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中贤研究员小传
1962年7月生，湖南汉寿人，中共党员。先后在汉寿县乡镇、机关、常德市机关工作，2002年7月调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科研处副处长、社会学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2003年晋升为副研究员、2008年晋升为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与城市群、社会治理与发展规划、公共管理与领导科学研究。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2008），湖南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2013），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7），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8）。先后兼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湖南省社会学会常务副会长、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湖南诗词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18年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成为“用同一词牌写作城市数量最多的人”。
草根学者的扎根密码
童中贤是个专业不对口的专家：中专学的农、毕业后去档案局去劳动局去党校去市委办当秘书，专业不对口；中年转科研，在社科院从领导科学到城市研究，最后成为城市群研究的专家，专业不对口；从城市研究又写城市的诗，非社会学出身又当了13年的社会学所所长，专业不对口。可偏偏是这个专业最不对口的草根学者，每每非专而专、精诚至专，成就“社科中贤、童心永驻”的佳话，无疑是湖南省社科院历史上，别具一格的存在。
跳跃的人生，不懈不惧
郭丹、刘晓（以下简称“问”）：您是四十岁才到社科院，都说您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可以介绍一下您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吗？
童中贤（以下简称“童”）：我是1981年7月常德农业学校农学专业毕业，分配在汉寿县文蔚公社工作，身份是行政干部。文蔚公社当时在汉寿属于棉花主产区，组织安排我协助一位负责棉花生产的公社领导的工作，算是与农业技术沾了边，还被派到湖南省棉科所学习过半个月。当时一同学习的还有汉寿县农业局的一名技术干部。在文蔚工作了不到两年，调坡头公社，也是当行政干部。那个时候全国开始搞农业区划，组织上要我负责农业区划工作，当然还负责一个大队的办点，实际上涉及到了社会科学的领域，即农业经济，并独立完成了一份近万字的《坡头公社农业区划报告》。在坡头待了一年多，又调县档案局工作，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为了搞好档案工作，我开始加强档案学方面知识的学习，还写过相关的论文，如《试论县级档案馆工作的特性》等文章。
在档案局工作期间，也正是全国实施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时期，国家开始发展成人教育。于是我报了湘潭大学，考得也不错，第三名，但因被人顶替，转录在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现更名为湖南开放大学）脱产学习两年，分配在汉寿电大班。进入电大后，我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学习相当努力。在别人喊60分万岁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平均每科要80分以上。电大学习听的是录音讲义，不能与老师直接交流，这是学习的一大憾事。但不少老师的讲课还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激发了自己的学习兴趣，如苏天辅的《形式逻辑》、陈晏清的《哲学》，黄修已的《现代文学》，张传玺的《中国通史》等。学习时我不满足于教材内容，各科还选择了三到五位同类专家的代表性著作进行课外阅读。并重点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读完《资本论》原著后，又阅读了雪苇编辑的《资本论要略》（即资本论简本）。还撰写了《论剩余价值的普遍性》《简析“知识价值论”》等论文。
电大毕业后，县里当时有两个单位调我，一个是党校，一个是县委办，我做了一个常人不能理解的选择，去了县委党校。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党校可以接触到我比较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果然，到党校后，县委组织部当时有些研究任务，就找党校，结果我有幸遇上了。当时常德方面承担了两项中组部的任务，一个是县（市）党政领导干部考绩方面的，还有一个是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问卷调查，后面这个还是直接抽到常德市委组织部进行研究。这个任务当时抽了三个人，除我之外，还有武陵区委组织部的一个干部和石门县委党校的一名副校长。这两次任务对我帮助很大。我不仅出色完成了相关任务，还撰写发表了几篇论文，记得有一篇收录在组织部论文集（白皮书）中，一篇发表在《理论探讨》杂志上。
随着这些文章的发表，我在汉寿的名气越来越大，被调到了县委政策研究室。在这里我又参加了中组部的一个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的研究任务，在如质如量完成任务的同时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在原国家科委内参《内部讨论》及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和广东省科学院主办的《科技管理研究》杂志上。后常德市委组织部对我进行了考察，于1991年调到了市劳动局。在劳动局工作，对我来说也是新活，需要学习，又钻研起了劳动科学，包括劳动保险学、劳动经济学、劳动法学等。在劳动局工作了不到两年，我又被调到了常德市委办，在市委办工作时间比较长，一干就是十个年头。
