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新福研究员小传
1935年10月15日出生，原名伍久福，男，苗族，湖南省凤凰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0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0年调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2年被评为史学研究员。2001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聘为文史研究馆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湖南省社科联委员以及湖南省历史学会、省苗学学会会长。主攻中国民族史和湖南地方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国苗族历史文化和湖南古代史、文化史领域，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研究。著作曾获国家优秀图书奖、湖南省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贵州省“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等奖项。
湖师湘大传“声教” 罗洋山中话“苗人”
伍新福老师是中国民族史尤其是苗族史研究的著名专家。虽然之前我们对他的著述多有拜读，一直“心向往之”，但却从未谋面。借此机会，我们拟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访谈提纲，专程登门请伍老师亲自把关。几天后，伍老师来电表示准备妥当可以访谈了，并打趣说道：“我们可以自由点，不必完全拘泥于提纲的问题，可以畅所欲言！”2022年11月8日下午，我们如约在伍老师位于罗洋山上的家中见面，甫一落座，他便有条不紊地开始讲述。
李超、张凯、谢潇（以下简称问）：请谈谈您少年时的生活及求学经历？
伍新福（以下简称伍）：我原名叫伍久福，1935年生于湘西凤凰县城北老营哨一个普通的苗族家庭，祖辈靠租种“屯田”为业。后因灾荒，祖父流落县城，以小手工度日。父亲伍承绪少时吃粮当兵，离队后成家，在县城做面粉摊贩生意养家糊口。母亲龙冬梅，生长于凤凰县山江镇，是一位极其纯朴、勤劳而又特别节俭的苗家女儿。父母先后生下七个子女，长大成人的仅我和姐妹三人。
我家虽贫寒，但父母仍“望子成龙”。未满六岁，我便进入县城箭道坪小学，开始启蒙、读书。入学不到两年，母亲便离世了。从此父亲独自一人，拉扯着一群年幼儿女，苦苦支撑。他不顾一切艰辛，依然送我继续上学。
此间，幸遇一位亲姑母，即沈从文在《湘西散记》中记述的他那位“同宗兄弟”、惨死于土匪乱刀之下的“补充兵”沈万林的遗孀，得她多方救助和照顾，我完成了六年的小学学业，升入凤凰县立中学。但因交不起3斗“俸米”，初中第二个学期只得转入免交“俸米”的县立乡村简易师范。由于自身好学，又发奋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我的作文常被老师选为“范文”在课堂加以点评推介。每逢寒暑假，别的孩子可以成天玩耍，而我的父亲还要将我送入一位老秀才的私塾，念诵“四书五经”，为我打下了较坚实的文化基础。
1951年，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一天，我在县城里收大粪时，偶然看到一张人民政府招考小学教师的公告。此前，由于未成年，“参军”“参干”均被拒之门外。当时我已年届十七，决定报考。有感于新中国建成后祖国的新气象、人民的新生活，以及自己对新前途的追求、向往，报名时特将“久”字换成了“新”字，伍久福改名为伍新福。那时，我乡村简易师范（初师）虽尚未毕业，仍顺利通过了考试，被录取担任教师。1951年8月，我参加附设于湖南省立九师的“短期师资训练班”培训。1952年7月结业。回县后，分配到凤凰县阿拉镇苗族地区担任小学教师。一年后，由于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经凤凰县人民政府选拔，我被保送到湘西第一民族师范中师部深造，1953年8月进入湘西第一民族师范（原省立九师）中师部学习。1956年7月，以优秀成绩毕业，并考入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从“久福”到“新福”：生活、求学以及早年的教师生涯
问：1976年和1980年，您分别从湖南师范学院调到了湘潭大学政治系、历史系，之后从湘大调到了湖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为何没有一直在湖南师范学院待下去呢？又是什么原因您没有再继续教师生涯呢？
伍：因为毛主席亲切嘱托了“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当时湘潭大学就到各地招揽人才，来湖南师范学院引进人才时，说能立即解决我和夫人长期分居两地的问题。这对于长期分居的我们夫妻俩是非常诱人的条件，所以就答应过去了。到了湘大后，我先与当时研究经济学的尹世杰、研究哲学的沧南等人合作，一起创办了政治系。后来又把政治系分成了经济、哲学、历史三个系，尹世杰负责筹办经济系，沧南负责筹办哲学系，我负责筹办历史系。为筹建历史系，从引进师资，到设置课程，再到规划学科发展，甚至最细微的课表的安排，我都是亲自过问、设计，并承担了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可以说是尽心尽力。
