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60多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学人薪火相传、努力耕耘，为湖南哲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一批老专家以其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奖掖后进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被学界同仁尊为楷模。为加强学术传承与学术研究史料的抢救性保护，推动青年科研人员学习老专家甘于寂寞、不畏艰难、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院（中心）决定编撰老专家学术口述史，主要形式是由青年科研人员面对面采访老专家，请老专家介绍人生道路、治学历程与学术感悟。
史永铭研究员小传
1955年2月出生，男，汉族，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湖南省首批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首届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跨世纪产业经济学科带头人后备人选。曾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室主任、部门经济室主任，产业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兼任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江中游城市群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
于无声之处治学，于淡薄之处谋事
史永铭研究员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一生的追求，从言行上我们能感受到其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史永铭研究员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常怀敬畏与感恩，不畏艰难，甘于奉献，他在30余年的科研生涯中孜孜探索，直道而行，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学术佳话，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踔厉奋发，拔节成长。
低调本色：军人家庭出身的社科研究者
王凡、廖卓娴（以下简称“问”）：史所您好！您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能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和成长环境吗？军人家庭出生的背景对您走上社科研究道路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史永铭（以下简称“史”）：我于50年代中期出生在湖南长沙，父母祖籍河北。父辈（包括祖辈）是革命军人，是经历过华北、东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辽沈、平津、渡江等重大战役的老共产党员，跟随东北野战军九纵（后称四野十二兵团46军）从东北一直南下打到了华南，于50年代初期从野战军调入新组建的湖南省军区，直至60年代后期又调往广州军区，80年代调回湖南工作，后离休定居于长沙。
我幼年生活的那个时代，无论在军队还是地方，广大干部群众崇拜的普遍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科学家。而军队由其特性所决定，对干部战士的要求更加严格，长期以来形成了服从命令、敢打敢拼、迎难而上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领导干部的家教普遍较为严格，严格要求子女不搞特殊化，放手让其经受各种锻炼几乎是当时常态。
在这种环境背景下，多年的耳濡目染和先辈们的言传身教，关心国家大事逐渐成了一种习惯，爱党爱国成为必须坚守的底线，在学习和工作上要以优异的成绩为国效力也成了力求践行的准则。军人家庭对子女在思想政治和生活作风的要求可能更加严格一些，军人家庭子女在信息的获取及长见识的机会方面或许更多一点。
问：与绝大多数出了校门进校门、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即进社科院搞科研的年轻人不同，听说您是先参加工作，历练了几年后，再考大学然后进入社科院工作，您能谈谈这段经历吗？
史：父辈作为军人经常调动工作，几乎每隔几年就换个驻地，我少年时期也便随迁到过不少地方，总体上是在湖南读的小学，广东读的中学。1972年于广州执信中学高中毕业，分配下放到了粤北的一个矿山机械厂（央企）做维修钳工。当时我17岁，从工资每月18元的三年学徒做起。矿山机械的维修工作并不是那种机械化生产线上的简单重复劳动，多具应急性和抢险性，极具挑战性，工作相当繁重，生活也很艰苦。这样一干就是6年，直到1978年参加全国高考进入大学读书。
我读中学的那个时代（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教育制度要求学生必须“学工、学农、学军”，因而整个初中高中阶段，每学年至少有一个学期是下工厂、农村或农场，半工（农）半读，不下工厂农村的学期就强化军训。几年下来，开荒种田、插秧收割、采茶制茶、工业生产加工甚至军事等技能都学到不少，绝对不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回想起来，这种早早接触社会的实践经历，不但极大丰富了作为青少年对基层工农业生产活动的感性认识，而且对于我以后进企业从事生产技术工作，甚至对我再后来从事科研工作都很有帮助。在当时“干一行爱一行”的主流观念驱使下，以及工厂（东北老工业基地迁入的国企）老师傅们的帮助指导下，我很快适应了生产技术工作，并在自己岗位上逐渐取得了优异成绩。自己还在学徒期就空前地被指定当师傅带徒弟，那年我19岁，成为当时厂里小有名气的“有事用得上、难活拿得下”的技术骨干之一。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由于中学时期文化课业普遍滞后，应对高考的数理化基础比较薄弱，加之当时厂里工作特别繁忙，根本没空暇时间重拾学业，便没能赶上那年由各省区自行组织的高考。次年宣布实行全国统考，我还是想圆大学梦，便临时起意放弃了与我生产技术工作密切相关并且也很愿意深造的理工科，转而填报感觉可能相对易考的文科，于是阴错阳差地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
问：您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8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什么您没有选择当时的铁饭碗进入政府部门或者高等院校，也没有跟随改革开放的浪潮，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而是回到家乡湖南，进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较为枯燥的社科研究，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呢？