问：从农业技术到行政工作，从乡里到县里，从档案局、党校、劳动局又到市委办，这工作履历看上去像下“跳子棋”！到社科院后，您从行政工作又跳到搞科研，工作跨得似乎有点大，听说您当时其实还可以去别的单位，您为什么会选择社科院？
童：当时的确可以去别的单位，之所以选择省社科院，是因为社科院对我来说具有神圣性，有一种让我仰视的感觉。而其他的省直机关和我原来工作的市委机关，从行政级别上讲就没有什么落差，工作上很难找到挑战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社科院的三位专家：何光岳、万里和唐代望他们吸引了我，尤其是何光岳和万里两位先生，可以说都属于草根学者，他们的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我到社科院以后竞聘上岗，在我的演说里，就举了两位作为我的参照，一个是何光岳，还有一个就是益阳的何太由。这两个人他们都没有什么文凭，他们能干成一番事业，我觉得我向他们学习，我也可以。唐代望主要是他的研究领域吸引了我，因为那个时候行政管理，特别是行政领导是我当时关注比较多的领域。
问：到社科院已是人到中年，这一“跳”有没有而今万事从头越的迷茫或者焦虑？您是如何寻找自己的定位，开启自己的科研道路的？
童：从机关跳到科研部门，用世俗的话来说，叫“米箩里跳到糠箩里”，但我既然能跳出来，也是有考量的，不会为了这个而迷茫或者焦虑。如果硬要说，那就是当时这个“课题”的叫法和认法，让我有点不习惯。过去自己研究写作，不也是课题的产物吗？怎么到了这里又不认了呢？而这里所谓的“课题”的成果，不就是自己研究得出的东西吗？由于这之前接触的领域主要是党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给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主要就是领导科学和廉政建设。这也和我当时所在的研究所有关，那会叫科社所，改革后叫政治与公共管理所。
问：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科研工作更讲究个“专”，讲究对某个领域或者学科的持续深耕。可您的人生一直在“跳”，从农业跳到行政工作，从行政工作跳到科研工作，实际上您的科研也是从领导科学研究跳到城市问题研究，又从城市问题研究跳到区域发展研究，有没有担心过您的这种“跳”会导致“专”的不足？
童：科研本身其实就是跳跃性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很多学科都不是积累式线性发展的，一经突破就会迅速展开，同样另辟蹊径开启新的研究领域，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做应用性研究。应用研究的场景总是不断变化，任务各不一样，死守一条线很难适应发展需要。即使像做五年规划这样相似度极高的项目，也有可能灵光一现，让你的科研取向实现跳跃式转移。这一点也不乏例证，很多大家都不止一个研究方向，对我影响很大的另外一个学者就是钱学森，他不仅是自然科学家，同时在领导科学领域他也有很多的贡献和造诣，思路很广，思维十分活跃。我们做应用研究尤其要掌握这种思维方式，比如领导的更替，每一届领导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角度，都需要我们迅速地应对并展开相关研究。
我知道跳跃太频不是好事，但也不怕跳跃，也没有什么年龄界限的意识，包括现在我退休了，我也不觉得我的年龄到了一个老的或者什么样的阶段。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我认为他都是有使命的，只有顺其自然地完成自己的际遇使命，才能使自己安然若素，通向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无论身处哪种环境，我都会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问题”就是我的科研触觉
问：您选择领导科学作为在社科院科研道路的起点是因为您是有前期基础的，听说早在1998年领导科学界专门举办了“童中贤领导科学研究成果笔谈会”，那时您在政府部门任职，当时您是出于什么考虑让您对领导科学进行研究？具体情况可以谈一谈吗？
童：我选择做领导科学的研究，是因为我认为它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重要的意义，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领导是与人类生活相伴始终的，只要我们在职场，在人生中打算成功，打算晋升，打算有价值地生活，就要善于学习，善于借鉴，善于把握领导的真谛，不断提升自己的领导力，使自己成为自己的领导者，然后才通过自我去领导他人。我毕业分配就走上了行政岗位，就与领导打交道，对此感悟较多，再加上各级组织部门抽我从事的研究任务，几乎都与领导有关，很多直接就是领导科学研究的课题。
我研究领导科学，并能取得一点成绩，要特别感谢三个人，一个是《领导科学》杂志的闻异先生，我的第一篇领导科学研究的稿子就是他给发的，这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坚定了我的信心。一个是《理论探讨》领导科学专栏的周振林先生，还有一个是《领导科学论坛》的王修和先生。我算不上什么千里马，但如果我当时还算一匹好马的话，他们都是我的伯乐。当然还有很多人的帮助，我的第一本领导科学著作《超常规发展的领导艺术》出版，中纪委原常务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曹庆泽（到过常德，听到我的请求，觉得年轻人很不错，欣然题词，当时在桃花滩宾馆，直接写在一个信封上），山西省人民政府原省长孙文盛，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马绍孟还为我这本书题了辞。
也正因为我取得了这些小小的成绩，因为这些机缘巧合，领导科学界专门举办了一次“童中贤领导科学研究成果笔谈会”。当时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还没有成立，是筹委会为我举办的这次笔谈会。在我之前还为两个学者也举办过这样的笔谈会，一个是姜平，还有一个路杰。
问：其实更多人知道您应该是源于您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研究，2011年出版了专著《城市群整合论》，并入选《中国经济学年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从领导科学研究转到城市问题研究上来的？