五年后，我离开了湘大。因为我的兴趣一直在科研和写作上。在湘大要教书，还要做系主任，这个系又是新办起来的，事务繁杂，分散了很多精力。我想摆脱这些行政事务的纷扰，有更多时间集中精力做学问，争取在科研上有更多的贡献与建树，于是就决定离开湘大。机缘巧合调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此后我就在社科院安顿下来，一直到退休。当然，在社科院我也有行政职务，先后做了历史所的副所长、所长，但工作重心还是做研究，非常适合我。
“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学术生涯四十年
问：1960年您从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到现在，经历了长达62年的学术生涯，请问您这62年有着怎样的学术经历，有哪些突出的学术贡献？
伍：1960年从历史系毕业后，我先后在湖南师范学院、湘潭大学历史系任教近20年。1980年调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在职16年，其中当了8年副所长，6年所长，1996年退休，退休已有26年。我从事研究工作大致62年时间，这些年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事：
一是苗族历史文化研究，也就是苗学。在苗学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中国苗族通史》《苗族文化史》等等。二是湖南地方史研究。先是组织和主持编写《湖南通史》，我主要担任古代史主编，主要由我执笔，湖南古代史部分将近有50万字，我写了35万字。后又连续出版了《湖南民族关系史》《湖南文化史》等著作。第三，在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也有涉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史学界和理论界就“社会形态”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我也参与其中，发表了如《试论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几个问题》《略论奴隶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多样性》《关于历史研究中的规律性与多样性》《略论苗族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等论著。这三个方面，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专著共有十多本，五百多万字。我整理、编纂的古籍史料，如《明实录南方民族研究史料》等，也有将近四百万字。有些如《湖南历代人名词典》《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的编撰，我参与撰写的字数都比较多，尚未计算在内。这四十多年总计著述和编撰的文字，共计1000万字左右。人们常讲我“著作等身”，我确实也算是多产作家，作品数量多，质量好，在国内外影响也不错。当今中国在苗族史研究领域中，《中国苗族通史》是最具权威性的著作。
问：您觉得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丰硕的学术成就呢？
伍：首先是基础问题。这个基础包括理论基础和知识基础，你必须要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要有比较广阔的知识面，否则不可能写那么多东西，出那么多成果。我这个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读书的时候进入历史系，学习比较刻苦，认真学习史学方面的基础课程，注意理论方面的修养、深造，这在班里、在年级里也是很突出的。除了课堂之外，我还是图书馆的常客，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课外书籍、资料。我确实对学习抓得紧，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可能看到我学习刻苦、基础理论功底扎实，学校就让我留校任教了。留校任教以后，学校又把我作为重点培养的青年教师，对我特别关照，让我专心进修，给我提供各方面条件。毕业留校那几年，我继续加强业务知识理论方面学习，摄取理论学习、中外历史知识，做了很多努力，也积累了很多。
毕业前后，我参与了林增平先生《中国近代史》的改编和修订，负责撰写第一章，有9万字，后以蓝皮封面出版，这部分内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这对我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学习深造有一定帮助，也可以说初步显示了我的科研和写作能力。
留校以后，因为系里课程设置的需要，没有安排我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而是要我从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进修和教学，师从谢德风教授，由此进入到世界史研究范畴。研究世界史的过程中，我重点学习比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恩格斯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所以后来，特别是到了湘潭大学后，我一面从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教学，一面又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程的教学，讲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三年我被调到湖南省委宣传部，参加写作组。在写作组里，我接触到中国古代史、革命史方面的资料。后来，省委党校又聘请我为干训班讲中国史和世界史，为了系统地讲授中国史和世界史，那两三年我翻阅各种资料，亲手绘制地图，做了蛮多功课。
