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凡研究员小传
1931年9月生，男，湖南益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任文学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湖南省文联委员、省社科联委员，省文学学会副会长、省作协理事、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毛泽东文学院特邀客座教授、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荣誉主席。长期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国内知名的周立波研究专家和文艺评论家，迄今发表、出版400多万字的作品、论著。研究成果曾获湖南省优秀社科成果奖、湖南“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评论类）、全国一级学会优秀成果奖等。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获得中国文联颁发的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60周年荣誉证书和纪念章。
柔软的文海之帆，钢铁铸就
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大院里，时常会看到一位拄着拐杖、头戴鸭舌帽的文瘦老人。那是文学所的第一任所长胡光凡，今年已经92岁高龄。胡所长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和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名气很大，他在改革开放后倾半生之力开创了全国周立波研究的全新局面，长年关注湖南文学和文艺的新发展，离休后更是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参与文艺批评，直至当下。在跟胡所长交流的过程中，总能在他谦和的益阳口音中，在他温暖的笑容里，感受到内里的坚韧。我时常联想到他“钢帆”的笔名，柔软的船帆、钢铁铸就，在七十余年文艺生涯的大海中始终乘风破浪、坚韧向前，不就是胡所长漫漫学术人生路的真实写照吗？
人生：从“报人”到“学人”
刘启民（以下简称刘）：胡老所长好，很高兴有机会能向您请教！在1978年来到省社科院之前，您一直在湖南日报社担任编辑、记者，在编辑、记者岗位上坚持了20余年。您能谈一谈，在湖南日报社的编辑记者生涯么？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胡光凡（以下简称胡）：好的。1949年，我18岁从长郡中学毕业后，参加了新华社湖南分社和新湖南报社联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叫“新干班”。1949年12月，我从“新干班”结束学习后，就被分配到中共湘乡县委担任通讯干事，1950年11月又调回新湖南报社，也就是后来的湖南日报社。我在湖南日报社做过记者，在全省跑新闻，后来又专门去做文学编辑，主要任务是编辑《湖南日报》第三版和《湘江》文艺副刊，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很多年。当时，新华社湖南分社和新湖南报社是在一起办公的，先在三公里街巷，后在经武路261号。楼上是新华社湖南分社，楼下就是我们。在报社工作的确很辛苦，责任重，压力很大。手里头若没有几篇有分量的稿子，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日常的工作，就是在想选题、准备稿件。
刘：其实您可以算是新中国新闻宣传系统培养的第一批干部？
胡：可以这么说吧。
刘：您在报社坚持工作了20余年，这对您后来从事专业性的文学研究有什么样的积累与滋养？
胡：那肯定是帮助很大的。第一是能接触现实社会、开阔眼界。做记者要下到基层去采访，我开始是做工业报道，后来又做过文化教育报道，农业方面我也比较熟悉，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比较广。我采访过很多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单位和人物，包括劳动模范和模范支部书记。后来编《湖南日报》第三版和《湘江》文艺副刊，我策划编纂“革命回忆录”，请那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著名人物亲自写文章，然后整版刊发他们的文章和事迹。我从湖南日报社的工作经历中获益良多，一方面熟悉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情形，另一方面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新中国建设时期湖南各个领域的现实情况和面临的困难，这对后来做现当代文学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理论学习方面，我也获益于这段工作经历。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在湖南日报社做编辑，我对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文艺理论论述，有一个自觉的、逐步深入的学习过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党的文艺路线、文艺政策，我都比较熟悉。这个基本的修养和积累，是我当时主编一份党报副刊、从事文艺批评，以及后来做周立波研究的底气与动力所在。你如果不懂得这些最基本论述的话，报纸上的文艺批评，包括对来稿的把关，也就进行不下去。一直到现在，我已经离休20多年了，组织上还帮我订阅党报党刊，使我能够与时俱进地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另外，由于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我也有机会亲历湖南文学艺术的发生现场。如因工作的原因，我一直有机会跟周立波先生交往，也对那段历史时期湖南文学的发展脉络有基本把握。特别是1962年，湖南省召开第三次文代会，时任省文联主席的周立波请来了田汉、赵树理等文艺大咖前来参会，湖南涌现出来的众多优秀青年作家也都参加了会议，可以说是湖南文坛的一次盛会。我既是记者，也是与会代表，有机会参与这次盛会，并记录下这次盛会的情形。这种历史参与的实际感受，以及与作家们的交往，都为后来我做周立波研究、撰写《周立波评传》打下了基础。