史：我进入大学那年已是23岁，与我同届考入人大的同学也多年龄较大，“老三届”不少，都曾被耽误好几年，多有“上山下乡”及进厂经历，因而都很珍惜大学深造机会。我平时除了发奋读书学习，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和调研考察活动。例如，我大四那年春季，就曾有幸参加了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组织的为期一个多月赴广西开展的中国山区开发调研，我被编入山区农副产品加工业调查组，几乎走遍了桂东南山区，并具体参与了农村编织手工业发展对促进山区集体加工业调查报告的起草。可以说，这是我直接在国家级专家的带领和指导下，将学业知识与发展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在调研方法、看问题视角等方面都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四年间，我系统地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熏陶，而且在北京求学，能接触到我国即将改革开放的各种信息，极大地开拓了我的视野，引发了我对国家如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研究兴趣。既然学了经济学专业，也有多年企业工作的实践经历和感悟，自然而然地就想在这个学科领域继续走下去，力求施展学业专长，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些有益之事。这大概就是我大学毕业分配时不愿到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也不愿进政府搞事务性工作的初衷吧。
钻之弥坚：紧跟时代步伐勤勉治学
问：我们知道，您进入社科院专职从事经济应用研究直至退休有30多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您编撰出版专著近20部，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结项完成各类研究报告100余篇，主持完成包括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重大和省软科学重大等课题20余项，获得省部级及其他各类优秀成果奖30余项，尤其是产业与企业发展、区域与城市发展、绿色发展问题等研究颇有建树。请介绍下您开展科研工作的历程与思路吗？
史：借这次访谈机会，我也分类梳理了一下相关研究经历。从研究的时间进程看，我大体经历了侧重有所不同又有所重叠的三个阶段：一是产业与企业发展研究，二是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三是绿色发展问题研究。
我的专职科研生涯，可以说就是从企业体制改革与经营发展问题研究起步的。由于我的企业工作经历，对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比较熟悉，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关于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自负盈亏问题，而80年代又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企业改革探索起步的阶段，为此我着重对企业改革发展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并逐步形成了系列化的研究成果。
企业研究的拓展和延伸，必然涉及与其直接相关的产业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产业就是某种相同属性相互关联的企业集合。因此，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我又本着社科应用研究必须坚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目标任务，着重结合国家和本省改革发展实际，独立或带领团队陆续展开了产业发展相关研究。其间完成的专著《湖南产业竞争力研究》，就是我担任产业与企业研究所首任所长时，为加强学科建设，突出学术立所，形成团队优势，特意组织全所同志，要求全员参与的集体攻关项目。该著作的出版不但在全省业内领先，而且真正弄清楚了产业及其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真正摸清楚了湖南产业的家底及其纵横比较的优劣所在，这不仅有助于培养、聚合和创新学科整体优势，更有助于引导今后的应用对策研究从更实之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相信有悟性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同志都受益匪浅。
地方社科院的产业与企业研究，首要任务就是服务于本省区域、区内和区际如何加快改革发展和经济建设，为各级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当好参谋和智囊。而区域发展的载体、龙头和支撑，无疑是中心城市、城市群及其重要产业和骨干企业。产业及企业发展研究必然要同区域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因此，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我的研究逐渐转向区域经济与城市群发展问题，侧重点是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发展、省际区域开放合作和区域综合发展问题研究。随后几年，为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又逐渐突出拓展了区域、产业及企业的绿色发展研究。
问：我们知道在企业改革发展研究方面，您曾提出“应实至名归地将全民国营更名国有企业，并按企业经营自主权大小对应承担盈亏责任”等观点，这在那时并不是当时主流思想，会不会是“离经叛道”？
史：按当时的传统理论认知，全民企业是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并按照计划经济指令进行生产经营的公有制组织形式，不存在企业自负盈亏问题。而我的企业经历和对诸多企业状况的了解告诉我，无论什么所有制企业都必然会有盈亏，那么该由谁来承担全民资产损失责任？这就涉及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如何正眼面对现实，及时革除计划经济体制及国营企业产权制度的弊端，合理划分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及其盈亏责任。当时我国除农业农村外的市场化改革远未起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更没形成共识。我论文提出应实至名归地将全民国营更名国有企营，并按企业经营自主权大小对应承担盈亏责任等观点，并不是当时主流。毕竟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才明确表述的（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是1987年才正式确立。于是，我很想自己的观点能得到后续的改革政策和实践层面检验。所以我毕业前就很关注这一领域，也借助人大报刊信息资源平台，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及动态信息。
