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研究员小传
1951年9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辽宁瓦房店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调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97年，被评为研究员。曾任两届全国青联委员、两届省青联副主席、五届省政协委员。2013年11月由湖南省人民政府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民俗宗教文化、湖湘文化等方面研究。
小工厂走出来的大学者
我们与万老师取得联系的时候，万老师正在北京帮忙带小外孙女，空暇时间则忙于学术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尽管时间不充裕，万老师还是干脆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要求。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我们不方便赴京采访，于是通过采访万老师的同事、朋友，研读万老师的学术著作等方式，拟了一份采访提纲发给万老师。一个多月后，万老师给我们回复了一篇三万余字的长文。…
从工厂到学校
谢文凤、王海若（以下简称“问”）：万老师您好，我们作为学术后辈，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采访您！听说您父亲读过两次大学，并从军参加过众多战役，还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而您母亲也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湖南国立师范学院，能请您谈谈父母对您的影响吗？
万里（以下简称“万”）：我的父亲是辽宁复县（今瓦房店市）人，父亲的家庭经商，经济情况应该还算可以，因此父亲得以就读于当时的南开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的家庭被毁，家仇国恨促使他励志从军，服役于国民革命军第74军。后来，父亲又就读于陆军大学，毕业后重新回到74军服役。他先后参加过与日军在江西、湖南的全部战役。我的母亲是长沙人，就读于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是如今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该校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初设地址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1944年迁至溆浦县。当时父亲的部队正驻扎在溆浦县，父母亲就是在这里相识并结婚的。1949年1月，父亲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刘伯承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我父亲被调到该校任教，担任战术战役教员。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刘伯承和时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签署的军属证书。我在1951年9月出生于南京军事学院的附属医院。由于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自幼受到熏陶，我比较热爱学习，尤其喜爱古典文学。从小母亲就教我背诵唐诗宋词以及古代散文名篇，最喜欢的唐诗是李白的《将进酒》，宋词是岳飞的《满江红》与辛弃疾的《破阵子 · 醉里挑灯看剑》，散文则是《岳阳楼记》《滕王阁序》等等。我也喜爱作文，记得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小学的寒假大多只有三周时间，布置的寒假作文只有三篇，但是我总是要写十来篇；小学四年级时，我每周的作文学校都要拿到高年级作为范文；初中虽然只读了一年，也担任了语文和外语（俄语）的课代表。哪怕是退学后来到社会上做各种苦力劳动之余，也喜爱读书。我母亲在经常教导我背诵古代诗文名篇的同时，还会讲述家族的往事和故土旧时的社会风情，这激发了我对湖南的乡土情怀。
问：您初中就辍学养家，后来自学成才，成为一名著述颇丰的学者，这样的学术经历对现在的年轻学者而言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因何机缘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万：1953年，我父亲退役，全家便随母亲迁居长沙。1955年，父亲因病去世，当时我还只有4岁。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家庭五口人的生活重担自此全部压在时任小学教师的母亲身上。1964年，我进中学读书。1965年，身心已经极端疲惫的母亲因病退职。时年14岁的我正读完初中一年级，因家庭生活极端困难，便退学回家，进入社会，开始从事各种体力劳动挣钱养活自己和贴补家用。自此，我在社会上推板车、挑土和做临时工等有6年时间。1970年9月，我被招工到一家小集体性质的工厂——长江阀门厂（后改名长沙阀门厂）当铸工。到了工厂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环境，读书的时间也逐渐多了一些。进长沙阀门厂工作不久，有幸认识了一位对我后来人生转折并从事学术研究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人，他就是彭燕郊先生。彭燕郊先生（1920 - 2008）是福建莆田人。早年参加新四军，从事宣传和战地服务工作。1949年他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又担任《光明日报》的文艺副刊编辑。1950年，他被调到湖南大学，担任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因受“胡风案件”的牵连，下放到街道。1958年，他拿出自己不多的存款，与街道上的一些闲散人员，主要是家庭妇女，一道成立了 “长沙市城北区钢铁人民公社玩具厂”，该厂后来被整合到长沙阀门厂。