刘：这次会议的确是当代湖南前三十年里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活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史现场。对此您还有哪些印象？
胡：那次盛会，周立波把全国一些著名的文艺家都邀请来了，如田汉、赵树理等，还有一位著名电影导演，叫郑君里。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文代会期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正演出根据赵树理的小说改编的《三里湾》，周立波特地邀请益阳市花鼓戏剧团来长沙市演出新编的《山乡巨变》，还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两个剧目的作家、导演和评论家们来一起开会。当时周立波跟同为写作农村题材的著名作家赵树理说，“老赵，您是个戏剧专家，您的《三里湾》就改编得很好。我们湖南把《山乡巨变》也编了个花鼓戏，您看到底怎么样？”那次座谈会我正好参加了。可以看出，周立波跟赵树理关系非常好。在文学创作上，他们都是写农村的圣手，有个称呼叫“南周北赵”。他们是朋友，相互启发帮助，在当代文坛上相互呼应，有很深的友谊。我作为湖南日报社的记者，有机会跟他们两位都打了交道。就在这次会议上，康濯、柯兰等十位著名湘籍作家联名发出了《立即行动起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倡议书。我还请赵树理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湖南日报》。
刘：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后来离开了湖南日报社，专门去做文学研究呢？
胡：我从记者编辑转行做文学研究，有机构变迁的历史因素。1978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备文学研究机构“鲁迅研究室”，需要对当代文学和湖南文学比较熟悉的人员。当时周立波的大儿子周健明在鲁迅研究室负责。我被组织推荐去参与筹建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室也就是现在文学所的前身。
刘：您职业生涯的变迁与文学所的筹建有着密切交织。您能介绍一下文学所的历史吗？
胡：“文化大革命”之前，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湖南省还没有社会科学院，只有湖南省哲学研究所和湖南省历史考古研究所，简称“两所”。“文化大革命”之后，为了要壮大社会科学研究力量，1974年3月，哲学研究所和历史考古所合并成立了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类的鲁迅研究室也被纳入其中。那时候人员很少，鲁迅研究室经历几次改制，先是改为“文学研究室”，再是“文学研究组”，最后才改制为“文学研究所”。记得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是周健明同志和我负责，职位都是副主任。
刘：因此可以说，省社科院文学所，您和周健明是元老。
胡：如果论资排辈的话，周健明同志排第一，我只能排第二，他在鲁迅研究室时期就是负责人。
研究：“周立波词典”如何铸就
刘：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您的研究重心其实是围绕周立波展开。您来省社科院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全国开创了周立波研究新的局面。您能介绍一下从事周立波研究的起因吗？
胡：我做周立波研究，还的确有个因缘。1978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一个全国范围文学研究规划会议，由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陈荒煤主持，我代表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未改建院）参加，并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按照周立波的创作成就，以及他在文学领域的声望与影响，应该把周立波研究作为一个重点选题。陈荒煤同志接受了我的建议，把周立波研究列入了全国规划。参会回来之后，我就向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做了汇报，当时的负责人是王兴久。我建议，这个项目最好由周健明来完成，他是周立波的大儿子。但周健明推脱说：“我爸爸的研究由我来搞，不合适”，并极力推荐由我来做。因为我跟立波同志很熟悉，包括他在长沙、益阳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后来我就又提出，由我和所里的李华盛同志一起来承担这个重大的研究项目。但李华盛同志后来担任《求索》杂志的主编，所以周立波研究的任务主要落在我的肩上。由于周立波研究已列入全国重点项目，我既然承担了这个项目，就要努力做好！所以后半辈子，我研究重点就是开展周立波研究。
刘：您跟周立波、周健明父子比较熟悉，这对您从事周立波研究还是很有帮助的吧。