转入省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之前的这段经历，我所涉猎的学科，开展中外历史的理论方面研讨和教学，为后面从事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基础，被人称赞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这种扎实的基础，对后来做科研能比较快地上路、做出成绩很有帮助。因为很多事情我能够高屋建瓴，从中外古今，全局的一个角度去看，视野比较开阔，能够把握各种史料，作出理论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说一个人的研究工作，首先应该把基础打好，必须要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必须要有比较广阔的知识面，厚积薄发，由博到专，这样才可能有所成就。这是我体会到的第一点。
其次是怎么样发挥个人优势。就是如何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来确立自己的主攻方向。我之所以将研究领域从世界史转到中国史，专攻苗族史、湖南地方史，确实是考虑到自己的特点。我的外语水平不行，觉得研究世界史发展前途受限。我没有读初中，只是在简易师范读了一两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保送升学，又读了中师（湘西第一民族师范中师部），都没有学过英语。后来到了大学，学习俄语，二十几岁才开始学俄语也比较吃力，所以外语不行。但我的国文功底比较好，文字写作方面是我的优势。我从小就喜欢写，且善于观察、分析、描绘一些东西。在读简师的时候，语文老师拿了一幅名画给我们欣赏，要我们写出这幅画的意境、独到之处，它所反映的思想境界等。我的那篇文章在全班写得最好。老师开始承诺谁写得好，这幅画就给谁，但是他还是舍不得那幅画（笑），只是表扬我了一下：“伍久福的这篇文章写得好。入木三分，概括得很好，领会得不错，文笔表达得也很好。”
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但我父母特别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所以在我五岁多时就送我去读书。我的父亲很有眼光，虽然当时已经在新式学校上课，但他还送我读私塾。我一边读新式小学，放学后或者节假日、星期天就到私塾老师那里去学习，学四书五经，先从“人之初”开始。私塾老师是个老秀才，还是有点学问的，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所以，在作文写作方面我从小就蛮有兴趣，喜欢写点东西。写作这方面，一开始基础打得就比较好，也有兴趣。但我的数理化比较马虎（笑），虽说成绩还可以，但是我不感兴趣。考虑到社科院来搞研究工作，又考虑转向中国史、湖南地方史和民族史，主要就是鉴于我个人的条件，做学问要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这个是我第二点体会。
第三点，就要看怎么样努力。我个人的成就呢，不外乎两条，一是机遇，二是勤奋。勤奋加机遇，就可以做出成绩。搞文艺创作靠灵感，靠一种爆发力，史学则必须日积月累，必须踏踏实实大量搜集和查阅资料、研习资料。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搞史学要坐得住，要甘于寂寞，必须要埋头“故纸堆”，去查资料，去大量的阅读。为了研究苗族史、苗族文化史，《明实录》共有一千多万字，我几乎全都查了一遍，做了很多笔记、摘录。所以，到退休以后，萌生了整理编纂一部《明实录南方民族研究史料》的想法。《明实录》大家用的比较多，里面关于民族的史料又特别多，但没经过整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正因为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在写中国苗族史的过程中，大量地翻阅和运用了《明实录》的资料，后来才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又花五年时间专门做了一些整理，编纂出260多万字的资料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当时做学问、治史的勤奋。
问：您为什么会走上少数民族史的研究道路呢？
伍：我这一生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尤其是苗族史研究。因为我本身就是苗族人，是苗乡来的，有优势。我对苗族从小耳濡目染，有一份感情，比较亲切、比较熟悉，有种心领神会的感觉。小的时候，我们家移居到凤凰县城。当时发生了“龙云飞围城”事件，那时我三岁，母亲抱着我，看到周围苗族武装来攻打凤凰城，留下了深刻印象。再大一点，神兵“布将帅”又来围城。苗族的这些现象，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苗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发展，苗汉关系的历史状况，以及又是怎么演变的。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就产生了疑问，产生了好奇，从小我就想着怎么把它弄清楚才好。后来到社科院选择民族史，尤其是以苗族史、苗族文化为主攻方向，就与此有很大关系，觉得这也是我的优势。