在长沙阀门厂工作时，我与彭燕郊先生的交往逐渐加深。彭燕郊先生告诉我，他原来有约4万册藏书，现在家里还剩下约5000册。我大约每周或两周就去他家一次，每次背一书包的书回家，看完再换。随后的几年时间，在彭燕郊先生的指导下，我先后阅读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文学及文艺理论著作、文学史参考资料等，以及当时仅有之两部分别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这些书籍读完后，彭燕郊先生再要我读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原典著作，以及《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等。此外，还读了一些中国历史书籍。彭燕郊先生要求我，所读书籍一定要将其放在特定历史的背景下，可以结合制作一个年表以加深印象；由此，我用1米多长的纸张制作了一个年表张贴在家里的墙上，随时添加内容。中国的主要文史哲书籍读完以后，彭燕郊先生再借给我外国的文史哲名著读，自古希腊、古罗马的著作，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到近代的著作，包括有小说、文学及文艺理论著作、文学史著作等。先读俄罗斯的，再读欧洲的，然后读美洲（包括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这些书籍的作者或译者多为名家。所读书籍均有着一个循序渐进的系统过程，故阅读后的印象极为深刻，至今还受益匪浅。
彭燕郊先生是一位诗人，他也想要我学着写诗，但是我自知缺乏彭燕郊先生拥有的“诗性思维”，而是更擅长“理性思维”。看到我的“不可救药”，彭燕郊先生便要我研究中国古代的戏剧（戏曲）及戏剧理论。由此，他系统地借给我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戏剧理论著作以及大量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各大学学报上刊载的戏剧研究文章。我虽然受益甚大，在以后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中经常用到这些知识积累，然而还是“稀泥敷不上壁”，最终没有走上这条路；但是，欧洲戏剧之精湛、戏剧理论之深刻，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此后，彭燕郊先生只是在写作方法等方面给予指导。记得在1978年我开始学习撰写学术论文，初稿篇幅很长。彭燕郊先生读后说，内容他无法评述，但是文章显得累赘拖沓，要大量压缩。并说：“文章是给人‘读’的，不是给人‘看’的。自己写文章，哪怕是学术理论文章，包括考据文章，也要读。能够读起来顺畅，便是一篇好文章。”该文经过六次修改，定稿时的篇幅只有初稿的三分之一。篇幅虽然缩短，但内容并未减少，论证反而更加简明严谨。该文当时无法发表，多年后，我再次修改并充实内容，发表在《哲学研究》上，并且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1980年，我陆续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上发表了若干篇论文，有一篇还在当时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由于当时的信息渠道不如后来畅通，外省的一些学界人士、包括部分老一辈学者，都以为我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先生”。
问：从工人身份变为正式的学者身份，这在20世纪80年代应该也是很少见的吧，听说您是被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焦林义特批的“干部”？
万：1981年，我被破格调到湘潭师专（后来的湘潭师院，现湖南科技大学）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历史文献学、目录学的教学工作。1983年3月，被破格评为副教授。虽然如此，基于当时工作体制关系的差异，我一直在学校的校办工厂拿工人的工资，所不同的是，由于工作成绩较为突出，两次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立大功，每次增加了一级工资。1985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焦林义特批了一个“干部”指标，我的档案中才转为真正的教师身份。
问：您在长沙阀门厂工作时就发表了20余篇中医史文章，1982年进入湘潭师专后又被国家卫生部中医管理局聘为中医古籍整理顾问之一。您为什么会在工人时期对中医史产生兴趣呢？
万：早在我步入社会基层从事各种重体力劳动时，1978年，我突然患上了急性黄疸型传染性肝炎。母亲陪同我到长沙市第二人民医院看病，医生要求住院治疗，要缴40元住院费才能入院。当时家庭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就靠我在支撑，我不但不能够继续挣钱养家，还要付出在当时相对于我家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款项，显然无力承担。记得当时我们走出医院，母亲流泪了。一位我们熟识的搬运工人知道了，说他可以运用外治法治疗。他将一些草药捣碎，敷在我双手手腕的内侧。一天后，敷药处起泡，将黄色的液体逐渐排出，一周后，再去医院检查化验，肝功能恢复正常。亲身体验民间中草药验方的治疗效果如此神奇，使我对中医药产生浓厚的兴趣，加之当时全国正在重温毛泽东于1950年给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进而掀起学习中医药的热潮。我便开始自学中医。
到工厂当工人后，由于当时不具备研究文史哲的外部环境条件，阅读了一些古代的中医药典籍之后，发现当时的医史界对于中国医学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看，当时已经面世的几种《中国医学史》著作不只是内容简要，大同小异，涉及古代医家、著作的一些基本史实也错讹较多，便就阅读所得开始撰写中国医学史文章。从1979年下半年至1980年的约一年半内，我在工厂劳动之余的时间，撰写了20来篇中医史文章，部分发表在当时复刊并不多的国家级和省级学术刊物上，其中《医史研究三议》一文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刊发时（笔名“万方”），编者按称：“万方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应当在医史研究和医史教学中清除非历史的观点。”此文随即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我们生活在一个祖先传下的百花园中”
问：您于1998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从“法治”和“人治”角度切入的法治思想史著作《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制》，这本书还获得了第八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成书背景和主要观点吗？
