表一次讲话就知道了。我提出“跳起来摘桃子”时有些人反对，我说我们设立的标准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要能够跳起来摘得到，太高望尘莫及，太低影响积极性，“跳起来摘桃子”既能调动积极性，又能够达到目标。“通天连地”中，通天是联系上级领导和比我们平台更高的学术单位，连地就是联系人民群众，我当院长时，全省123个县（市、区）我都去过，把群众想法、现状带给省委、省政府。我曾说过“凑上去、挤进去、靠拢去、抬上去、压下去、推出去”，即主动与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建立紧密联系；想方设法参与党委、政府有关会议及重大决策活动；把有利于社科院发展的各种力量聚拢来；充分挖掘自身优势，抬出院内有成就威望的专家；通过思想教育和激励机制把科研人员压向基层、逼近现实；注重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培养和宣传，推出年轻人勇挑重担。例如，我们把以张萍老院长为代表的一批省社科院学术精英作为典型推向社会各界，给社科院争名气，为新一代树榜样，以期出现更多的张萍式的引领社科院发展的先进人物。
我对学者提出这样的要求——学者既要“上得去，又要下得来”。“上得去”就是要写出让人读一遍读不懂的书或文章，体现出专业化和学术化；“下得来”就是要大众化、通俗化、民众化，列宁和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伟大学者。毛主席的古文很难读懂，而《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文章大家都熟悉。对于一流学者来说，既要能写出高深的理论文章，让专家学者顶礼膜拜，又要能写出通俗的宣传文章，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毛主席就是能结合这两个要求的典范。
问：湖南省社科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贺培育同志这样评价过您，“始做无用，终有用；始做不行，终能行；始做无成，终有成”，这应该是对您在社科院工作中前瞻性、开拓性和创新性的形象概括吧？
朱：“始做无用，终有用”说的是我对智库研究的重视。十多年前我就开始重视智库研究，举办内刊《湖南省情要报》，2011年出版著作《思想库 智囊团：社会科学院初论》，把做好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作为湖南社科院发展的基本使命和主要目标。2015年出版的《智库学概论》，跳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界将注意力集中于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惯性思维，开始关注智库组织本身及其自身发展，并由此大胆提出并充分验证“智库学”这一崭新的学科概念。我的想法是通过智库学科建设使一批学者自觉达到工作理性自觉，促使智库学这门新兴的管理学科从无至有，从有至优，从优至强。我任院长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推出一系列关于智库学的文章，如《“智库学”：范畴、规律与框架》等。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曾说，“中国地方社科院专门研究智库建设有两家，一是上海院，一是湖南院”。
智库成果有大家都知道的“3+5城市群建设”“弯道超车”“一化三基”等论证建议，还有就是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我最早提出要把粮食与石油、货币一样看成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武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战略武器。“粮食安全武器论”这个论断，在今天仍然不过时。2007年，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立项，2008年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立项，当时全国没有人研究集体经济获得如此大的项目。2017年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党中央要求五级书记抓集体经济。十多年前，我们研究的问题已经成为今天党的发展战略和方针路线。
“始做不行，终能行”说的是我把别人觉得不行的事情做成了。我刚到社科院时，大院里居住环境不太好，每户门口都放置一个桶子装垃圾，影响美观。我提出“将所有的垃圾桶都烧掉”，当时所辖管理部门相关领导怕有人闹事都说干不了。最后我亲自带队执行，边处理边骂人，说一个省直部门的环境还不如农村环境，一切后果由我负责。最后没发生一起闹事事件，做对群众好的事，群众一定会支持。
“始做不成，终能成”说的是我修路的事。为方便与省委联系，我建议要将社科院东门修条路通往车站北路。当时很多人都反对，认为绝对搞不成。我找到时任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梅克保，将聘请梅书记作为我院名誉院长的聘请书和修路相关报告送给他。他当众批示：同意，请相关部门安排。就这样把路修通了。在我任内，社科院还修建了新的住宿楼和办公楼，大院面貌焕然一新，建成了花园式办公区和宿舍区。