胡：的确是。说起来，我和周立波还是老乡，都是益阳人。20世纪50年代周立波就将户籍从北京迁回湖南益阳桃花仑，1958年他开始担任省文联主席。桃花仑就是我读中学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我一直在湖南日报社做编辑记者，所以跟周立波认识较早，接触较多。后来到省社科院工作，又跟周健明成为了同事。我们还是邻居，都住在市立七中的草坪旁边。我跟周健明住的是隔壁。他的爱人叫徐裕豪，是七中的老师。当时我还经常从窗户爬到草坪里，到他家里去（笑）。
刘：听起来，您之所以转行后一直专注于周立波研究、并且做得那么“有感觉”，取得很多开创性的成果，这既有人事安排、个人经历上的因缘际会，又是我们国家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您是被历史选中的人。
胡：哈哈，可以这么说吧。
刘：您对周立波的研究，从全国乃至更大的范围来看，都是首屈一指的，日本汉学家阿赖耶顺宏曾称呼您为“周立波词典”。您能介绍一下您从事周立波研究的过程吗？
胡：我的周立波研究成果中，比较受学术界重视的，除了和李华盛合作编著的《周立波研究资料》外，就是20世纪80年代由我独自完成的《周立波评传》。《周立波评传》在2018年修订再版。在20世纪80年代初，周立波研究项目确立下来时，周立波同志刚刚去世。我与各方面商量，觉得以评传形式，能够比较全面、客观生动地展现周立波的独特经历、文学实绩和艺术风格。为了写好这本书，我花了不少功夫，曾沿着周立波的人生轨迹，把他到过的地方都考察了一遍，从益阳出发，经武汉、上海、西安、延安、北京一直到东北，连续进行了五次比较集中的实地调查，一共130天左右。我还寻访了与周立波有过交往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文艺界知名人士、作家亲友，以及周立波主要作品中重要人物的原型，一共100多人次。在各地15家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收集了大批文献资料。两年多时间里，访谈笔记就写满了5个记录本。写作也是反复推敲，几易其稿，在1986年，《周立波评传》才最终出版。如果这本书还有那么点价值，那可能跟下的功夫有关系。那时，科研经费很少，除了一架相机，我没有任何录音、录像设备，更没有电脑，除复印部分资料以外，主要靠手抄笔记。为了能够采访到与周立波有密切交往的人，可以说是煞费苦心。1980年4月，听说周扬同志到了长沙，我们立即托人向他转交了一封信，附上一个访问提纲。周扬同志在百忙中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到了不少有关周立波在上海左联时期鲜为人知的重要情况。1980年7月，我和周健明同志去长春参加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筹备会议，利用会议间隙，想方设法访问了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同志。王恩茂同志是当年359旅南下支队的副政委，周立波曾随王震旅长和王首道政委率领的这支军队一起南下过。与王恩茂同志的交谈，也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作为战士、作家、学者“三位一体”的周立波。
刘：您除了采访周立波平生交往的领导、同仁，还采访过他在湖南益阳交往的人吧，特别是那些农民朋友？
胡：那是有的。我到益阳跟与周立波有过交往的很多人都谈过。包括《山乡巨变》里面亭面糊的原型，我跟他交流得比较多。邓秀梅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她是益阳市委派下去的农业合作化工作队队长。通过跟益阳群众、干部们的交谈，真的能体会到周立波与老百姓的关系处得非常好。这里有一个我从群众那里听到的小故事。有一次，亭面糊的牛撞到了犁，牛跌到田坎里，翻了一个身子，肚皮就朝天啦，这是很危险的情况！因为牛眼不能朝天，一看到天就会急死去。亭面糊急忙高喊“牛朝天哒牛朝天哒”。周立波听到以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去救，把扁担、扦担等都绑在一起，大家一起用力去撬，让牛赶快翻过身来。这是一个讲周立波跟群众关系好的很有名的例子，流传很广。这个小故事也是在采访过程当中听到的。
刘：看来不仅写文学作品需要下到基层体验真实生活，做文学研究，同样得向周立波学习，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生活中去，下足苦功夫，才能挖出真材料，见证真历史。
胡：是的。
刘：问了您这么多关于“治学”方法的问题，我还是有些私心，想找您讨点关于周立波研究的“私货”，因为我也在做周立波研究。就想问问您，周立波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胡：我从改革开放初开始着手周立波研究，在当下，周立波在学术界、文学界仍然这么“热”——你看去年中国作协专门在《山乡巨变》的写作地益阳举办一个“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就已经能说明问题。周立波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那么有生命力、召唤力，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他的人民性。他是那一代作家的典型和代表，是在现场聆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作家，可以说，他就是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人民作家的典型。从作品方面看，周立波的两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又分别以深刻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手法，呈现了中国现当代历史上发生在乡土社会最重要的两大变革。