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60多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学人薪火相传、努力耕耘，为湖南哲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一批老专家以其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奖掖后进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被学界同仁尊为楷模。为加强学术传承与学术研究史料的抢救性保护，推动青年科研人员学习老专家甘于寂寞、不畏艰难、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定编撰老专家学术口述史，主要形式是由青年科研人员面对面采访老专家，请老专家介绍人生道路、治学历程与学术感悟。从今天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官网、公众号、《湖南社会科学》将摘要刊出“为学之道·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老专家访谈录”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王 驰
1926年3月出生，男，汉族，河北馆陶人，中共党员。1954年中共中央党校师资部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教育长、副校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兼《新湘评论》杂志编辑部主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兼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会长，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的先行者——王驰研究员访谈录
王驰先生一生勤奋，从事宣传理论工作四十余载，被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荣誉社会科学专家”。这样一位从小到老一直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他与理论宣传工作又有着何种的特殊关系？笔者有幸采访了王驰先生，并记录了其悟真悟实、常悟常新的宝贵心得。
从儿童团团长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专家
缘起：爱国主义初心
刘謦瑜、张颖（以下简称问）：童年，是一首歌，唱出我们的欢乐。童年，是一首诗，诗里有我们的天真活泼。童年，是一幅画，描绘我们的美好时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您能为我们谈一谈您儿时那些记忆犹新的事吗？
王驰（以下简称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概括地说，我的童年既有凄风苦雨的折磨，又有温暖阳光的呵护，使我幼小的生命，在艰难与欢乐兼而有之的人生历程延伸中成长，感受到人生的艰辛与温馨。由于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我无法进入学堂。但由于祖父和父亲目不识丁，都是文盲，备尝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下决心让我读书。在读小学的几年中，我努力学习，还教父亲和乡亲们识字，帮别人记账，成了村里颇受欢迎的“小先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23日，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家乡，从此，经历了一场悲惨苦难的历程。这一年，我11岁。有一次，八路军来我们村，有位军官见我机灵，问我愿不愿意参军？我毫不犹豫地说“愿意”。他又问，“到部队要跟日本鬼子打仗，你害怕吗？”我说，“你们不怕，我也不怕。”后来，由于我年龄太小，不能照顾好自己，参军的事落空了。
村里的小学曾因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停课，复课后，小朋友兴高采烈。新发的课本有一篇课文内容是“锻炼身体，打鬼子去”。还有一幅小朋友锻炼身体的插图。读后，使我们受了启发，我们把村里的孩子们组织起来，开始锻炼身体。我们还模仿军队的样子练兵、打仗，还用子弹壳、火药自制“小手榴弹”。虽然这只是孩子们的小把戏，但我们这些小孩也在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做努力，在孩子们的心中从小就种下了保护国家的爱国主义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革命生涯从这里开始
问：1940年您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您才满14岁，按《党章》规定需年满18周岁才能入党。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提出怀疑，称当时您入党时的介绍人只有一人，入党年龄也未达到，甚至一度想将您打成假党员。您当时一定很难过，后来您是如何证明自己身份的呢？
王：“七七”事变不久，村里突然来了几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进村后把老人、年轻人、妇女、小孩分别召集起来，先教大家唱抗日歌曲，而后进行抗日宣传，号召大家抵抗日本侵略者。这天，村里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我当选为儿童团团长。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汉奸、通讯联络等活动。后来，我又被推选为乡儿童团团长，督促检查各村儿童团的工作，还经常参加区、县召开的各种会议，慰劳伤兵等，因此，我的革命生涯是从儿童团开始的。
1940年春天，我考上了南拐渠抗日高级小学。同年8月，我进入到馆陶县宣传队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抗日工作人员，那年我14岁。到宣传队不久，党组织负责人郭冠英同志跟我单独谈了一次话，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初，在村外一个偏僻的、没有灯光的破草屋里，完成了我的入党仪式。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质疑，说党章明明规定18岁才能入党，为什么我14岁就入党，没有预备期，而且入党介绍人也只有一个人。他们想把我打成假党员。幸亏我的入党介绍人郭冠英同志当时还健在，头脑也很清楚，他将我的入党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且跟我讲的完全一样，造反派的“愿望”最终落空了。
在宣传队工作期间，除了积极工作、参加学习之余，我还努力自学。《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都是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读完的。虽然有些内容看不懂，但也确实使我积累了很多的理论知识，为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基础。我很喜欢演讲，经常一个人跑到安静的地方练习演讲。为了配合扩军，撰写了《好人要当好兵，好铁要打钉》的文章，到各个村去演讲，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出于对敌斗争中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需要，我将原名王源清改名为王驰。
保家卫国的种子埋藏心中
问：塔头村是您的家乡，您的革命生涯也是从塔头村开始的。1941年，塔头村受到日伪军的袭击，遭遇了一场空前浩劫，史称“塔头惨案”。您能跟我们聊一聊当时的情形吗？