问：您认为研究苗族史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伍：当然是田野调查。搞民族史，特别是苗族史，光是凭文献资料还不够。因为苗族本身没有文字，没有文献资料，都是汉文献。汉文献资料的局限性很大，相关记载很少，这就必须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为了写好苗族史、苗族文化史，全国几个省的苗族地区我几乎跑遍了，有的地方还跑了两次、三次甚至多次。我本身是湘西人，湘西跑得最多，云南、广西、四川、重庆、贵州跑的次数也特别多。当时是8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那么方便，翻山越岭，确实很辛苦。但是你必须去，必须要做深入的田野调查，收集资料，包括口述资料、民族学资料、民俗学资料，不能放松，要不这个苗族历史的方方面面是写不出来的。当时跑田野甚至还有一定的危险性。记得有一次，我老伴陪我从贵州黔西到威宁去，途中要经过一个大山，我们搭了一辆长途班车，正在山腰的时候，一辆农用拖拉机冲了下来，正好撞到班车的车头，整个班车就往一侧偏转，司机急忙踩刹车才把车很艰难地停了下来。幸好拖拉机比较小，撞击力度有限。我们下车一看，冒出一身冷汗，就差一尺，旁边就是悬崖峭壁，下面就是数百丈的深谷，要是撞下去，真会粉身碎骨，现在想起都觉得后怕。这些都是亲身经历，为了深入各个省市的苗区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各方面的材料，也真是付出了很大的辛劳，耗费了许多心血。正是因为这些资料工作做得非常扎实，让我能够把握整个苗族的状况。梳理分析综合了这些材料后，我也胸有成竹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出了一些科学结论，建立了一个系统和体系。这本《苗族通史》出来后受到了普遍关注，不仅中国苗族内部对该书的评价是一致的，整个学术界，包括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相关学者，以及海外苗族，对这套书评价都很高。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赞誉呢？就像刚才说的，有扎实的基础，也有这样的水平。如果不是那么努力，那么勤奋，那么刻苦地去进行一系列研究工作，不可能有这样优秀的作品出来。
问：刚才您说任湘潭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时，帮助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学科体系，可见除了教学与科研，您在行政事务上也对学术有所贡献，那么您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岗位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办所理念呢？做了哪些推动学科发展的具体举措呢？
伍：我当所长那几年对历史所学科发展的贡献还是有一些的。当时在历史所当副所长、所长，我就在思考，作为湖南的一个地方研究所，你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当时我就认准一条，地方社科院的研究所一定要发挥地方性优势，要有自己地方的特点。具体而言，就是要立足本省，立足本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文化。如果离开了本省泛泛地去搞中国通史，或者去搞某个断代史，那绝对不是我们地方研究所的优势，也很难有所建树。我做所长后，第一件事就是抓住湖南的历史人物做文章，编撰了《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然后从当时所里每个研究人员的实际出发，建议每个人做自己熟悉又能够把握得住的研究。比如刘泱泱老师，重点研究左宗棠。有的就研究湖南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战场十分重要，是一个主要战场，打得非常惨烈，湖南人民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非常值得研究。萧栋梁老师以及已经去世的余应彬老师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这个研究很有湖南地方特色，也很有必要有人来做。从当时的学科建设来说，从整个湖南史学发展的需要来说，这个都是必需的研究。