童：我研究城市问题，也与我的工作经历有关，这要感谢我工作生活过十余年的常德市。关于这点，我在《中国城市化大趋势》一书的致谢中有记录：“无论是工作还是研究，我过去其实都没能触及多少城市问题，是莫道宏先生把我带到了这个领域。1998年，时任中共常德市市委副书记莫道宏分管城市工作，我跟随他一头扎进了常德的城市创建工作中。2002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视察常德，对常德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大加赞赏，称‘常德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城市’。受先生的影响和常德实践的熏陶，我对城市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写就了大量关于城市问题的文字。”城市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城市化是一个古老的追求。当然，城市化对湖南来说又是一个年轻的命题。正因为年轻，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探求欲望。
2002年7月我调社科院工作后，还于2003年在当时常德分管城市工作的刘剑英副市长主持下，与常德的一些领导、专家编著了《走进家园：解读常德城市化》一书，获湖南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2005年，经当时的湖南省人大原副主任、湖南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罗海藩先生支持，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编著了首部“湖南城市蓝皮书”《省域城镇化战略》一书，并于2006年出版。这本蓝皮书经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四大家领导同意，发到了当年的湖南“两会”上，收到了良好的反响。2006年至2007年，在时任社科院院长朱有志带领下，我连续两年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国际都市圈发展论坛”，开拓了我对城市问题研究的视野。2011年《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后，我在阅读时，发现朱镕基同志在2003年1月卸任总理讲话时感到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城镇化”，为什么会这样？我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并写了一篇读后感《中国要重视解决城市化问题》，并被收入《〈朱镕基讲话实录〉学习心得交流会》文选，后来，又作附录收入到我的《中国城市化大趋势》一书中。
问：武陵山区域和长株潭城市群的研究是您的两大亮点，对这两个区域的研究有什么关联吗？您觉得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我们省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过程中应如何推进两个区域的差异化发展？
童：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长株潭是湖南谋得早、融得深的一个重点开发区域。从建设长株潭经济区到推进长株潭一体化，梦想正一天天加速变成现实。长株潭先后获批国家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武汉、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2022年1月，国家发改委批复《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成为全国第四个、中部第一个被批复的都市圈发展规划。长株潭作为省域核心增长极，要更多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与武陵山地区的联动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
武陵山区域处于中国国土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中原与西南沟通的连接地带，是中国内陆腹地一片神奇、神秘、神圣的地域，占据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区位。地势主要以山地为主，居住着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仡佬族等为主的30多个少数民族，域内山川奇美，矿藏丰富，物种多样，文化独特，异彩纷呈。也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的政策交汇区域，还是我国实施连片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第一个区域，更是中国的绿心，承担着全新的发展使命，是国家和省里考虑诸种社会经济、民族政策的重要出发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重新开始区域发展布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启动规划实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如何推进武陵山地区和长株潭城市群的差异化发展？我们主要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要认识到，在同一个省域内，这两个地区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武陵山地区如果长期发展滞后，对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也会起到消极的作用。正是因为我们注重了协调发展，现在它们的差距正在缩小，梯度效应也开始减弱。我们要加强武陵山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训，给其更多的倾斜性政策，使其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也要发挥市场作用，鼓励要素的自由流动。