我到社科院工作后的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初，便自然而然地继续围绕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初步归纳一下，独立或为主完成了《企业发展战略》《现代企业人事管理》《企业素质提高策略》《湖南企业管理研究概述》等著作的撰写出版。还承担完成了一批省市级相关课题，并陆续发表了《国家所有制应改成国家控股所有制》《当前推进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几个认识问题》《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国企改革调查》《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信息流视角下企业责任制的完善》《企业运行调控机制》《企业制度创新、结构转换与技术进步》《国企改制与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等论文。其间，还参与了《企业经济学》（由经济所李静老师和省经委领导牵头编纂，是我国较早、省内第一的企业理论专著）的重要篇章。我还曾代表社科院，为主承担了湖南省系列改革文件之一《关于省属国有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若干问题意见》的起草。
随着我国的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承包责任制、“拨改贷”“利改税”，到产权多元化、股份制、抓大放小、国有控股、实行现代公司制等一系列以改制为重点的工作推进，我国企业总体经营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仍不乏入不敷出、亏损巨大的企业。基本相同的企业制度环境下为什么会有大不相同的企业生存发展命运？显然这不是企业制度改革所能完全解释和解决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自身的管理素质、经营理念、战略策略、技术进步、生命周期等要素是否妥当和匹配相关。即便被看作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与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也不应一概简单笼统地强调核心技术创新。毕竟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因其不太具备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创新等基础和条件而往往颇感无奈。这显然有一个如何对非核心技术甚至非技术不断进行创新的问题。
我认为，当一个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没能拥有核心技术，或者很难在核心技术上有效实施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的情形下，就应对接核心技术企业及产业链中的非核心技术领域实施创新，有效地运用并创新与核心技术相关联的非核心性的先进适用技术，成为相关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甚至还要注重对经营观念、营销手段、市场渠道、服务质量、管理模式等诸多非物质、非技术层面进行创新。为搞好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研究，我始终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是企业实地考察，曾主持或为主参加了诸如湖南国有企业改革调查、长沙市企业素质调查、湖南老区乡镇企业调查、湖南困难企业调查、中国百强企业调查等大型调研活动，还曾应聘参与完成了中共长沙市委委托的对长沙卷烟厂、长沙公交公司的实际改制工作等项目。另外还承担完成了世界银行委托的《京珠高速沿线经济社会调查》和《湖南高速公路公司化商业化改造》等项目，受到多方高度评价，成为院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企业研究学者，为随后我院新设产业与企业研究所奠定了学科学术基础。
问：长株潭作为国家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目前在加快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2022年《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出台，从长株潭城市群到长株潭都市圈。您作为我省最早从事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发展问题研究学者之一，能谈谈您相关研究的历程吗？
史：作为长株潭经济区首倡者张萍先生研究团队的核心骨干，从1983年底起，我就开始涉及长株潭城市群的相关研究，并独立承担完成了后提交省委决策建议方案中的长株潭交通运输协调发展专项建议报告。在长株潭经济区建设推进停摆近10年后，于1996年长株潭三市主要领导强烈要求重启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时，我又协助时任院长禹舜同志会同三市有关部门，具体组织筹办了全省性的长株潭经济区发展研讨会，同时撰文《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问题思考》，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长远战略角度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问题鼓与呼。此后，长株潭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再度进入高层视野，并真正实质性地逐步推进。随后几年，本人依然持续关注城市群并跟进研究，陆续发表了《中西部二线城市在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长株潭城市群发展问题研究》《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及阶段特征》《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进程与走向》《加快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国际竞争力》等系列论文，还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副会长和第一副主编，在自己撰写文章同时，协助张萍先生编撰出版了系列蓝皮书《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年度）报告》，为稳固提升我院关于长株潭研究的品牌效应做出了一定贡献。