“湖南通史”也是一个开创性研究。在此之前，学术界对湖南的研究也算重视，但是怎么系统地来理清楚湖南整个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历史规律以及发展中的一些主要问题，怎样对其做出结论，都还是一个空白，所以撰写《湖南通史》就成为了当时我们全所的一个主攻方向。当时组织所里一二十个人全力以赴，将《湖南通史》搞了出来。其中我花了蛮多心血，整个书是我们历史所3位正副所长集体策划，前言、总序由我撰写，出版经费筹集上我也出了大力。古代史部分主要由我撰写，还有两三位同事写了部分初稿，最后我也做了一些修改。当然，写作过程的困难还有很多，不光是收集材料、阅读材料，将材料系统化，成果里面还要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创见。比如古代部分我就提出了很多新看法，先秦时期虽然把如今湖南所在地区划在九州之一的荆州之列，但实际上与中央王朝联系不大。真正与中央王朝产生实际联系是在楚国时期，这一时期才算进入了国家版图。楚国的建国对于整个古代湖南历史发展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所以我就提出应把湖南的先秦史除原始社会外分作两段，一段是楚国入湖南之前，一段是楚国史。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具有创见性的“先楚史”概念，这样也就凸显出了湖南地域特色。此外，我还提出了从社会形态与发展规律而言，湖南在先秦时期并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是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奴隶社会而在秦国统一后进入了封建时代。从上面举的这些实例可以看出，写湖南通史就是要写出湖南特色，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融进去，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对整个学科发展作出了我们自己的贡献。以地方史来讲，《湖南通史》的质量水平是比较高的，出版后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
问：人生总有不足，学术生涯也一样，那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是否还有某些遗憾呢？
伍：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想在湖南社科院办一个南方民族研究中心，但一直没有办成。当时我向时任社科院院长王驰提出来过，他认为社科院的基础还不够。之后我又找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张楚廷校长，希望和他们一起联合办。因为他看到我有很多相关著作，非常感兴趣，说确实可以一起办一个民族研究中心，让我牵头，社科院和师大联手来办。但开会讨论后，也是和王驰院长一样看法，缺乏基础，尤其是缺乏相关专业如民族史、民族学的教学人员基础。师大之前从来都没有开过这些课程，所以会很困难，最终就没有办起来。此外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后继无人，因为没有带学生，没能培养一批学生来继续我的科研道路。人家经常问我，你有学生吗？我也只能无奈地说，我还是孤身“作战”，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做，没有帮手。别人听了都很惊讶，和我说：你没有博士、硕士还能出这么多成果、写这么多大部头的书？一般著作丰硕的博导、硕导都有一大批学生在帮忙弄。我说我没有高校的条件，就只能靠自己了。（大笑）
创办学会，凝聚学术力量
问：您是楚学会中重要的湖南籍参与人之一，也是建立湖南省苗学学会的主要策划者与重要参与者之一。当年您是如何产生加入湖北人为主的楚学会以及建立湖南省苗学学会的想法的？尤其是苗学会，您是如何一步步和其他人一道将这一学会建成的？担任湖南省苗学学会的会长后，您又采用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提升此学会的影响力的？
伍：我当时和一些湖南、湖北的考古研究所、历史文化研究所的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们，一起创办了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虽然最初源于荆楚，也就是湖北地区，但是后面发展出灿烂的文化属性却是在湖南地区。湖南的楚文化确实很值得研究。就发掘的楚墓而言，虽然我没有完全统计，但从数量上看，极有可能湖南比湖北的要更多。所以说，研究湖南史必须要研究楚国史，研究楚国文化。这是我当时参与楚文化研究会的根本原因。我在参加了这个学术组织后，还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楚文化的独特观点。比如，楚国人到底是华夏族的后裔还是属于南方蛮夷的后裔？过去主流的看法是认为属于华夏族的一支，是黄帝后裔，颛顼后代。但我认为有待商榷。我在之后研究湖南地方史以及苗族史的过程中就指出，楚国应该还是三苗的一部分，是荆蛮和三苗之后，楚国当时自己也承认是蛮夷。他有独特的语言，中原人无法理解。这些都表明楚国属于三苗的一部分，应看作南蛮。不过由于他们接触中原文化较早，发展较快，很早就接受了夏文化。对于后来才接受汉文化的其他地区来说，就把楚文化看成了中原文化的一部分。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楚人与苗瑶民族同源异支的观点，即两者是同一个族源，但是不同支系，只是有发展的先进、后进之分。