应该说，能做到这点的，在中国现当代作家里面，除了周立波，很少能找到其他人！周立波真的就是人民作家，他真的做到了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王首道同志曾经撰文纪念周立波，题目就叫“毕生扎根人民中”，这一点评价得太准确了！我后来就请首道同志把他这篇文章作为我《周立波评传》的代序。“毕生扎根人民”，最可贵的就是“毕生”，周立波从青年时代开始，到他已经成名成家之后，直至去世，一辈子始终不脱离群众，做到这点太难了。他的作品有如此大的魅力，今天人们还不断地去回读，同样来自于他与人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活泼的、有味道的、鲜活灵动的，他写的生活，又总是那么具有生命和泥土的气息。周立波把他与人民相结合的写作“秘诀”，传递给了湖南的青年作家。当年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当时被抽调到省会长沙在省作协工作的青年作家谢璞、刘勇、向秀清、孙健忠“赶”回到生产生活的第一线去。这些人后来都成才了。这些青年作家从各市州来到省作协做专职作家时，大部分二十多岁，年纪轻轻的，天天就打打闹闹、唱歌。当时省作协在王家菜园办公，周立波就很幽默地喊他们“叫鸡公”（笑）。他当时是省文联主席，蒋牧良是省作协主席。他们两位通力合作，把这些来到大城市，脱离了生活实践的“叫鸡公们”统统“赶”出王家菜园，去扎根人民生活，为青年作家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刘：是的，为了创作，已经成名的周立波在20世纪50年代放弃北京户籍，直接落户家乡益阳农村，亲身参与当地的农业生产建设，为湖南的青年作家做出了榜样。正如您所说，周立波是一位真正的人民作家！这点在今天来看，特别可贵。
胡：周立波的“人民性”是我的概括，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所以周立波研究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但我也是老同志了，周立波研究做了半辈子，以后就要看你们年轻人了（笑）。在今天的语境里面，怎么研究周立波，怎么挖掘出一些新的话题出来，还是要看你们。在我来看呢，年轻人里面做经典人民作家研究的人并不多的。周立波研究需要你们年轻人啊！
刘：您可以指一些好的研究方向和话题给我们吗？
胡：周立波被誉为“中国的肖洛霍夫”。前两年，我写了一份内参，建议周立波的故乡益阳市和俄罗斯杰出作家肖洛霍夫的故乡罗斯托夫市结成友好城市。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作了批示，认为这个建议很好，让有关部门进行研究，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搁置了。其实这个建议对于益阳市、对于湖南省是有很多利好的，你们可以继续推进。
另外呢，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立波式的幽默，我觉得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周立波作品里的幽默，跟其他民族的幽默大师、跟我们民族其他作家的幽默，是很不一样的。他小说里并没有什么外加的笑料，那些幽默，是涵容在人物性格、故事情节里，是从人物的行动、容貌、体态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是人物性格的血肉，是不同人物性格之间的矛盾迸发出来的火花。“立波式幽默”是中国当代文坛一绝！这就可以做一篇文章的题目。“立波式幽默”有什么独特，跟世界上其他幽默大师有什么区别，在作品里面如何体现。这都可以做分析的。
批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统一
刘：除了周立波研究，文学文化批评也是您研究领域里的重要部分。在您看来，从事文学批评的关键是什么？
胡：我一直在不同的场合说，我们搞文艺批评，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关键，它是指导方针。这点非常重要。一种文艺现象、一部文艺作品，可能有千种万种的观看、评述视角，每个人不可能没有立场、没有尺子地来看一部作品。本来是一部很好的作品，你从另外一个观点看，就有可能把它看歪。所以，有一个定海神针似的理论立场，非常重要。要扎实地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的一系列理论著作，都要认真学，这是我们搞文艺批评的基本素养，是必修课。
刘：您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做文艺批评，一直到今天。70年多年来，时代的文化环境始终在变，您却能一以贯之地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坚定信念，用来审视不同时代的文化文艺现象，这很不容易。在您的批评实践中，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批评标准和方法？
胡：尽管我不能说自己贯彻得很好，但我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来实践我的文艺批评。它的一个总体原则和指导方针，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和《致斐·拉萨尔》的信件中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把这个标准称之为最高标准。恩格斯还以莎士比亚的剧作为例，来说明何谓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即作品要以当代最先进的思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来观察、分析生活，对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理解，能深入地反映时代的生活内容、时代的本质和根本精神，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恩格斯在这里是说莎士比亚的创作，不过，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起来，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