其间，我还为主承担了长沙市委于90年代中期重点委托我院的项目《长沙创建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研究》，执笔完成课题主报告并发表了《湖南亟需一个大都市》《内陆中心城市国际化发展问题探讨》等论文。长沙创建现代化国际性城市这一宏伟目标的提出，可谓是极具战略眼光和宏伟胆识的，当时政府甚至学界都曾有一些“泼冷水”的异议。我的观点是，长沙作为相对欠发达的中部地区的省域中心城市，必须超常规加快发展，及早成为真正支撑和带动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以及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广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当时最重要的不是这一目标何时能实现，而是如何用更高、更广、更远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视野及其标准，来引领和规范省会城市各种硬件和软环境的建设，加快支柱产业的优化和引资引技的升级，推进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区域分工合作，融入到国内国际大循环中去。后续实践也证明，长沙当时的目标构想是很有前瞻性的，一二十年后省市高层依然不断做出了类似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的决策，说明我院当年及时介入研究并明确支持是明智和正确的。
此外，我与本院童中贤研究员还曾是我院甚至我省最早于“十一五”之前就主张将长株潭三市扩大为“3+5”环长株潭城市群一并考虑协同发展，并进行了相关研究的学者。随后本人继续拓展研究，主持完成了省政府部门交办的湖南省“十二五”重点专项《湖南省“十二五”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由省政府正式颁布（湘政办发〔2012〕16号）实施，真正将研究成果最终落到了实施层面。
问：您曾获得过国家及香港关于CEPA方面的研究项目，可以说较早研究了湖南与港澳等境外区域经贸交流与合作问题。之后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都曾在借鉴了您的成果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广泛的研究。可以谈一谈您当年在区域合作是如何开展这些研究工作的吗？
史：区域及产业的发展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孤立的。作为内陆中部省份的湖南，如何适应国内外发展新趋势，构建起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区域经济体系，走一条在合作中求发展、在竞争中增实力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区域经济和城市群发展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领域，我一贯主张湖南要加强与南端珠三角及粤港澳（后称大湾区）城市群、北端长江经济带和东端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合作，并较早地主张湖南尤其要重视南下发展战略，积极策应广东社科院倡导发起的联合开展《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研究》。曾陪同时任院长朱有志同志赴穗参加“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高峰论坛”，提交了论文《湖南对接粤港澳共建泛珠三角经济圈的优势、潜力与对策建议》与会交流。文章指出，当时的湖南已处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边缘化状态，且内源性动力极为缺乏，有着寻求跨区域性核心城市支持带动的强烈愿望，亟需以外来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量，并通过市场化和民营化对存量改造和提升，进一步加速全省的工业化进程。基于大量数据分析，还提出无论经贸往来的历史渊源、现实规模，或是资源禀赋条件、产业结构特征和发展的特殊需求等，湖南相对泛珠其他省区而言，都更具合作的优势和互补互利前景，是天然盟友。这些观点，得到了与会各方的认可和赞许。
此外，我主持完成的省社科基金项目《走出去战略与湖南本土经济国际化对策研究》和香港特区政府委托项目《加快CEPA在湖南实施研究》，特别是后来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CEPA框架下深化中部省区与港澳经贸合作关系研究》，都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于新世纪初期签署的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可以说是我国自改革开放后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代表着我国当时对外开放的最高水平的全域性经济合作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一贯主张加强区域经济开放合作的学者，我自然不会忽视这一既有利于深化拓展研究，更有利于湖南加速区域开放协作进程的难得机遇。该项研究主要以我国内陆腹地的中部地区为对象，在力求准确把握CEPA主要内容与精神实质、作用路径和影响效应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中部各省在国内外全新开放和竞争态势，以及自身总体相对劣势情况下，今后为何，以及如何以加快CEPA实施为契机，推进两地经贸合作的层面由局部性、单项性过渡到全局性和综合性，并由此平台进一步对接国家区域战略总格局，不断拓展开放合作的范围和层次，以开放促发展，以合作增实力，实现湖南乃至整个中部区域开放崛起的战略思路和对策。与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下，最终如期完成了20余万字理论与实践、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文集，顺利通过了评审结项，同时还陆续发表了10余篇相关的论文和对策建议。