苗学会也是我召集了一群同志一起创办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提出了一个课题，要编撰少数民族的五套丛书，其中就有苗族史、苗族志、苗语志的分册，我是这一分册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参与这套苗族分册的编写工作，也是我之后一直从事苗族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也是一个契机。虽然没有执笔，但是写作时的讨论工作我是全程参与的，所以和一大批研究苗族史的科研人员有所接触，特别是去贵州参与的活动非常多。当时有一个感受，就是虽然湖南是苗族的主要聚居地，但是苗族研究工作还是比较匮乏的，几乎没有专门从事湖南苗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后来想起有一批湖南的学者和我一起参与了那一系列讨论，我就想是不是我们这几个湖南有关苗族历史与文化研究者可以作为骨干，把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有一定基础的研究者组织起来，形成一支苗族研究队伍，并且能够持续壮大并传承下去。所以在这个分册编完后，又参加了一些相关的苗族研究的会议，看到对苗族文化研究较深入地区如贵州等的一些状况后，就决定在湖南也办一个苗学会。之后我去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找到了当时的龙再宇州长。他是湖南苗族中很早的一批著名文人之一，当时一些与苗族相关的研讨会，都是他带着湖南、主要是湘西对苗族有深入研究的这批人去参会。所以我就找到他，他知道我的来意后也是大力支持。这样这个研究会就筹办起来了。当时大家都希望湖南苗学会办起来后，能对湖南省的苗族研究发展有一定帮助，也希望借此培养出一支有稳定科研产出的研究队伍。定下这个事之后，我就开始写申请，之后就办了起来，当时的办公室也随之放在了省社科院。我们还一起筹备召开了“乾嘉苗民起义一百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卸任苗学会会长后，又先后选举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龙文玉和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院长罗康隆来当，就把办公室放去了吉首大学。之后办公室还放在怀化一段时间，后来又放到吉首大学。
问：听说80年代初，中断了许久的湖南省历史学会也是在您的积极推动下重新运行起来的？
伍：是的，当时我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湖南省历史学会其实成立很早，大约是在50年代就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就停止活动了。82年又开始恢复，那个时候湖南史学界林增平先生声望最高，就以他为首来恢复湖南省历史学会。他找到我，我当时正好调到社科院来，后来我配合他将湖南历史学会恢复起来了。林先生当会长，我当秘书长。林先生去世后，我就接任他当了会长。我退休后，一直到1998年卸任，王晓天副院长就接替我做了史学会的会长。王晓天之后就是湖南省社科院现任副院长刘云波同志接任。就是这么一直传下来，办公室就一直在社科院。在当时，确实是我协助林增平先生恢复了历史学会，历史学会的所有活动也主要由我筹划，所以历史学会的中心，湖南省历史研究的中心，也就都在湖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了。我个人觉得这比参与楚学会、建立湖南苗学会的影响更大，意义也更大。这对当时湖南省历史学科的发展，史学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积极吸收了一批很优秀的史学研究者成为会员，比如说湘潭师院（现湖南科技大学）历史学科的学科带头人杨鹏程，邵阳师院（现邵阳学院）的刘爱文，益阳师专的陶用舒、罗庆康，都被我们吸收进来，慢慢地就把历史学会发展起来了。各位会员也都有所贡献，我对他们也非常支持，他们出的一些专著我都会给他们作序，如刘爱文的《六代豪华——魏晋南北朝奢侈消费研究》这本书，就是找我给他写的序言。当时我花了很大功夫来写，书确实写得好，我在序言里对这本书评价也很高。史学会里还有很多研究湘西的学者，出了书也找我作序，比如廖报白的《湘西简史》、刘善述的《湘西苗族革屯史录》，也都是我给他们作序向社会推荐。这些都是以历史学会为基础做的工作，成就了他们。可以看出，林先生和我这批人重办历史学会对湖南省史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学科的建设、人才队伍的培养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勤耕不辍，寄语后学
问：请您谈谈对自己未来学术研究的展望吧。今后您还有什么样的学术规划呢？
伍：现在我还正在撰写一部著作，就是《大湘西稽古录》。研究对象是整个大湘西地区，涵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怀化市以及邵阳的城步和绥宁，后面所提的两个县实际上也是属于大湘西，属于古代的五溪地区。这一大片地方的发展历史、人文、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很有特色，往往是各代文人喜欢采风、旅游、探秘的主要目的地，有一种神秘色彩，很值得研究。很多人对这片地方是有所了解，而又不是很了解，甚至存在一些误解，所以我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研究课题。我有这样的研究条件，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出来。并且研究湖南地方史也不能忽视湘西地区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研究苗族史的过程中，只要涉及湘西地区的资料，我都十分留心收集，完全有条件写一本全面介绍湘西地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著作，讲好大湘西的故事，以便更好地传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湖南文化史》《明实录南方民族研究史料》完成之后，最近三四年我都专注在做这本书。这也是发挥我的余热，将我所有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所得全部贡献出来，为学科发展，为民族文化传承再做一点贡献。现在该书大致已经脱稿，共计60多万字，出版机构也基本已经找好了，贵州民族出版社和岳麓书社都表示了出版意愿，都觉得这本书会有分量，能形成一定影响。