问：您在担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时，全院以科研为中心，资源和机会向科研人员倾斜，形成了持续至今的良好风气，影响力长期在地方社科院系统内名列前茅。请问您在工作中是怎样平衡与协调社科院内科研部门、科辅部门与行政部门三大支柱的？
朱：一是思想教育，二是制度措施，三是行动要求。“人人都有创新能力，事事都有创新空间”作为院标语挂在墙上，对院进行教育改造。作为科研单位，要讲创新。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创新，我就讲，不仅写文章、写调研报告需要创新，就连打电话都要创新。举个例子，很多人认为通知参加会议的电话很简单，其实不然，如我们开院长办公会，需要请一位处长参会，党组秘书直接打电话说，某处长赶快来参加院长办公会。这种通知是机械的、简单的、粗暴的方法，也是不动脑筋、不负责任的方法。如果某领导心情不好，就不愿来，要换一种说法，“处长，你太伟大啦，你不参加，院长办公会都开不成，要拜托你参加”，就算处长有事不能，他也会想办法过来。创新必须要自己认识到，领导不会教你。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很多学生写文章时没有新意，思路和文字都是抄的。我理解创新是分层次的，包括原创性创新、聚合性创新、发展性创新。举个例子，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属于创新。这个理论的完整表达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一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创新前提，二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旧有政权理论的简单重复，也不是旧式武装夺取政权模式的重复；三是农村包围城市是相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理论创新，我们走的革命道路与苏联的道路不一样。因此，“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创新属于第三个层次的理论创新。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必须意识到我们在哪个地方创新，在哪个方面创新，在哪个层次创新。这与问题意识是一致的，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层面上创新。我们要学会创新理论，创新观念，找到创新点，实际上就是科研方法论，同时也是工作方法论，理论创新和工作方法创新是一致的。
问：您在担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期间，用人之长不拘一格，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您曾经说过，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做境界，做领导最重要的就是做格局，请问您在自己身上是怎么调和学术家与政治家两个角色的？
朱：我担任院长期间招用各类人才，量才录用，用人之长，从基层政府、数学和外语专业等引进人才，这些人有着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和工作经验，改变了社科院传统的单纯书生气氛围。很多人在社科院里经受了锻炼，又在各地和各行业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我刚到社科院时，社科院的待遇相当低，根本留不住人才。我当时在全院大会上力主所有的研究员每月加一千元津贴，所有人的工资翻番。在社科院任院长期间，我开通了新路和新门，修建了新的宿舍，修建了新办公大楼，改善了社科院院内环境，让科研人员有了安心工作与生活的环境。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我和党组一班人，还有全院广大干部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快退休时在全院职工大会上我曾经说过，社科院内有能力的人才，院党组都重用了。虽然我们重用的人，不一定全部都能力突出。我们当时的用人考虑就是在能力、资历和德行三个条件中找到平衡点，使整个干部队伍呈现出德才兼备、和衷共济的局面。
我曾经提出，“为行动而思想，为思想而行动”，这也是社科院的口号之一。对研究者而言，要为行动而思想；对管理者而言，要为思想而行动。这句话产生的过程是我从澳门参观回来，我谈到要为政治家、企业家、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而思想。当时童中贤同志组织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研究城市问题。他说开学术会议就是搭建学术平台，形成学术氛围，促进产生新的学术思想，那就是我在为思想而行动。我认为这句话可以成为社科院的名言。我把这一名言进一步论证与提升，撰写《为行动而思想 为思想而行动》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改变世界，为了针对客观世界存在的问题，包括领导要解决的问题、群众要解决的问题、社会要解决的问题，而思考、而行动，最终改变世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问：您在担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的期间处理院内人员各种思想困惑和人事矛盾时经常说，心里想不通，读读毛泽东。请问您在求学悟道和行政管理工作中从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什么教益？