值得一提的相关成果还有：我主持完成了省软科学重大项目《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创新研究》和国家软科学计划子项目《中部省份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研究——以湖南为例》，为主承担完成了省软科学项目《湖南与部分省市经济结构的比较及调整优化对策研究》《长株潭及一点一线地区在中部崛起中的发展定位与战略》等，发表了《湖南与第三条欧亚大陆桥建设的构想》《加快推进长株潭及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协同创新研究》《长株潭城市群在中部省区中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及协调发展战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要把协同创建两型社会作为重头戏》《永州融入华南经济圈研究》等论文和对策建议报告。
问：学问贵在经世致用，社科院作为省委省政府思想库、智囊团，在决策参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在省情研究、各类中长期规划方面，都有社科院参与的重大贡献。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史：区域及产业园区中长期发展与规划研制，是我院始于80年代后期并渐成应用学科优势的一个品牌，也是本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强项之一，多年来几乎参与了我省每个五年规划的前期研究，以及省内近半数市域、县（区）域及产业园区的规划研制工作。例如，为主承担了省发改委规划前期研究项目《湖南“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研究》《湖南“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研究》《湖南“十二五”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对策研究》，主持了省发改委招标项目《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思路研究》和长沙市发改委招标项目《长沙市“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研究》，以及长沙、湘潭、株洲、常德、益阳、岳阳等高新区和诸多县市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研制。
省情特别是省域综合发展问题，是区域经济及产业发展研究不应回避也绕不过去的一大重点。在这方面，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主持完成了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达省份人均GDP进入3000-5000美元阶段经济结构演进的规律特征与经验启示》和省发改委招标项目《湖南“十二五”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对策研究》，还为主承担了张萍先生牵头、列入省五年计划、后进入省委决策的《湖南西线开发战略与布局研究》，执笔了总体诊断报告、总体战略报告和工业发展报告。另外发表了《湖南经济结构演进的特征、现状及结构调整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湖南新型工业化发展报告》《转型期经济结构演进的动态特征及规律》《湖南区域基础竞争力比较研究》《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展望》《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湖南西部地区发展现状分析与趋势预测》《世纪交替中湖南未来经济发展态势分析》《湖南散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等论文和建议报告。
问：绿色发展问题是近些年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您在湖南绿色发展研究上，成果很丰硕。请问您在什么契机下开展这项工作，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研究？
史：通过多年来对省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我深深认识到，湖南作为曾长期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初中期阶段的欠发达省份，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特征显著，而强烈的加速发展诉求与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加剧，以往靠高投资拉动、高资源和能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今后是继续在已形成一定优势的重化工业基础上加快扩张经济重量规模，还是调整战略方向，及时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要求，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在加快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的关系，走一条湖南绿色崛起的新路子？这是我们必须努力探寻抉择的重大课题。我当时的观点是倾向于后者。
实际上，自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以来，我们在研制省市中长期发展规划过程中，已越来越重视区域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越来越强调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问题。而相对集中的绿色发展问题研究，则主要是我国于2006年出台节能减排政策并大力推进实施的前后，并于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后全面展开。
我相关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四：一是主持编制了我省“四个湖南”纲领性文件之一《绿色湖南建设纲要》，分别于2011年12月和2012年3月，由省政府常务会议和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时任省委书记和省长都给予了肯定性批示，并由省委省政府颁布湘发〔2012〕9号文件实施，同年次月还由省委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发布，在省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主持编制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六部委重点项目《湖南省湘江源头区域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后由国家六部委审批通过并列为全国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第一批试点（发改环资〔2014〕1667号），同时由省政府正式发文实施（湘政办函〔2014〕159号）。三是主持完成了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绿色湖南的目标考核与政策体系研究》，上报了对策建议《湖南绿色发展的动态考量与政策建议》，获得省领导肯定性批示。四是主持完成了专著《湖南绿色发展报告2013》，这也是我时任区域经济所所长时，与之前任产业经济所所长时为学科建所而狠抓学科专著的考虑一样，在充分发挥区域系统所以往数量经济与模型技术研究特长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内外绿色生态发展大势，培育和打造学科新优势，特意组织全所骨干完成的学科立所重大项目，为今后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创新奠定了良好基础。