万：该书的撰写动因可以追溯到1988年，当时我与年轻教师陈良文先生一道合作在湘潭师范学院历史系开设了一门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的选修课。我们谈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与局限性的东西。其中涉及，作为有着数千年古老文明史的中国，为什么进入近代以后，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步履如此艰辛；反之，作为中华文化圈的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其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在进入近代以后（如日本），或在最近几十年中（如韩国、新加坡），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世人惊叹，也令国人深思。除了这些国家率先开放搞活以外，更有着复杂的文化内涵历史原因。这些国家曾经或者受到中华文明之光的长期普照（如日本、韩国），或者其国民大多为华裔构成（如新加坡），至今他们还在不断地从中华文明中吸取养分以解决当代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 关于怎样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观点异彩纷呈，唯一正确而又可行的中庸之道当然是批判地继承，扬与弃相结合。但是，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什么是优良传统？什么是因袭的重负？说起来容易，辨识起来却难，尤其是深入文化深层次的一些东西，如思想观念等。这好比我们生活在一个祖先传下的百花园中，从外观看，花园中有香花也有杂草，其中娇柔艳丽令人陶醉的鲜花但却可能内含剧毒成分，如可提取鸦片的罂粟之类；也有朴实无华但却可给人们以生存以充实的诸多谷物和百草。我们祖祖辈辈生于此、长于此，久居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久入鲍鱼之肆而不知其臭，加之又是祖传的产业，在一个重传统的国度，也不愿轻易抛弃，便泥沙俱下继承之、因袭之。反之，一个外来的游客，他却可以根据自己的各种需要进行鉴别与选择，对其有用者取之，对其无用乃至有害者则不屑一顾而弃之。想到这些，我们便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我们的专业范围、学识能力与兴趣所在，选择几个问题，从文化史的全景角度进行一番历史与现状的综合考察，研究历史而提供借鉴于改革开放的现实。初选的切入点是，我们的祖先是怎样认识人类所构成的社会并怎样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进行治理的；初选的题目是，“道德与法律的选择——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的思想与实践”。后来，良文兄又另有所侧重与发展，最终由我完成了《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治》。法制建设的内涵十分广泛，诸如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法律条文的完善等等均为其重要内容。但是一般人往往将法制建设视之为针对社会公众一切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制定严密的法律条文加以网罗，而忽视了对柄持法律者的控制与约束。古代中国的法网之密是放之世界无与伦比的，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就是执法的力度是加强得够大的。但历史证明，“例愈纷而弊无穷”，封建官吏“不畏法律之严，奸弊迭兴”；“法令具在，吏犹得以为奸”。正如先秦商鞅所说的：“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缺乏对执法者的有效制约，以至于历代封建王朝的清明廉政意愿均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厢情愿；而任情违法、贪赃枉法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可治愈的社会顽症。因此，虽然完善法律条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加强法制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制定了多少法律条文，而在于怎样加强对破坏法制者的制约，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才能够根治恶意的犯法和“善意”的违法。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治社会才能得以真正建立。
问：我国的法制建设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现在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和像您这样富有责任感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您在此书出版后5年，又写了《人类距离动物究竟有多远？》一文，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
万：《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治》专门用了两章的篇幅着重论述了古代诸家人性说及其与德治和法治的关系。但是，局限于该书的题旨是考述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治问题，加之受到篇幅的限制，一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后来，一件发生在湖南湘潭的事件促使我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的行刑、清代菜市口的行刑，以及从古至今将各种刑事犯、政治犯、宗教异端者进行公捕公审游街示众的诸多场景——这些刑审形式都是当年马克思对普鲁士专制暴戾政权多次严厉谴责的“法律预防说”和“恐怖主义的法律”。从动物行为学、人类行为学的角度看，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经历了数百万年时间，但从初露人类“文明曙光”的旧石器时代至今则不过十数万年时间，从发明文字到现在更只有短短数千年的文明历史，相比之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数百万年时间积淀下来的动物本性怎么能够得以根除。这就是恩格斯指出的：“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因此我认同荀子的“性恶论”，可称之为“人类的动物本性”，也就是所谓“兽性”。即使有着非常好的社会制度，任何寄希望于道德治国、靠“觉悟”来制止犯罪的设想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将“人类的动物本性”置之于法律与规则框架的制约之下才能“治本”。为此，后来我还补充撰写了《人类距离动物究竟有多远？》一文，刊发在《书屋》2003年第9期。