王：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乡塔头村是当地对敌斗争的一面旗帜，是一座抗日的堡垒，因此也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8月14日拂晓，数百名日伪军包围了村庄、先用迫击炮轰，后又施放毒气，发动总攻。经过四小时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敌人攻入了村中。进村后，日伪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塔头村遭受了空前浩劫。塔头村是个小村，仅有157户，591人。40人战死或惨遭杀害，15人受伤，16人被俘去，30多名妇女被强奸，财物抢劫一空。
“塔头惨案”是全县最大的一次惨案，它震惊了馆陶县的每一个角落，震惊了冀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各地无不街谈巷议，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塔头惨案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伤痛。我憎恨日本侵略者，对他们恨之入骨。时刻怀念遇难的乡亲，似乎经常听到他们的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勿忘村耻村仇！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见他们坚毅的面孔。我一直觉得他们的血不能白流，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永垂不朽。纪念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建设一座塔头惨案纪念园。2014年，我88岁的时候专程回到家乡，向县、乡领导和有关部门介绍情况，撰写《关于建设塔头惨案纪念园的设想》《用事实说话》，向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反映情况，提出要求，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实现建设塔头惨案纪念园的愿望。
我撰写了一本《忆塔头抗战与塔头惨案》白皮书，现仍在完善中，出版后我会送给塔头村每家每户，让大家永远不要忘记塔头惨案这段惨痛的历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问：中共中央于1948年10月做出《关于准备夺取政权所需要全部干部的决定》，提出抽调五万多名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当时是安排你们去京沪杭地区工作，但后来您被分配到了湖南，您还结识了革命伉俪。这中间一定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您能聊聊吗？
王：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提出在华北、东北、华东、西北和中原解放区抽调五万三千名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开展工作。1948年底，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郭森，跟我谈了南下的事。我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志在四方，经风雨、见世面，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郭部长告诉我中央把冀南干部分配到京沪杭地区工作。我激动地说，“京沪杭是人间天堂，冀南的干部太幸运了。”郭部长回答道，“不是幸运，而是工作需要。”1949年2月，南下干部陆续集中到河北威县潘村一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大家一路奔波一路歌，将酸甜苦辣都化为营养，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原计划到京沪杭地区，但是到开封时，情况发生变化，这支到京沪杭的队伍改为去湖南工作。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到那里学习、工作，是为了建设毛主席的家乡，是难得的好机会，也是无比光荣的任务。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跋涉，圆满完成了南下任务，开始新的战斗征程。
刚解放的常德地区，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培养新生力量，于是在1949年8月组建了常德政校。我担任组教科长。由于我们按延安抗大模式办校，认真贯彻办校方针，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这个学校被学员们誉为“革命的熔炉”。在政校的学员中，有一名叫袁发纯的学生，思想进步，学习努力。是“五好学员”。因工作关系，与她接触较多，暗生情愫。在毛主席生日那天，碰巧袁发纯同学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借此机会，我向她表达了爱意。从那之后，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爱恋之旅。
咬定青山不放松
问：在湖南省委党校工作的14年里，您主要负责的是教学工作。当时您觉得自己不太适合从事教学，多次提出改行。但组织上认为您行。几十年下来，您先后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多达20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著作和文章多次获奖，获得社会普遍肯定。学术等身，是对您丰硕学术成果的形象描绘。从您自己角度，您最满意的是哪几部著作呢？
王：到湖南之后，我一直在宣传部门工作。按照我的学历、学识，我觉得不适合宣传工作。多次向党组织提出改行，但组织上认为我可以胜任。要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几十年来，我只有通过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咬定青山不放松。
1964年，我调到理论研究小组工作，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参加论战。这期间，我们撰写了《王道与霸道》等文章，发表在《湖南日报》《人民日报》上。除此之外，我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撰写了数篇与农村工作有关的论文。
1970年，奉华国锋同志之命，带领工作队到韶山工作，任队长。韶山工作队的任务是把毛主席家乡建设好，范围是韶山公社，重点是韶山大队。华国锋同志对韶山的建设非常重视，指导具体。他给我讲过一个韶山绿化的故事。他说，有很长一段时间，韶山的树总是长不起来，绿化搞不好原因是更换太多了。有一个领导去了，提出栽一种什么树，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位领导去了，说这种树不好，要栽另一种树。栽了挖，挖了栽。树总是长不起来。后来我下决心，选了一些树种，亲自安排。这里栽什么树，那里栽什么树，以后不准再换，现在树长起来了，绿化搞好了。他对工作队的工作指导也很具体。
有一次，华国锋同志与卜占亚同志住在滴水洞。晚上，华国锋同志通知我去滴水洞，主要是看电影。期间也谈了其他工作。我向他请示了一个问题。韶山大队的社员踩田时讨论了一个问题，可否不采取“出工一窝蜂”的办法？有些农活可否分给个人或小组去干？我问华国锋同志是否可以。华国锋同志听后幽默地说：“王驰同志，你问我，我倒要问问你呢？”我马上回答说：“华主任，您要我谈，我就实话实说了，我同意，但不敢做主。”华国锋主任高兴地说：“你同意就让群众去做吧，试试看，总结经验。”我有了尚方宝剑，让群众去办，效果很好。在韶山工作队的两年中，我们按照华国锋同志的思路开展工作，及时向他汇报，他表示满意、
1972年，我调到省革委会宣传组工作，任副组长，分管理论工作。省委宣传部恢复后，我任副部长、第一副部长，分管理论和文艺工作。