朱：我崇拜毛泽东同志，我做群众工作，协调群众的方法都是从毛泽东思想中学到的，深受启发。有人问过我一个怪问题：“你是“文化大革命”后读的大学，为什么对毛主席这么高的评价，这么热爱毛主席？”我说，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我读不了大学，但是没有毛主席，我小学都上不了。毛主席时代为国家打下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才能有条件。我用自己亲身经历通俗地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重要论述。这与我的家庭教育有关，46岁时，组织任命我担任常德师范学院院长，我去询问病床上的母亲，说“娘老子，组织任命我去常德工作，我就不能经常陪你吃饭了”。她清醒地说：“你要安心地工作，你不在我身边，你反对谁我都没办法，但是你一定不能反对毛主席。一定要尊重毛主席。”我在开慧村的墙上就印了小平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我从毛主席思想和生平中收获的最大教益就在于创新两个字。归根结底要有心才能创新，处处要用心，事事要精心，才能考虑周全，做出新意，才能最终把工作做好。而要把工作做好，就是要做群众工作，走群众路线，让群众满意。对于我的研究领域来说，我撰写《农业产业空间转移论》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例子。当年的革命之路转变为今天的建设之路，其中的内核是一致的，都是要实事求是，都是要尊重客观规律，都是要敢于创新。
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问：没有信仰就没有意志，没有意志就没有勇气，没有勇气就没有战斗力，勇气归根结底来源于信仰。您是一名老党员，共产主义信仰是您终身的圭臬，您能谈谈共产主义信仰对您一生重大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吗？
朱：我生在红旗下，长在党怀中，一路成长和进步离不开党的培养和教导。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农民，但都是很有天分和努力的人。他们为什么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像我一样得到了党的关怀。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建筑在党和国家提供的最大资源的基础上，所以我一生的工作都是属于党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为此我感到极为荣幸和自豪。一滴水怎么才能永不干涸，释迦牟尼说，把它放到大海中去。共产主义者理应有着比宗教信仰者更加坚定的信念，这样才能真正把一切都献给党。
我作为普通农民的儿子一路成长，从高中生到大学教授到社科院长到两百多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审阅专家之一，退休后的待遇不低。我想的是要用何种方式回报党的培养，要尽量做点实际工作。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就是反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为弱势群体服务，为基层社会服务，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因此，我于2009年开始兼任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退休后谢绝了多家单位的高薪聘请，时任教育厅厅长肖国安请我去当大学校长，我说我去不了；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李建国三次请我去年薪一百万、两百万的单位，我都不去。我想，为农民谋幸福比这一两百万元收入的个人利益更加重要。继续在开慧村工作，就是为了坚守自己的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从农村中来，最后又回到农村中去。农村是整个国家治理中的蓄水池、防空洞、压舱石。毛主席说农村这个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忧党忧国。我们为党为国而忧，我到农村去就是为国为党，要让党建占领农村阵地。
问：在您的主持和大力推动下，湖南省社科院写作组出版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哲学》《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意志力》四本著作。这四部著作系统分析了当代共产党人的五大理论问题和三大关键实践支撑，请问您当初是怎么考虑的？