问：《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治》出版后收获了很多正面评价，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对于这样一本涉及现实问题的著作，您在出版该书之前是否担心会遭到批评？
万：该书稿研究内容的时代虽然是古代，但是毕竟涉及政治，慎重起见，我将文稿送请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先生审阅帮忙把好政治关，并请哲学所老所长王兴国先生审阅帮忙把好学术关。杨敏之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认为，此书的出版不仅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人治、法治的发生与发展及其阶级实质的了解，而且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分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那些封建主义残余，从而更加自觉有效地将它们肃清。此书很值得广大司法和行政执法、纪检监察战线的干部一读，也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和关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人们一读。
问：您没有系统接受过关于中国古代史和思想史的教育，要写出《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治》这类著作，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万：从我的读书学习历程可以看出，在自学的过程中，我是文史哲各学科的知识兼收并蓄，并不像一般有着科班学历的人一样在大学期间便确定了专门的学习研究领域，这也使后来我随时转移研究方向奠定了较为宽广的知识基础。记得当时，我首先是阅读了晚清张之洞撰著被称之为指引学生“读书门径”的《书目答问》，随后阅读了首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清代章学诚撰著的《校雠通义》，最后还将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阅读一遍。由此治学中我便逐渐走上了注重史实考据的乾嘉学派之路。
从现实困难来讲，我曾经因其他课题的研究缠身，对“道德与法律的选择——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的思想与实践”课题的研究搁置了一段时间。我调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后，1995年的一天，我到岳麓书社拜访学友、时任该出版社社长的夏剑钦先生，他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愿意给予全力支持。该选题通过了岳麓书社与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当年的选题论证，我便开始撰写。在随后的两年中，在进行其他课题研究的同时，我阅读了一些史料和著作，做了数万字的笔记，写出了十多万字的初稿，但在时断时续的情况下，总感觉到自己未能进入最佳写作状态，因而对初稿的文字极不满意。1997年3月，在夏剑钦先生的多次督促下，我决定将手头其他课题放下，全力以赴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记得当时我的老伴在湘潭师范学院工作尚未退休，我一个人在长沙。此时电脑尚未普及，全部文稿均为手写，每天写作到夜深。时值春寒料峭之际，面对窗外的绵绵春雨，我沉浸在古代语境之中，心情虽然非常沉重，但却思如泉涌，撰写的速度比较快，42万字的初稿在2个月便撰写完成。随后又因处理其他事务搁置下来。同年11月，回过头来再继续进行，发现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又重作修改补充，书名也定为《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治》。
史学研究：“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问：正如您所言，您走的是注重史实考据的乾嘉学派之路，您的论文和著作都非常重视对史料的详尽考据。可以谈谈您的这一治学方法吗？
万：自宋代以降，由于统治者一直将儒家孔孟之学钦定为治国纲领，围绕阴阳五行、三纲五常、义理心性进行阐释研究的理学家何止万千。基本的范畴和概念就只是那么一些，谈来谈去，除了极少数的思想家有着一些新的见解和阐发外，大部分人都陷入了“空谈义理”的窠臼，既无益于治国，也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因为这毕竟能够对古代发生的史事进行某种程度的廓清，以为社会的继续发展提供一些借鉴。由此，我治学比较注重对史事考证的还原，当然也不排除在此基础上有所理论阐释，两者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史论结合”。我在一篇谈自学体会的文章中曾写道：“弄清楚基本的资料，对资料作一番认真细致的整理辨析工作，是治学之首要问题。……我信奉‘无征不信，孤证不立，从流溯源，由源及流’的治学准则，我所撰写的学习心得中，没有一篇是人云亦云之论，多少总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在内。”在撰写学术文章时，我注重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全面彻底的收集、研读、整理和考辨，然后再撰写文章，学友们称之为“竭泽而渔”。