1979年1月，全国召开理论务虚会议，要求各省宣传部分管理论工作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省委确定我去参加会议。各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实际上是两种身份，一是参加会议的成员，一是联络员。联络员的任务是上传下达，及时把全国务虚会议的情况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指示及时传达到省里，再把省里理论务虚讨论的情况反映给全国务虚会议。会议期间，我经常与省里电话联系。春节休会期间，我向省委几位书记汇报了情况，向有关部门和理论工作者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回北京后，写了一份专题报告，会议秘书处出了简报。上传下达，推动了湖南理论务虚会的召开，真理标准的讨论，思想解放和观念的转变。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议上作重要报告。内容分三部分：一是形势与任务；二是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是理论工作的任务。讨论中，大家一致拥护邓副主席的报告。回到省里，我向省委再次汇报了务虚会议的情况和邓副主席的报告精神，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传达了邓副主席的报告精神。就我个人来说，一直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自己活动的指南。
1996年，我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离休后，先后撰写出版了《留在心里的歌》《一路奔波一路歌》《探索文集》等专著。从岗位上退下来后，联合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和各界热心人士，共同组建了湖南湖湘文化交流协会。湖湘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每次研讨会都撰写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编撰了《湖湘文化大观》。《湖湘文化大观》是一部全面介绍和阐述湖湘文化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全书共有七个分篇，160多万字，分别对湖湘大地各个领域的文化精粹进行全面的评价和论述，被誉为湖湘文化研究的一块“金砖”。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重要课题”
“建设精神文明的妙谛，转移社会风气的良药”
问：据我们所知，您先后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上文章多达20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著作和文章多次获奖，获得社会普遍肯定，是名副其实的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家。学术等身，是对您丰硕学术成果的形象描绘。这些著作中，您最满意的是哪几部？
王：著书立说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和学问大家相比，我还做得很不够。参加工作以来，我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20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其中，论文主要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繁荣社会科学事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推向前进》《为什么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 繁荣社会科学事业》《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体》等。著作主要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概论》《论改革大潮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学艺术与精神文明建设》《当代企业文化导论》《中国领导学新论》《监察心理学》《留在心里的歌》《战士作家学者——首次周立波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一路奔波一路歌》《探索文集》《湖湘文化大观》《中国楹联鉴赏辞典》《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湖南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区域经济开发》《诗通》《对联通》《书法通》《词曲通》等。
关于我所有的著作，说句心里话，每一部著作我都比较喜爱。每完成一部著作，我都会有一种成就感喜悦感。相比之下，最满意的著作有三部。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概论》《探索文集》。我之所以满意，归根到底，是因为获得了社会好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社会反响强烈。《书林》《书苑》《中国青年报》《湖南日报》《湖南师大报》先后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该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系统性、知识性、哲理性和可读性”，“有鲜明的主线”，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妙谛，转移社会风气的良药”“培育社会主义规范和文明行为的优秀教材”。1984年，《中国青年报》把该书作为优秀社科著作向全国青年推荐。1996年，该书还被作为优秀科研成果收入《跨世纪探索——全国党风与用人科学研究优秀成果集》（第2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后，学者们认为这本书不是一般性的理论著作，而是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接着，《湖南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报》《红旗内部文稿》先后发表评论，对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新华社湖南分社的负责人两次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采访，撰写了两篇通讯。一篇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一篇登在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湖南省委宣传部将此书报送中央宣传部，省内外学者和领导也对此书作了充分的评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概论》出版后，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来信索要此书。
《探索文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3 年版），共137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名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繁荣社会科学事业的探索》；中卷名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探索》；下卷名为《对文艺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探索》。《探索文集》出版后，好评如潮。《新湘评论》《创作与评论》《湖南社会科学报》 等重要报刊发表评论，认为该书“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很强的针对性”，“是既有理论、文献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力作”。评论认为，作者“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表现了一位真正理论家的勇气、正气和骨气”。