问：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功是我们社科研究工作者的奋斗目标，而您在2008年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CEPA框架下深化中部省区与港澳经贸合作关系研究》。CEPA是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是港澳回归后国家主体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也是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能否谈谈当时您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这一题目？由于CEPA是新生事物，当时关于此方面研究资料应该收集比较困难，您是如何克服资料获取不容易，实践操作层面缺乏等困难，并圆满完成这一项目？
史：从锻炼科研能力、检验学识水平角度而言，成功申报并顺利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确是社科研究工作者必须为之努力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记得有一次在省社科院举办的国家课题申报座谈会上曾说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需要勇气、灵气和运气，完成则除了依然需要勇气和灵气外，还要再加上底气。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CEPA框架下深化中部省区与港经贸合作关系研究》的成功申报并最终顺利完成，对我而言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当时申报是基于这样三点考虑：
一是选题比较新颖。当时真正了解CEPA内容及来龙去脉的人不多，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而国家社科基金选题指南新增了CEPA内容，就说明国家有对这协议本身是否完善及实施几年来效果究竟如何的研究需求，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必然很大。既然多数人对之不甚了解，或者感觉成功拿下并能顺利完成的把握不大，那么对于长期从事区域经济研究，一贯主张加强区域分工合作，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我来说，就是一个难得的申报、锻炼和深化拓展研究的机会。
二是已有较好研究基础和比较丰富的资料积累。这不仅仅指之前曾承担过香港特区政府委托的加快CEPA在湖南实施研究课题，实际上这课题只是一个从特区角度探索“原产地、零关税”等措施在内地实施效果评估的案例研究。真正成为底气的研究基础，主要是长期以来对区域经济开放合作问题有过一系列研究，包括研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部地区协调发展和长沙创建国际化城市时，关联性地对本省以及全国的各大经济区，港澳和东亚、东南亚等区域进行了许多比较研究，还有多次赴穗、赴港澳进行学术交流所积累的成果和资料信息。
三是从根本上讲，还是基于湖南社科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作为经济应用研究学者对我省加快发展尽早实现现代化强省目标的热切期盼和情怀。
旨在加强内地与港澳经贸关系的CEPA，绝不能表象地看作是为维持港澳回归后的经济繁荣，加强其对祖国和民族认同感的政治意义更甚于经济意义的国家决策。我的理解，其经济意义也同样重大和深远，即开放发展的中国需要一个有广阔腹地和国家实力支撑的，能继续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和科技金融中心，需要不断形成包括粤港澳湾区在内的全国乃至世界级的新增长极。换言之，CEPA深层次的国家意义，就在于通过其全面实施推进，打造全域性开放型经济体系，提升国内外两个循环的协作发展水平，进而实现前述的宏观战略目标，同时为今后国家更大的战略布局奠基。
那么，CEPA对于典型的内陆中部地区特别是多年戴着“农业大省、工业弱省、财政穷省”帽子的湖南有什么特殊意义？一方面，湖南今后的发展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外源性产业资本的注入速度、数量和广度。另一方面，以往地缘经济合作及产业梯度转移，先至沿海再至内陆的传统格局，必将在CEPA全面实施后被快速突破，跨越空间障碍且长距离、大规模迁向纵深目标区域的“蛙跳效应”成为可能。湖南不想继续被“边缘化”，就必须主动融入“主流化”，积极主动参与全国及国际区域包括核心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及价值链在内的经济合作共生发展循环中去。这也就是我申报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基本立意、切入点和落脚点。
这课题的研究结果及后来变化情况也证明，伴随着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进程日益加快，湖南及中部各省在CEPA框架下不断深化与港澳经贸合作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宽眼界，既秉承CEPA精神实质，又跳出CEPA区域框架，为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日益重视与欧盟、东盟等国际区域合作组织的经贸联系，并积极对内相互开放，尝试更深地参与到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国内跨行政区域的产业分工协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从此意义上看，CEPA对于湖南及中部省区所产生的这种赋能效应，已经大大超越了其旨在加强内地与港澳经贸关系的初始范畴。这一良好态势越来越明显，就是我们研究者的最感欣慰之处。
策马扬鞭：敢想敢拼从事行政事务
问：纵观您在社科院的履历生涯，可以说非常丰富，历任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室主任、部门经济室主任，产业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兼任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江中游城市群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等。应该说您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并谈谈您是如何平衡自身学术科研与所内团队建设两者之间关系？