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在考证一项史事时，讲究必须以史事发生之同时代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此外还讲究孤证不立，必须用同时代的其他文献相互佐证，等等。但是，学术界一些人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经常运用明清以降的地方志、家谱族谱等文献以证汉唐史事，甚至远古史事。由于多种原因，这些文献资料等在编纂时，不但运用的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有时甚至或者是捕风捉影，或者直接造假，当然是极不可靠的。这些情况事例太多，不胜枚举。哪怕是在一般看来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也不一定可靠。例如，被南宋儒家理学家推崇为宋代理学奠基人物的周敦颐。即使有诸多文献资料证明，周敦颐与当时的佛教禅宗僧人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甚至有文献资料记载，他曾经师事润州鹤林寺僧寿涯从而获得太极图的传授，古代儒家学者乃至当代研究者还是力图否认周敦颐与佛教僧人有着联系，更不要说受到影响。一代大儒、南宋理学家朱熹为了将周敦颐推上宋代理学开山祖的神坛，将《墓碣铭》中所有周敦颐与佛教僧人交往事实的文字全部删除，致使在南宋以后所编纂之周敦颐文集中收录的这篇《墓碣铭》中都没有这些文字了。根据一些新发掘出来的文献资料，我先后撰写了《周敦颐与佛教》和《周敦颐与佛教再考证》两篇文章，“再考证”一文发表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因为在自学时我便注重对文献的搜集钩沉，所以我也愿意耗费时间、精力编纂一些文献资料集以供学术界研究参考之用。
问：湖南是宋代理学宗师周敦颐的故乡，也是他曾经长期出仕任职的地方。在您的推动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合作主办了“周敦颐与汝城暨理学思想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学术研讨会”。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会议吗？
万：2012年12月下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共汝城县委、汝城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周敦颐与汝城暨理学思想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省汝城县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社会科学院、知名院校及汝城当地专家学者近100人齐聚一堂，围绕“周敦颐理学思想”“周敦颐与汝城”“理学思想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汝城历史人物”等专题进行了学术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原所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等作了主题发言。这是湖南对周敦颐理学思想研讨规模较大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对湖南的周敦颐研究以及理学思想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研究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会后，还从参会的论文中选择60余篇结集出版。
“我将研究湖湘文化看作一种责任自觉”
问：80年代后期，您还开始了对湖湘文化的研究，主持编撰了一系列重要文献，其中《湖湘文化大辞典》还获得了第八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您是因为湖南人的身份才对湖湘文化感兴趣的吗？
万：虽然我的籍贯是辽宁，出生于南京，但湖南是我的成长之地。加之母亲的故乡在湖南，她经常给我讲述家族的往事和旧时家乡故土的社会风情。所以我把自己看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湖南人。8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掀起了对地域文化研究的研究热潮，湖南学术界的“湖湘文化”研究热也同样兴起。我作为湖南学术界人士，将研究湖湘文化看作是一种文化自信，更将其看作是一种责任自觉。
问：湖湘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星光璀璨、史料庞杂，您关于湖湘文化的研究是否有重点关注对象呢？
万：由于我一直对研究工作的基本文献资料比较注重，遂产生了编纂一部关于湖湘文化辞典作为该研究领域基础建设的设想。我将此想法向时任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禹舜先生汇报，得到他的认可和支持，他又向曾经担任湖南省省长、时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兼任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的刘正先生报告，也得到刘正先生支持。记得当时我提出，请刘正先生或者禹舜先生担任主编。禹舜先生说：“主编还是由学者担任。我们就做一些统筹和后勤工作好了。”老领导的高风亮节使我感受颇深。由此，分别成立了辞典编纂的工作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刘正先生和禹舜先生等人分别担任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我则担任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兼主编。经过筹备，90年代初，利用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工作平台，组织各种专科省志的编纂人员共300余人，开始了《湖湘文化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该辞典收录一万六千余辞条，600余万字，编纂完成后正式出版。后来，该辞典又经增补修订，编入《湖湘文库》出版。此后，我还主编了《湖湘文化通论》，作为分册的主编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史》的撰写，以及参加了《湖湘文化通览》等著作的撰写。