为有源头活水来：叶帅的“重要讲话”确定了研究方向
问：党的20大报告指出，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是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之义。您是国内较早关注精神文明建设这一重大课题的专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您就开始研究这一课题。您是如何敏锐地关注到这一课题，并作为您主攻的研究方向的呢？
王：确实，长期以来，我始终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我的研究兴趣最早源于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元帅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讲话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震耳欲聋，使我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混乱看到了希望，深受鼓舞。尽管我当时还没有充分理解“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但已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此后，就把这一课题定位自己的研究、阐述、宣传的方向。在此后长期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实践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极端重要性。因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论》：“我国最早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理论著作”
问：自从党中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论断后，理论界逐步开展了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研究。您的大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论》，被著名学者羊春秋评价为“我国最早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理论著作”。您能详细介绍一下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的这部开山之作的主要观点吗？
王：好的。这部著作确实倾注了我的心血。我来介绍一下书中基本观点吧。
1979年，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时，我虽然对这个问题理解还不深刻，但也逐步感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而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自己的理解，我把全书写成十篇，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
总论：主要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度文明”包括两个方面，即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课题。
思想建设论：分别阐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相关问题，其中包括加强理论工作，培养一代新人、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培养全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培养美好的无产阶级情操以及发展和完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记得在1980年春节前，湖南省社科联的一次集会上，我讲得这么几句话：“迎春茶会春已来，马列主义放光彩，加强学习和研究，培养一代新人才。” 这几句话，一方面是讲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又兴旺起来了。经过拨乱反正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辉，照耀着我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另一方面是讲理论工作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把理论学习、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工作抓好，才能使社会主义新人茁壮成长。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使全国人民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就不可能成为文明的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种统一的崇高理想，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凡是热心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凡是渴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人，对此都应该加以重视，认真研究，并把它作为个人思想修养的重要内容。对于党的思想工作来说，培养全民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不仅要树立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要培养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这是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国人民历来都十分重视情操修养，并把美好的情操看成是一个人不可缺少的品德。在历史上，凡是在为祖国的事业中表现美好情操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人们的尊敬，有的世世代代为人们所颂扬；反之，凡是情操低下，特别是那些丧失气节、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人们的谴责和耻笑，有的甚至遗臭万年。情操的培养和锻炼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重要，因为美好的情操是社会主义新人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
社会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生存，人们总是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发生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不仅要培养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和美好的无产阶级情操，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而且要在全社会发展和完善新型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在国内各民族之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军民军政之间以及全体人民之间建立团结一致、友爱互助、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的关系。这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化建设论：着重阐述了“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问题。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高低，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因此，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应努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进一步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努力攀登文学艺术高峰。