朱：当时没有通盘考虑，首先撰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出版后反响很好，几次重版，红旗出版社编辑也给我们信心，鞭策我们进一步思考全党面临的全局性问题，在当代共产党人这大标题下撰写后面的书籍，思考全党的大事，为党和党建、治国理政作出理论思考。撰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这本书的缘由可以说是一次社会矛盾的交锋。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天，我从湘潭乘火车去娄底，目睹了车厢里一位年近六旬工人党支部书记和一位二十岁出头的下属关于共产党“发家”的争执。在时代更新，世事变迁、社会开放化、事物复杂化、思想多元化的今天，要有效地说服动摇者、教育怀疑者、回驳反对者，光有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还远远不够。2000年春，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发现学员们提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政治理论疑难问题。当时我想，在我们这个层面的干部中都还存在如此多的疑虑和困惑，那么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就更需要解疑释惑。我向中央党校建议在全国组织专门班子对人们普遍关注的政治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同志将建议转呈当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同志。这件事激励了我一定要写一本书来回馈党中央领导的重视。
2001年，省委安排我到社科院任职，我经常到基层开展社会调研，在基层发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社会主义”“股份制”“私营业主”等理论和事物的认识存在较多问题。2003年，我应邀到邵阳市大祥区双休日干部理论学习班上“讲课”，题目是《注重理论学习，加强理论研究》，我概括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灵不灵”“三个代表：新不新”“社会主义：是不是”“股份制度：公不公”“私营业主：怕不怕”等五个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大家认为，这五个问题概括得很好，很有意义。我便从“意义”中发现了提炼“问题”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作为2004年院重点课题立项，组织集体攻关，并得到中宣部、省委宣传部的支持和指导，最终在社会上起到了重大的思想解惑作用。
问：“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的要求。请问您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观的？
朱：作为一个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对党的教导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未尝有一刻懈怠。本职研究工作之余，我也看电视了解舆情，了解社会动态。当年湖南卫视连播“三季”《绝对忠诚》，讲的是新中国科学家群体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在广泛的反响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为何倡导忠诚？二是忠诚何以要绝对？我写了篇文章《假如“忠诚”不“绝对”——观看〈绝对忠诚〉的遐想》在湖南红网上发表。我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绝对忠于党，无条件为党的事业奉献是第一位的政治要求，是党性的最高体现。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天职就是当好党的参谋和智库，要有甘当幕后英雄和无名英雄的觉悟，要有一切都服从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奉献精神。作为党的理论螺丝钉，我最大的荣耀就是要把生命中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党的事业。对于我来说，绝对服从党的安排，以党的需要为最高标准和第一选择，任何时候都不讨价还价和计较个人得失。现在党内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有水平，自己的一切都是凭本事挣来的，组织给自己提供的机遇和帮助则是理所应当的，把荣誉归功于自己，把过错推诿给他人。实际上是：离开了党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任何个人都会一事无成，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我自己这一生中能有一定的成就，首先还是归根于党的信任与培养。我一生的一切选择，都出于自觉自愿，都出自赤子本心，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热爱党，感谢党，要为党尽忠，要为党尽力。
自强不息 奋斗终身 扎根社会 服务人民
问：您出生于湘中地区新邵县农家，终生研究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退休后又扎根在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做了一个没有任何报酬和待遇的“厅级村官”，成为了公众眼中感动湖南的中国好人。能谈谈您做出这种非凡选择的心路历程吗？