刘：将这两个标准统一起来评述文艺作品，其实还挺难的。稍懂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的就知道，不同时期流行的文艺思潮有时过度偏向“历史观点”，到了机械化的程度，有时又偏到美学那一边，要去追求“纯文学”。您觉得应该怎么处理这一问题？
胡：是的，这个标准说起来容易，但在现实之中要实践起来其实很难。文学和文艺生活是流动的，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精神实践，也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批评标准的实践，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从事文艺批评实践者的能动性，需要从事者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和洞穿历史的认知能力，置身于产生作品的时代与文化之中，创造性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融合这两个标准，既要从审美活动本身的特征出发，重视艺术本体真切的美感体验，又要重视作品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和思想内涵。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需要一代代的文艺评论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去创造新的术语概念、不断去做新的整合和解读。
刘：是的，您为青年批评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您刚刚也提到，文学和文艺是流动的，一直在变化，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变化更是迅速。您怎么认识文学？未来文学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胡：无论是作为文学躯壳的物质形态载体，还是作为文学灵魂的文化内涵，进入21世纪后，文学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的教化功能日渐减弱，而其知识信息功能、休闲娱乐功能、文化消费功能愈加突出。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文学还存在，文学在本质上就仍然是一种以审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属性和审美属性的有机统一体。当然，在未来，伴随着人们审美活动方式的变迁，文学的观念、形态、创作方法、交流方式仍然会继续高速度地变化，审美活动可能会越来越具有个性，包含在文学审美功能之内的教化、休闲娱乐、消费等功能之间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结合转化，审美的个体化会取代审美的群体化，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也是人类最高意义的解放——美的解放。但这只是一种畅想，要真的达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化：湖湘文化精神及其当代重构
刘：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原本名声大噪的文坛湘军的崛起态势逐渐放缓，您从现实文学发展的问题出发，开始关注湖湘文化。您能介绍一下您对湖湘文化的研究吗？
胡：你说得没错，我对于湖湘文化的思考，的确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湖南文学发展出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湖南文坛很辉煌的一段，包括作家、批评家、研究者在内的湖南文化界都相当活跃，作家们不仅有直面人生的敏感和激情，而且十分注重从沉积在乡土社会中的湖湘传统文化中积累养分，甚至在全国率先举起了“文学寻根”的大旗，也有批评家提出“重建楚文化的神话传统”这样充满文化底蕴的诗学目标。可以说，湖南文化界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化集群效应。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作家们对于楚文化的探索热情很快沉寂下去了，文学发展的路径变得很不清晰，湖南文学界都在思考，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作品要怎么写下去。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自然也关心这个问题。这成为我整体性地把握、探讨湖湘文化的一个契机。20世纪90年代，我写过一批探讨湖湘文化概论式的文章，探讨它的起源脉络、内涵特质、当代嬗变以及未来要面临的问题，包括《大气·理想人格·艺术探索精神——湖湘文化与文学断想》《文艺“湘军”和湖湘文化——写在〈文艺湘军百家文库〉问世之际》《切近与超越——关于湖湘文化和21世纪湖南文艺发展的一点思考》《传承与创新——也谈如何重构当代湖湘文化精神》等。2012年到2015年，我在《中国文化报·湖湘文化周刊》上开了一个专栏，专门对于自古至今的湖湘文学名篇进行赏析。此外，我还参与编撰了《湖湘文化大观》《湖湘文化通论》和《湖湘文化大辞典》这样比较正式的湖湘文化大型专论书。在探讨湖湘文化及其当代传承方面，自己还是有些体会。