教育和培养：着重阐述了充分发挥工人、农民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同时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团结一致，奋发努力，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进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中，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是完成这一重任的重要力量。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对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要热情地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不断进步，茁壮成长，逐步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我之所以要写这一部分，乃是考虑到工人、农民、青少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人群：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应该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起模范作用，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新式农民，对于在广大农村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分重要；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在他们的心田种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种子，我们国家的未来就大有希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
“每有体会，辄发而为文”
问：《探索文集》是您的代表作之一，分上中下三卷，洋洋洒洒共计137万字。正如中央党校出版社审读编辑审读意见中所评价的：“理论功底深厚，观念也不过时”。您的治学态度，实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帮助读者更好把握著作的观点，请您分享一下本书的鲜明亮点？
王：谈不上什么“亮点”，但这本文集也确实凝聚了我的心血，也确实有几点值得总结的特点。
在讲特点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文集的主要内容。《文集》分上中下三卷，共 137万字，收文章 171 篇。上卷73 篇，标题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繁荣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探索”；中卷40 篇，标题“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探索”；下卷 58篇，题“对文艺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探索”。内容涉及社会各学科，文艺各门类。专而至论杜甫，论魏源，论鲁迅、茅盾、周立波等人的创作；博而至企业文化的研究，监察心理的研究，现代公文的研究。
《探索文集》的首卷，收进文章面较广，除我个人的论著外，还收进了在各种学术活动中的讲话，为社会科学界同仁著作撰写的序言、评价等，这不是为了凑数，而是本卷核心要求的需要。当时我是湖南省社科院院长兼湖南省社科联主席。与全省社会科学界有广泛的联系。如何引导大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繁荣社会科学事业做出贡献是我的责任。因为接触面广、活动较多，发表的意见也多，撰写的文字也多，首卷包括的篇数也多，所以，读起来较杂，但实际上不杂，也不是凑数，其中一条红线，就是让大家共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的任务和责任。
探索文集的中卷，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探索。我一直十分珍爱这一探索和研究成果。我认为，创建一门精神文明学十分重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既包括思想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需要有一门专门的学科指导，这门学科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当然，许多学科都与精神文明建设有密切的关系，都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高人们的文明水平，但代替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物质文明建设有经济学科指导，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有一门学问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创建是时代的产物。在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分歧。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可以讨论，慢慢达到一致。1994年撤销了精神文明所是个遗憾，队伍散了，这门学问的研究未能持续。
探索文集的第三卷是对文艺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探索。我在省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时分管理论和文艺工作，在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中，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撰写了一些文章，思考了文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联系，几乎每篇文章都涉及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把本卷称之为《对文艺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探索》的始来缘由。