史：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进入社科院时的岗位是经济研究室工业组（1983年机构改革时更名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室）科研人员。1985年起相继担任经济所工经室副主任、主任，1988年改任部门经济室（经济所原工经室、农经室和财贸室合并而成）主任，1994年起在新创建的现代企业研究所（2002年更名产业与企业研究所）相继担任了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和所长。期间带领全所同志努力科研、争先创优，曾获得2007年度全省宣传系统“三创一争”先进单位的荣誉。2008年，我又轮岗担任了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工程研究所（后更名区域经济所）所长。
这些年来，我几乎一直处在科研任务繁重，对外兼职和参与学术活动较多的超高负荷状态。作为院里的一名科研骨干，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研究所的行政负责人，如何妥善处理好自身科研与团队建设的关系，的确是一门艺术。回过头看，我长期以来养成的为人低调朴实，淡泊名利，做事认真负责，待人谦逊诚恳的习性和作风，对我处理好这之间的关系很有益处。我始终认为，个人科研好只说明履行了科研人员岗位职责，全所科研好特别是团队成长快，才是研究所所长的应尽义务和必履职责。
在建所方针上，我曾明确提出“三个认准”和“三个结合”，即在研究方向上，一要认准经济应用学科学术的研究方向，二要认准为推进经济建设搞好对策服务的研究方向，三要认准为省委省政府提供战略决策服务的思想库智囊团方向。在统筹兼顾上则要把握三结合，一是注意把本所的科研工作与省委省政府及社科院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二是注意把应用课题研究与专著、论文的撰写结合起来，三是注意把调研工作与科研技能培训结合起来。
在处理个人科研与团队建设关系上，我则力求做到科研上以身作则，成为争先创优的榜样；学科建设和团队培养上坚持出以公心，认真履职，搞好传帮带。我有三个“凡是”原则：第一，凡是我主持的重大项目，都一律不分亲疏，尽可能安排青年骨干参与进来；第二，凡是我牵头的集体课题，绝不做只挂名不动手之事，除了自己亲自承担主体报告或主报告重要部分的研究和执笔外，还认真指导年轻同志对课题主体思想、研究思路和内容边界等准确把握，对其初稿也往往逐字逐句进行修改统稿，同时与执笔者讨论建议修改的原因；第三，凡是学术立所、学科创优的专著编写，都要求全所同志必须积极参与，并按专业特长分工执笔相关章节。
寄语青年：“瞻前顾后”并“左顾右盼”
问：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重视人才培养与成长是社科院的立院之本，现在许多社科院优秀的科研人员都是您一手培养出来的，到现在对您都充满了感激之情，请您给现在的青年科研人员一些寄语吧！
史：我在职时，就已经看到院里所里多数青年科研人员成长很快，许多后来也都陆续成为院所相关科研的核心骨干。我退休后，相信这种势头必会有增无减。以我多年科研的经验体会，在不忘初心、勤勉治学的过程中，青年科研人员特别是经济应用类青年科研人员，一要格外注重对策研究的宏观视野、开放思维和深远谋划。有些课题的研究，还真需要“瞻前顾后”并“左顾右盼”，从全局意义及其纵横比较的动态变化把握上“破题”。有大格局的研究才可能有大格局成果。二要格外注重辩证思维，注重独立思考。构想与决策的提出，绝不能只看当下和直接的相关因素，更不能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独到见解，不可能有研究及成果的新意。三要及时了解当前国内外新理论、新业态、新技术甚至新工艺的发展动态，并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理工学科知识。学而专没错，但博而精更好。
问：您1982年进入社科院，直至退休工作了33年，见证了社科院的成长与发展，最后请您对社科院未来发展谈谈自己的感想与期望。
史：我对社科院有着很深的感情，毕竟几乎是我一辈子奋斗的地方。我希望也坚信，社科院的发展会再接再厉，锦上添花。作为地方社科院，与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合并后的新发展时期，要格外注重其更贴近高层领导战略思维和基层实际操作的研究特点，结合社科院自身学术研究特长，在优化组合研究团队和优化相应制度上多下功夫、狠下功夫，提升整体科研能力与能量的倍增效应，从而推进院（中心）的高质量发展。
王凡 女，汉族，1982年2月，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中南大学法学博士。现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湖南省创新创业园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廖卓娴 女，汉族，1979年6月，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现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论著
独著：
《企业人事管理现代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合著：
《湖南绿色发展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湖南产业对接战略重点的选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企业发展战略》，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主编：
《湖南产业竞争力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论文：
《企业非核心技术与非技术创新》,《管理现代化》,2003.2
《新型工业化解析》,《中国经济导报》,2002.12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协同创建中的两型社会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7
《中西部二线城市在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角色和态势》，《中国日报》，2012.8
《高新技术企业文化创新发展新态势》,《高科技与产业化》,2006.12（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湖南发展：低碳与“两型”建设相结合》,《中国经济时报》,2009.10
（来源：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