刘：在您看来，湖湘文学是怎么发源的，又有一个怎样发展脉络？
胡：湖湘文学源远流长，而它的产生与发展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刘勰曾在《文心雕龙》里盛赞《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比较早地从美学上识别和概括出了楚文化的美学特征。当然，湖湘文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发源于楚文化，但在历史长河里，又是在充分的文化交往融合中发展。湖湘文化—文学既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又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经过一代又一代湖湘和非湖湘的士子们筚路蓝缕，在本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乃至中西文化—文学的大碰撞、大融合中，不断吸收众多外来文化、更新自我，才得以与时俱进、不断向前发展的。至于湖湘文学的发展脉络，不同学者的观点不太一致，在我看来，湖湘文学在古代有两座高峰。一是战国后期和汉初屈原和贾谊开创的楚辞和政论散文传统，二是唐代李白、杜甫、王昌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游历、出仕、贬谪来湘时在湖南创作的留寓文学。尽管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也出现过周敦颐、李东阳、王夫之、曾国藩这样的大家，但是就文学发展的繁盛程度、整体成就和文学史影响来看，战国和唐代是湖湘文学在古代发展的主要时段。到了近现代，湖湘文化和湖湘文学都迎来了一次大发展。在20世纪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历史条件下，湖湘文化的质态也发生了深刻的现代化蜕变，三湘英杰崛起，湖南成为现代史上“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显赫省份。在文化—文学界，湖南也产生了一大批名人：李达、章士钊、翦伯赞、萧三、成仿吾、丁玲、田汉、沈从文、周立波、张天翼、欧阳予倩……他们创作的精品力作，在思想深度、文化意蕴、审美格调、艺术魅力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毛泽东的许多诗词和政论，丁玲、沈从文、周立波等人的小说，田汉的若干剧作以及他所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都是大气之作、不朽之作。
刘：现代史上这些湖南作家，还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传统的楚文化血脉吗？
胡：那是自然的。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极为显豁的地域文化，尽管其质态一直随着历史发展而在变化，但在现当代历史上，其最内在的精神总在时代性的转换中被发扬光大。应该说，传统湖湘文化中的优秀人文精神、审美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一直在影响着、哺育着现代和当代的湖南文艺家，成为他们修炼人格、塑造新的湖湘美学最重要的动力和养料之一。比如，毛泽东能写出那些大气磅礴、构思奇特、神采飞扬的诗词作品，以及后来他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其中不能不看到屈原和楚文化的影响。毛泽东青少年时就承受着湘楚文化浪漫主义氛围的熏染，一直到晚年，《楚辞》仍是他最爱的读物之一。以屈赋为代表的那种气象万千、扑朔迷离、惊采绝艳的艺术境界和风格，屈原那种大悲大悯、忧国忧民、为追求真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操，是给予过他濡染和启迪的。又如丁玲，这位出生在洞庭湖畔的女中英杰，终其一生，都以一种她自己说的“飞蛾扑火”的精神，“在火中追求真理”，甘愿“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尽管她历尽艰难，却从未动摇过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美国一家报纸曾评价她有着“一个革命和文学殉道者的美丽的灵魂”。实际上，在这个“美丽的灵魂”的背后，我们难道看不到她楚人的血液，看不到行走在汨罗江边屈大夫的影子吗？
刘：的确是这样，毛泽东和丁玲的人格也好、作品也好，都能看到湖湘文化和现代革命文化的生动交融。那您觉得，湖湘文化精神，有哪些显著的内涵呢？
胡：尽管湖湘文化一直在变化，但总体来说，我想湖湘文化精神应该包含这样一些内涵吧。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匡时救世的民族忧患意识；二是经世致用、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实践理性精神；三是敢为天下先、“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骡子”性格；四是革故鼎新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涵纳百家、不囿成见、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五是率直血性、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激情，以及执着追问、上下求索的“天问”精神。这些精神特质呢，也许概括得还不全面，不过正是这些精神特质，共同构成了湖湘文化—文学先驱者某种共性的理想人格。这些湖湘文化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财富，十分值得珍视、研究和好好继承。