下面我谈谈《探索文集》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文集》没有任何一篇不提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一篇不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毛泽东的著作，总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反复阅读，反复思考，一条条领会，一步步深入。由于我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解的不断深入和对内容的熟悉，所以在写作中运用时得心应手，所用多是通过自己消化的，而不是原文照搬的；是具体生动的，而不是机械生硬的，有些甚至是融化在自己的思想语言之中而使人无法从表面感受到的。如《论企业文化》一文在提到企业价值观时写道：“我国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南泥湾精’、‘孟泰精神’、‘大庆精神’；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的开拓进取、敢于创造、尊重科学的观念，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以“大庆精神”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价值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自然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文化。二是突出了作为宣传理论工作者的职业特点。我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宣传理论工作和宣传领导工作“一肩挑”。作为领导，需要有领导者的思维角度；作为宣传思想战线工作者，需要有实际工作的专业思维，这点在《文集》上卷表现尤为突出。我在 1981年发表的《要进一步搞好四项基本原则的学习和宣传》一文中说：“对干部群众中一些错误的认识，要多做思想政治工作，要讲清道理，以理服人，逐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解开他们思想上的疙瘩。对那些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行，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主义、搞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要进行批评教育，不容许它们泛滥。对那些诋毁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要给以有力的批判和斗争。”这些话看起来并无多少理论，但却是必要的，因为我当时是代表省委向各级布置宣传学习任务。没有这些，文章就失去了权威性，失去了组织的约束力，同时也就放弃了领导的职责。事实证明，思想理论阵地是必须坚守而不能放任自流的，这同样是《文集》的一大特点。三是突出了湖南地方的具体实际。联系实际，是宣传理论工作的基本原则。我长期在湖南宣传思想战线工作，其中提到的不少理论问题都是从湖南的实际出发的。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振兴湖南经济》一文提出：“湖南地处我国的中部地区，缺乏沿海地区那种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客观条件。但湖南毗邻粤桂，与两广地区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且地处长江流域，同样可以通过长江的黄金水道发展对外贸易。因此，湖南的经济发展不仅应当面向国内市场，而且应当面向国际市场，以便更好地把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结合起来，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双向型的经济发展格局，以加速湖南的经济发展。”立足湖南但又不限于湖南，有时由湖南推向全国。如在《为什么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联系湖南的实际论述说：“以我省为例，解放前是一个技术非常落后的农业省，1949 年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厂矿企业全省只有24家，个体手工业 10 万多户，全省工业总产值只有 3.2 亿元，其中手工业产值 2.3 亿元。湖南是这样，全国也大体如此。在这样一个大而穷的国度里，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需要相当长的过程。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经历 100年的时间，就是从这个实际出发的。”
“留在心里的歌”
问：您离休后19个年头，并没有过着享清福的生活，而是一直忙于读书、看报、思考问题、撰写文章，出版了《留在心里的歌》。读这本书如听一首悠扬的歌，品一壶韵味醇厚的茶。您能简要介绍一下这书吗，您最想通过本书给年轻人成长提什么人生忠告吗？
王：《留在心里的歌》是我的一部回忆性著作，书中讲述了我的酸甜苦辣的童年时代，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胜利的一段经历。全书共11章，50余万字。这本书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既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干巴巴地讲述大道理，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把回忆自己的往事与回忆革命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从而说明我自己的一切活动都是革命斗争的需要，都是在革命理论、党的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
还是不说什么“人生忠告”吧，因为那给人的感觉是在教训人。就说点给青年的“人生寄语”吧。这里我就谈谈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读后感和青年共勉吧：要想“百炼成钢”，就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因为人只有在一种崇高的理想信念的指引下，通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考验和实践锻炼，才能成为坚强的有用之才。
我的这一人生寄语，既源于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源于我这本书的书名。之所以定名为《留在心里的歌》，是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我所走过的路，我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以及所从事的活动，就犹如一首一首的歌，让我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科学信仰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
最后，我把写给年轻人的“人生寄语”归结为一句话：“人生是歌”。歌，铸就精彩人生。
主要论著
独著：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论改革大潮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湖南出版社，1993
《探索文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留在心里的歌》，银河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6
《文学艺术与精神文明建设》，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一路奔波一路歌》，作家出版社，2011主编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当代企业文化导论》湖南出版社，1991
《中国领导学新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湖湘文化大观》，岳麓书社，2003
《中国楹联鉴赏辞典》，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湖南卷》，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来源：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