其次，要鼓励建立区域之间的战略合作联盟，实现跨域资源整合。在长株潭地区和武陵山地区之间，合作的空间很大，不同的地区，要建立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战略合作关系，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实现双赢。
再次，在武陵山地区发展方面，要实行“多极发展的区域战略”，也就是要在这个区域注重增长极的培育。我做这个区域研究时注意到了这一点，还发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今天仍然要注意这一点，只有加快构建区域性的增长极，使得多种要素在区域内既有集聚效应，又有扩散效应，这样才能更快更好更可持续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问：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您在2014年主编的著作《湖南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新型城镇化战略抉择》，就提出要以县城为主体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您是如何敏锐地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的？
童：在进行城镇化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城镇化的短板集中体现在县这一块儿，而县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又起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它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集中区域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载体。因此，县域新型城镇化如何发展，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当时（也就是2012年），湖南的城镇化率为46.65%，其中设区市城镇化为78.87%，县级市为45.4%，而建制县仅34.77%，低于全省11.88个百分点，低于设区市44.1个百分点。全省71个建制县，只有三个县达到并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还有17个县城镇化率低于30%，最低的县城镇化率仅为23.94%，低于全国28.63个百分点，低于全省22.71个百分点。城镇化提升有相当大的空间，特别是那些远离中心城市的县域地区，城镇化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并提出要强化顶层设计，实施县城带动战略。以县城扩容提质为突破口，做大做强做优县城，以科学的空间布局提升综合承载力，以有序的产业布局提升发展支撑力，以合理的人口布局承载公共资源的公平、有效分配，从而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当好政府的智囊
问：您为湖南区域发展建言献策，应该也是基于您已有的研究基础和影响吧？能否介绍一下您主持的第一个政府决策咨询课题以及您提出的具有重大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决策咨询建议？
童：我来社科院头两年，没做多少决策咨询，研究重点放在写论文上。因为当时初来乍到，没根基，靠什么把自己推出去，这就是论文，所以当时是一门心思写论文，也收到好的效果，那几年也是我发稿量最多的时期。后来我从研究所安排到了科研处工作，当时的处长是贺培育，开始做起了决策咨询项目，先后参与过老院长张萍、史永铭这些专家承担的决策咨询项目研究。第一次应该是老张萍院长的，记得还是常德的课题，我承担了城镇化方面的任务。还参与过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已故王学杰教授主持的《长沙市“十一五”人居环境、公共安全科技发展规划研究》。
我自己主持的地方政府决策咨询最早的课题是《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发展战略研究》，这个项目原来是甲方委托给一个中央级的研究机构做的，结果做得很不满意。甲方后来决定在省里找研究团队，并考察了解了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最后找到了我。但我当时也没当过这类项目研究的主持人，开始还不放心，从各方面了解我的情况。经过几个回合的考察了解，最后选择了我，同时还不忘叮嘱，一定要把这个课题做好，不然他没法交代了。接下任务后，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组团队、调研、写稿等研究工作。由于这个项目的成果最后要上株洲“两会”通过，会前几天我又带领几个课题组成员到株洲“闭关”了三天三夜，完善上会稿。这个课题研究的成果得到株洲“两会”代表委员公认，甲方很满意。
我所做的决策咨询课题都是根据国家和湖南发展的现实需要，针对区域发展行动的实际问题所做的谋划。这些课题成果有的进入了决策，有的为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有的直接成为决策的重要内容，还有的变成了领导的说法、变成了党委、政府的文件，甚至有的变成了实际工作者的做法。