问：最后，您对我们后辈历史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伍：当前学术研究的学风有些浮躁，一些年轻人急于求成，做什么事都想走点捷径，不愿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些基础工作、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以及调研工作。年轻人做学问不可急于求成，不要想走捷径，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地做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做基础研究工作。我对现在社科院历史所的年轻学者也有这样的期望，并且强调要有端正的学风。
然后，我觉得做科研要有敬业精神，要有专业精神，要有追求。我退休以后还在不断地做研究工作，不断地出书。我那五百多万字的专著，有一半是退休以后做出来的。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种追求、一种责任。既然选择了科研这条路，党和国家培养我，还给了我这么优良的科研条件，就应该对党和国家、民族、社会有所回报。尽自己所能，发挥全部潜力，不断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我退休之后又相继撰写出版了《湖南民族关系史》《湖南文化史》《明实录南方民族研究史料》等一系列大部头书籍。当然，这也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有比较好的身体，要注意保健、注意养生。我现在将近90岁（虚岁88），在我这辈人中，像我这样还能够著书立说，还能够拿出成果的，可能是比较少了，有的去世了、有的身体很差无法持续写作了。为什么我能保持这么好的身体状况呢？这和我退休二十多年来的生活安排十分规律有很大关系。在社科院我是著名的“候鸟”，冬天就去更南的地方避寒，去三亚、去广州；夏天就上山避暑，去南岳、去大围山，二十多年不曾间断。这些地方水好、空气好，保证我的身体在比较温和的环境里不过分消耗，对老年人的健康很有帮助。同时，也为我继续写作，进行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再热，山中也不会很热，我还可以继续工作；再冷，南方也不会很冷，我也依然可以继续研究。别人一直有个疑问，我全国到处跑为什么还能出那么多的研究成果？其实他们不了解，我正是利用了这些优越的气候环境，做了很多研究工作，出了很多成果。还有就是我这二十多年一直坚持打太极拳、舞太极剑，每天40几分钟，二三十年一直如此。当然，也不要有什么不良嗜好，要合理饮食，注意保健等等。我希望你们年轻人现在开始，也要注意保健，注意身体，注意规律的生活。身体要是垮了，做什么都力不从心，想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这一点也值得你们借鉴，希望对你们有一些参考价值。
主要论著
专著：
《苗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苗族历史探考》，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初版，2017增修《苗族文化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苗族史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湖南民族志（苗族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湖湘文库版，2008《湖南通鉴（古代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湖南经济通史（一、二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
《湖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2006；湖湘文库版，2010
《湖南文化史》，岳麓书社，2016
《论评与考辨——史学研究文集》，岳麓书社，2013
《湖湘文化述要（上篇）》，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古籍整理编纂：
《苗疆屯防实录》，岳麓书社，2012
《楚南苗志》，岳麓书社，2008；湖湘文库版，2021《五溪蛮图志》，岳麓书社，2012《抚苗录、红苗归流图册》，岳麓书社，2021《明实录南方民族研究史料（5册）》，岳麓书社，2021
李 超 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 凯 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原助理研究员；
谢 潇 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原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