刘：那在新的历史时期，您觉得要怎么继承和重构湖湘文化精神呢？
胡：这个问题，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立足于现今的时代高度，坚持批判地继承借鉴和创造性地发展原则，对旧的文化及其传统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处理好传承与超越的关系。所谓“入乎其内”，就是要扎扎实实地深入到湖湘文化传统的内部，对其发展的源流、特征等进行认真梳理，探索凝结在历史里面又涌动在现实生活中的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或负面因素，对湖湘文化传统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而“出乎其外”，则是要善于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挑选”和“择取”，始终站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制高点去实现湖湘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转型。同时，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重构湖湘文化精神光靠继承和发扬地域文化的一些优良传统是不够的，还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充分整合，才能实现湖湘文化精神在核心价值上的“质”的飞跃。
刘：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真的收获好多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您的治学之路是很成功的，对于我们省社科院的后辈学人，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胡：做学问的话，还是要找准一个方向、一个耕耘的领地。我们过去做研究，首先就要有一个课题，没有课题就没有目标、方向，没有范围、主题，是很难开展下去的。课题的选择非常重要。我觉得我到省社会科学院来，把周立波研究作为主攻方向，还是选择对了的。周立波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尤其他对湖南文艺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你们青年人，开始做学问时，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位置、处境与时势，选准研究方向。
通过这次院里组织的口述史撰写活动，我与胡老所长有了许多接触。老所长和善、温暖，但其内在的坚韧又时时在谈话的犀利言语中闪现。听老所长谈起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信念，谈起念兹在兹的“立波式幽默”，我隐隐地在他身上看到周立波的影子，看到了老所长一直研究着、追随着的一代又一代湖湘文化人的影子，他们不都是如此么，一边对于认定的政治理念怀着几乎献身般的热忱，一边则又在对美的追求之中看到自由的希望——如同是胡所长的笔名“钢帆”。听说我也做周立波研究，胡老所长表示很欣喜，“那我举双手赞成，你要好好做，一定会取得比我们这辈人更大的成绩！”我点点头，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主要论著/
独著：
《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018修订再版，2022第二次印刷
《美的领悟与思考——文坛耕耘60年自选集》（上、下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
合著：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湖南出版社，1994《湖湘文化大观》，岳麓书社，2003《湖湘文化通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胡光凡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
论文：
《革命现实主义的烂漫山花——周立波农村题材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文学评论》，1981.4
《写出色彩来，写出情调来——评古华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文学评论》，1982.5
《含泪写笑 寓庄于谐——〈芙蓉镇〉的一个艺术特色》，《文学评论》，1983.5
《大气·理想人格·艺术探索精神——湖湘文化与文学断想》，《理论与创作》，1996.4
《文艺“湘军”和湖湘文化——写在〈文艺湘军百家文库〉问世之际》，《理论与创作》，2001.1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美学新境界——学习习近平文艺思想札记》，《创作与评论》，2017.4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开启诗美学“迷宫”的金钥匙——读李元洛著〈诗美学〉》，《中华诗词》，2017.12
《文艺家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1983.2
刘启民：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文学博士。湖南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周立波研究、湖南省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
（来源：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