湖南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舜帝与炎帝陵墓的所在地。关于这两位帝王的记载散见于各种古籍文献之中，人们在进行研究时收集不易。我与刘范弟先生合作，将散见于1400余种古代文献中关于舜帝的各种记载，按经、史、子、集进行分类，进行整理和标点，编纂了《虞舜大典古文献卷》。该书240余万字，为迄今为止篇幅最大、内容最为齐全的关于舜帝文化的文献资料集。出版后，《光明日报》刊发书评给予高度评价，为湖南的舜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该书后经压缩篇幅、改名为《舜帝历史文献选编》编入《湖湘文库》；后来，我又与刘范弟先生合作编纂了《炎帝历史文献选编》，也被编入《湖湘文库》之中。这些都是关于湖湘文化研究的基础性项目。
问：挖掘湖湘文化的源头确实十分重要，您认为湖湘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性是什么？基于您的研究经验，您对年轻学者如何着手研究湖湘文化有什么建议吗？
万：如果说要给湖湘文化下一个定义，可以说，湖湘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历代（包括现实）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一般而言，一种文化系统的“独立存在”是否能够成立，关键在于能否获得某个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在乡土观念和认祖情怀非常强烈的中华民族，对某一特定地域文化的认同不能不体现在对乡土的文化认同上。由此看来，湖湘文化首先应该是一种地域乡土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性文化系统，湖湘文化有着自身特定的内涵及外延。湖湘文化源远流长，蕴涵丰富，从广义来看，是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则是指自古以来湖南的原住居民、各个时代的移民及流寓者所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精神和积淀凝固而成的湖南人性格。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无论是对其进行界定或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湖湘文化应该是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复合体，既包含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观念文化、精神文化，也包含了物化形态的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既包含了上层社会的主流文化、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也包含了世俗的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和江湖文化；既包含了最早生息于湖湘大地的原住居民及后来陆续迁徙进来的“三苗”“荆楚”等多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也包含了秦汉以降作为主流文化传入的汉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其中既具有强烈稳固的原生态特质，又有着因应社会时代变迁之流动性、发展性、变异性等衍生特质。正是在这些多元文化因子的持续互动合力作用下，这一地域文化才日益丰富并逐渐定型并形成了特色独具的湖湘文化。只有从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视野、独具的学术视角和对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自觉运用的基础上，才能建构起一部较为客观真实的湖湘文化发生、发展与成立史，才能辨析和认识湖湘文化除了与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其他地域文化普遍共同的文化特质之外的自身精神特质和形态特色，才能进而体味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以上对湖湘文化界定所发生在湖湘大地之上的一切事物，均承载于历代的湖湘人物、著作、各种文献，以及社会民众的各种生产、生活能力与社会习俗之中，这些都是可以进行深入研究的选题。具体研究的方式，可以进行个案的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也可以两者研究相结合。宗教研究：“走出传统、走进现代、走向未来
问：您后期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古代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史，以及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研究，撰写了近百篇佛教研究文章。您为何会选择这一主题作为您后期主要的研究方向？
万：我对中国古代宗教的关注与研究，其实可以追溯到对中国古代医学史与科技史的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与科技史受到道家乃至道教思想的较大影响，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就撰写了一些关于道教史的研究文章。20世纪初，我应台湾某佛教寺院的邀请，两次到台湾参访考察，参与《台湾佛教研究丛书》的编写，我承担的撰写题目是《台湾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民国时期佛教改革家太虚法师倡导的一种佛教改革运动，主张以正信的佛教教义与思想来关怀和改善现实人生，服务现实社会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通过研究我看到，中国的道教界并没有这种觉悟。为此我撰写了《颠覆与重构：现代性与问题意识观照下的中国道教》一文，认为：“在‘现代性’与‘问题意识’的双重观照之下，可以看出，近代以降，中国道教界既缺乏一种自我反省的意识，也缺乏一种在社会历史语境产生剧烈变迁情境下之变革自身以与时俱进的理念。”“中国道教如果要不被继续边缘化而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具有反省自身、反省传统的问题意识，树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观念。”该文在2005年在《求索》刊发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自此，我将宗教研究的主要方向转移到对中国佛教史以及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研究。 问：您近期还出版了大著《唐宋时期湘赣禅宗网络研究》，湘赣地区是南禅的重要发源地和繁衍地，能否谈一下这本书的成书缘由？