朱：我们这代人长在红旗下，有个时代情结，就是想为党、为人民群众多做点实事。我去开慧村任职，不是为了争当典型，而是想把开慧村作为农村工作的观察站，通过亲身经历来发现当前农村基层工作的难题，发现农民的困难，思考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2021年7月23日，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宏森批示：对朱有志同志事迹要集中采访、集中报道。集中采访就是央媒、省媒、市媒、县媒每级官媒都来采访，集中报道就是各类报纸、电视等都报道出来，这是一种宣传手段。当时，有记者说我：“你境界很高”。我回答：“不是境界高，而是感情深，就是对党的感情深，对农民的感情深。”
我是农民出身，从小光脚在山上打柴，父母都是农民。我父亲只读一年书，当过村党支部书记，我母亲是文盲，但她能背诵三字经、增广贤文等。我父母为什么不能担任校长、院长等职务，是他们不努力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条件，我出生就在党的红旗下成长，党和人民给了我条件，让我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让我担任大学校长、社科院院长。这些条件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党和国家花费多少钱培养我们。要感恩父母，更要感恩的是党和人民。这句话不是我第一天讲的，我在第一本著作后记中就写：感谢老师，感谢领导，感谢同事，感谢父母，感谢家人，最后一句就是感谢党。对上述发挥整合作用的是党和党的伟大事业。如果没有党的力量，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让我的父母、亲人、同事、领导这样关心我吗？他们关心我，是在党的领导下和党的制度下关心。
我担任社科院院长，表现形式是省委任命于我，本质是党的关心。正因为这样，我从一个农民儿子成长为大学教授、大学校长、社科院院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都是党给予的，我们退休后，党还给予我们退休金，房子、车子、吃穿住都有了，剩下的应该是我用什么方式感恩党、报答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回馈党和社会。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理论，为穷人的理论，为弱者的理论，在当代就是为工人农民。在中国，农民是大多数的，因此，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就是为农村服务。我就下决心到农村去，坚定不移到农村去，不会被任何困难动摇。
问：您曾这样评价自己，“能说洋话（英文），也读古文、敢讲官话（作报告）、爱讲土话。”能说这四话，就既能与洋人又能与古人对话，既能与精英交流，又能与群众交流，这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心态，能就此谈谈您生活中的相关切身体验吗？
朱：我57岁去美国学习半年，长沙《星沙时报》总编辑周国大学刚毕业就来采访我，问“朱院长，您担任村干部的能力怎么样？”我说，我没担任过村干部，不知道能力怎么样，但是有点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当代中国唯一的一个能讲洋话（英文）、会读古文、敢打官腔（作报告）、爱讲土话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他报道出来，获得湖南省新闻奖二等奖。我个人没有什么癖好和娱乐，到现在平时还是以写字自娱自乐，每天写一张字帖。我42岁时在湘潭工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主抓学生工作，当时校内有人说我不会唱歌跳舞，也不会体育运动，怎么能走近学生？其实我最擅长的就是通过聊天和学生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最终赢得了学生的信任。
我在大学和社科院工作时，领导的是知识分子，我是评教授的教授、管教授的教授；现在领导和服务的对象是农民。由于文化差异和经济结构等原因，农民有些话听不懂、听懂了做不来、做来了做不好、做好了最后没效益。当村党支部第一支部书记，我和农民一起下地、一起插秧、一起打稻、一起修路、一起架桥，一起流汗、一起流泪，真正和村民有了感情。跟农民在一起工作生活，他们厌恶的是你看不起他，烦你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这就要求我和他们一样去干农活，要放得下架子、弯得下腰子、挽得起袖子、迈得开步子、挣得了票子。如果你高高在上，农民也瞧不起你。要通过修路架桥、插秧打稻等各种活动，跟他们一起吃苦流汗，真正融入他们。
我们村里有一个习俗，八九十岁老人去世了，去拜祭的人要下跪。我去了之后，放下架子，他们的子孙下跪，我也下跪。尊重农民，他们对你的信任感就不一样。有一次我们在检查新村部大楼的工程建设，正在二层楼上，突然天下大雨，我赶紧往楼下走。此时，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撑过来一把伞。我问他贵姓，他说：“朱院长，我爷爷去世时，您老人家去下跪了。”这件事令我很感动。有一次，一位领导让我谈农村的感受，我讲起了此事，那位领导说：“你真诚地为他爷爷下跪，他就主动地为你送伞！”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只有对村民交心，村民才会把你当作他们自己人。