万：2007年，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为了促进全院各研究所科研水平的提高，提出“0”的突破战略目标，即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突破和在国家级高档次报刊发表学术文章的突破。当时我所在的哲学研究所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更从未在国家级高档次报刊发表过学术文章。时任所长的我感到压力较大。为此，采取“广撒网”的方式，要求所里的每位研究人员都必须申报一个项目，并拟定了若干课题名目，再根据每位研究人员的学术专长“认领”，然后集体协助论证攻关。“唐宋时期湘赣禅宗网络研究”就是当时拟定的课题之一。大家“认领”之余，剩下了这项课题无人问津，原因即大家对此研究较少，且没有前期成果。由于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中国思想史研究转向宗教史研究，积累了一些资料，并撰写了若干论文，便接下了这个“无人领养的孩子”。经过论证申报，2009年，该课题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
本书题名为“唐宋时期湘赣禅宗网络研究”，研究对象为唐宋时期湖南和江西地区之禅宗寺院丛林的建置历史情况及其驻锡僧人的分布，以及这些寺院丛林所驻锡的重要僧人及其法嗣弟子之间的相互参访交往。禅宗与佛教其他宗派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僧人的禅修证悟需要通过僧人之间的走访、参谒、交流、启发，在反复的言语行为之激扬碰撞、勘问钳锤中，才能最终获得渐悟或者顿悟。正因为参访游历是禅宗僧人禅修生涯的必行之路，而唐宋时期南禅著名丛林的分布乃至高僧的数量又以湘（湖南）、赣（江西）两省为最多，故自唐代南禅兴起之后，就有大批禅僧频繁地往来于湘、赣两省之间的丛林禅寺游历参访，以致出现了“走江（西）湖（南）”或“跑江（西）湖（南）”的专有名词，并在文献中记载不绝如缕。
由于南禅“五家七宗”均与湖南和江西因缘深厚，因此湘、赣地区是南禅所有最主要宗派的重要发源地和繁衍地，在佛教史、禅宗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并对海外如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佛教禅宗宗派的产生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就是湖南与江西禅宗网络研究赖以进行的坚实基础，也是本书立意宗旨之所在。作为湖南人，我觉得有承担起对佛教禅宗在湖南和江西的这一段辉煌历史进行研究使之为世人所知的义务。
问：除了笔耕不辍，您还组织过不少大型宗教学术活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万：我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时，除了担任过若干年的院哲学所所长外，还兼任了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任职期间，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合作，于2010年7月3日至9日召开了“海峡两岸宗教与区域文化暨梅山宗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场先后辗转于湖南的长沙、南岳和新化县。类似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这样没有正式编制的科研机构，院里还有许多，部分退休后的研究人员还继续担任着这些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为院里的学术繁荣发挥余力，我也同样如此。作为湖南省内唯一的宗教学专业研究机构，研究中心高度重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统领科研活动，秉承“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适应观，注重田野调查，加强与宗教界的互动，积极引导和协助宗教界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与佛教寺院联合举办“中国佛教界爱国抗战事迹图片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人士曾经发扬爱国精神，通过捐款捐物、战场救护甚至还俗参军等形式积极参与抗战，有些僧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9年，周恩来为鼓励佛教界人士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在湖南南岳题写了“上马杀敌，下马学佛”。这段历史历来被佛教界所重视，也被部分宗教学和史学研究者所关注，但由于年代久远，关于这段历史的史料已严重缺失。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回顾和宣传佛教人士爱国抗战的这段历史有助于弘扬佛教的爱国精神、鼓舞当代佛教人士的爱国热情、增进人们对佛教的正确认识。由于父亲有着从军抗战的经历，爱国之情一直萦系我心头，总想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做一点事情。为此，我们组织人员，历经4个月时间，走访了全国12个省份的近50所寺院，同时利用互联网等各种渠道搜集整理了200余件原始照片、档案、报刊等历史资料，并从近10所有意向合作的寺院中最终选择与南京市郊区的一所小型寺院——明因禅寺合作，于2015年9月14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中国佛教界爱国抗战事迹图片展”。展览举办时，全国各地多所寺院共组织僧人及信众近300人赴京到场参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所原所长李景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先生，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副部长倪德刚教授等学者莅临指导并作了主题发言。展览结束后，《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民族报》《法音》等报刊进行了报道；尤其是《人民政协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进行了详细报道，《法音》杂志转发了展览图片近30幅。这次展览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展览结束后，将图片移到明因禅寺再次展出，并作为该寺院的一个固定项目被长期保留下来，以供到寺院的僧俗两众随时参观学习。2017年12月16日，我们再次与南京明因禅寺合作，共同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以及部分省市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近40名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探讨宗教如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宗教文化如何接受、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景源先生、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先生等作了主题发言；卓新平、柯锦华等学者也提交了学术论文。会后，《人民政协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进行了详细报道并刊载部分发言摘要。我们将其中的32篇论文整理结集于2019年5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通过寺院传播以扩大影响。经过以上两次合作，无论是南京明因禅寺的教职人员还是受其影响的信教群众，他们的爱党爱国热情、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主动性，都有显著提高。此后，我中心多次受邀帮助他们撰写宗教政策解读文章、编写爱党爱国宣传材料，并为寺院组织的各种活动提出建议。
“感觉到自己还可以继续为学术繁荣发挥微薄余热”问：今天的采访着实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在采访的最后，能请您聊聊退休生活吗？
万：我退休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还住在长沙，将在职时已经确定但未能来得及完成的工作继续做完，并将因工作繁忙未能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做完，此外还继续为学术界和宗教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因我的女儿在北京工业大学任教，2016年，第二个小外孙女出生后，我便与大部分中国家庭的老人一样来到北京帮忙带小孩。同时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工作。我的根在湖南，我的家在长沙。外孙长大后，我当然还是将回到长沙生活。
退休之后，我继续撰写中国哲学以及宗教学的学术文章，参加了湖南省内以及全国各地的若干相关学术会议。退休后撰写的数十篇学术文章，其中有两篇文章分别在《哲学研究》和《船山学刊》发表后，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2022年1月9日，我应邀参加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中国宗教学会主持召开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座谈会”（视频会议），并提交了书面发言。由于我早年研究中国科技史，对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比较熟悉，现在，应邀正在为中国科协“文明的烛火——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探源精品图片展”撰写布展文字及图片稿，这个展览，在北京展出后，还将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展。退休之后，能够自己利用的学术研究时间比在职时更多，科研成果的不断出现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实，感觉到自己还可以继续为学术繁荣发挥微薄余热。
主要论著
专著：
《唐宋时期湘赣禅宗网络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22
《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古代的人治与法制》，岳麓书社，1998
《湖湘文化辞典》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论文：
《王夫之的“性情合一”论及其理论贡献》，《哲学研究》，2009
《中国古代道儒二家宇宙论的异同及其意义》，《哲学研究》，2011
《关于治理“三乱”的法律思考》，《求索》，2000
《唐宋时期湘赣禅宗网络研究》，《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
《周敦颐与佛教关系再考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
《周敦颐与佛教》，《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从“悲欣交集”看弘一法师与藕溢智旭的佛学渊源与路径》，《世界宗教文化》，2010，《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
《从“阳明”语义看阳明山之得名及其与王阳明的关系》，《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
《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灵魂和活力——从南宋杭州文化与城市繁荣的关系谈起》，《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4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五显神”崇祀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谢文凤 女，1985年生，哲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道德哲学。
王海若 女，1988年生，逻辑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逻辑哲学。
（来源：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