问：您作为省社科院院长到开慧村担任一名党支部书记，每天打交道的对象完全和社科院处在不同的层次，工作事务也跟学术理论工作缺乏关联，请问您最大的感触和收获是什么？
朱：收获很多，流于琐碎，千头万绪，一言难尽。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开慧村语》这个我写的语录体系列丛书。我在开慧村，每天工作之余写下一张纸的内容，包括每天的随时记录自己的思想和感想，生活性和实录性强。是当代知识分子深入农村最真实、最生活化、最具体化的写照。记录的一张纸的思考，包括创新性思考、创新性提法、创新性想法。《开慧村语》系列丛书是我将所学所思所悟编成而来的，用毛笔记录一年工作中的感悟和平时思考、抄录马恩列斯毛邓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等内容，表现出当今知识分子思考什么，想什么，抄什么，录什么，得出什么结论，提出什么要求等，这就是要对党的事业、对社会、对农村农民教育政策有极大热情。可惜的是，很多可以写成论文的论点没时间写成论文。有人提出可以撰写书籍《一张纸上的思想》，里面有很多创新性思考、创新性提法、创新性说法。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贾主席读了《开慧村语》发短信给我，评价说我似对“三不朽”中的“立言”由懵懂转向豁然，您将工作与生活中的思考随时写成“语录”，其思考之深、针对之实、启发之至、诚恳之切，似有伟人语录之功效！这当然是过誉之言，但对我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激励着我在开慧村继续扎根下去，为村民服务。
问：在湖南省社科院内，长期流传着您的人生传奇，那就是“读完中学教中学，读完大学教大学，读完博士结婚生女，战胜癌症自强不息”。请问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品质、意志和精神支撑着您走过这种传奇人生的？
朱：在社科院时，曾经有位小孩问我读书怎么样，我就说，“高中毕业教高中，大学毕业教大学，博士毕业教博士”。20世纪70年代，当地政府在中学学生中选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作为教师培养，当时我高中还没毕业，在党的关心下就作为一个农民子弟参加工作了。我从1972年到1976年教了3年初中2年高中，上大学之前，我在高中教毕业班数学，在初中教数理化外，我没教过语文，当时语文老师较多。1977年考大学，1978年成为全国首届大学生。考大学时，我跟县教育局局长说，我要考大学。他说：“你已经工作了，大学毕业后要回来教书，去不去考由你，准不准读书由我。”校领导跟我说：“组织在考察将我调到陈家坊中学当校长。”我当时拿到校级干部的工资41.5元，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拿的工资才39.5元。我开始犹豫，不想考大学。我母亲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你还是要去考，如果考上不准你读，你去当校长也会增加威信。”那一年考大学报名至考试仅有一个月时间。而我因报名花费了十天的时间，只剩下二十天的准备时间。报名前一天，我又打退堂鼓说，报名要五角钱，我母亲又说：“五角钱怎么舍不得，难道要给我买糖吃？”在填报志愿时，我问新邵五中的高中班主任，他说：“如果大学毕业后要回来工作，你还是报文科，干脆报湖南师院政治系。”我当时第一志愿填报的是湖南师院政治系，第二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复习时，我边工作边借他人复习资料备考，最后考上大学，成为提前批录取到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师资班，大学毕业后就在湘潭工学院教大学，后来博士毕业后就在湖南农业大学教博士。
在这个不断学习又不断教学、活学活用、边教边学的过程中，我特别认真，做足了呆功夫。我在教高中毕业班数学时很多知识都没学过，都是靠自学，学会了就教学生。我教的学生都会解题，有位科班出来的大学生教的学生不会解题。我认为，除了要把教材弄懂，还要关注知识点中的内在逻辑关系。我在学术工作上一直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以党的工作需要成为我的选择，以党的需要、组织的需要为需要。我在湘潭工学院开始教哲学，学校成立经贸系，没有人当系主任，学校就点名要我上任。我说我不是搞经济的，我的领导说你是搞经济哲学的，可以胜任。后来我集中精力重新学习西方经济学，学教写编，研究经济学。1985年我因癌症做手术，党组织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全部治疗费用都报销了。后来工作任务很重，又要搞教学，又要搞业务，我写了副对联“家务业务政务，事事要务；药苦身苦劳苦，样样皆苦”，横批：苦中务乐。我认为，我的学术生命、政治生命、自然生命都是党培育的、给予的、挽救的，我的生命紧紧和党连在一起，我要把生命中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党的事业。
李寒秋 男，1972年出生，湖南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在湘潭市工商银行工作，从2000年开始撰写了大量国际问题领域的文章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谢振华 男，1985年出生，湖南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