如“长江中游城市群（湖南）高质量发展研究”，其中期成果为国家制定《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提供了决策参考，最终成果报省政府同意，转化为《湖南省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文件；如“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发展规划建议”，其前期成果上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后形成《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湖南片区规划》上报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并得到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采纳，最终成果转化为《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2011—2020年）》被省政府批复实施；如“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实施方案研究”，最终成果经省政府同意，转化为《湖南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实施方案（2020—2025年）》文件；如“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研究”，其成果为湖南省发改委编制和完善《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并获国家批复同意提供了重要参考；如“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研究”，成果为湘南地区获批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并被湖南省委省政府文件采纳，等等。这些都发挥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经济效用和社会效用。
问：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报》曾以《在大山深处敲开理论创新之门——记湖南省社科院童中贤及武陵山区研究团队》为题长篇专题报道了您服务基层的实绩， 2013年您出版了《武陵山区域发展研究：基于“新区域发展主义”视角》，这个时候您又从城市研究转到区域发展问题研究上来了吧？
童：也不能叫转，这应该说是研究深入的一个必然结果。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城市和区域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点和面的关系。研究城市不能忽视它所在的区域，同样，研究区域也不能忽视城市的作用。
2006年12月份，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武陵山地区很大部分就是西部大开发的区域范围。我作为武陵人，于2007年秋与一帮同好走进了湘、鄂、豫、黔边际地区的武陵山，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考察，其后提出了一个“中国绿心”的概念，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得到了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同志的认可，当时蒋部长虽没有在文章上作批示，但年底他特地写了一张贺年卡片给我，内容就是他对文章的评价。可能也是因为这篇文章以及前期研究的原因，2009年国家提出编制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域规划，我就受到了湖南省发改委的委托，主持编制上报国家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规划建议，从此开启了对这一区域的深入调查研究，不仅完成了这一委托任务，还编制了实施规划，对推动这个区域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同时，本人也从此开启了这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域内相关的城市研究，一系列的规划编制，一系列的委托课题也源源不断地接踵而至。
问：2015年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这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其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全部纳入到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您作为率先提出长株潭“3+5”城市群（即环长株潭城市群）构想的学者，对此您能谈谈提出环长株潭城市群的情况吗？
童：环长株潭城市群早在“十二五”就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环长株潭城市群的构想，最早是在2005年4月提交给在郑州举行的“促进中部崛起高层论坛”的论文中提出的。当时指的是以长株潭为中心，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邵阳等城市组成的空间区域。后来在《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战略新构想》一文中，提出的区域范围去掉了邵阳，加进了江西萍乡，即“3＋6”跨省模式，在湖南通称为“3＋5”模式。这篇文章刊发在《湖南省情要报》2005年第7期上，得到省委领导批示。在这年底，我为主又向湖南省委、省政府提交了题为《湖南省城镇化发展战略报告》决策咨询报告，得到时任省委书记张春贤、时任省长周伯华和时任常务副省长肖捷的肯定性批示，并于2006年写进湖南省党代会报告，上升为湖南区域发展战略。
“3＋5”城市群构想提出来，引起了一些争论，有的认为是某某某提出来的，也有人认为是他们提出来的，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拿得出的证据。有个认为是他提出来的部门领导干部，后来我查阅，他确实研究过“3＋5”城市群，也被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过，但时间都是在已进入省委主要领导讲话之后的事情。我提出这一构想后，省委主要领导还专门邀请我和课题组进行了座谈，并称赞说：“你们的思想能影响省领导，了不起啊！”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原社科院院长朱有志在《长株潭城市群重构》一书后记中有这样的记述：“长株潭”这个概念是张萍提出的，如今谁也不否认。原因是1982年，张萍老院长作为省政协委员正式以“提案”的形式向上级报告的。和这一样，中贤同志“3＋5”城市群构想是在2005年第7期《湖南省情要报》上以“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战略新构想”为题报省里“四大家”领导的。正像“长株潭”概念在张萍写“提案”前也有人“议”过、“论”过一样，此前也可能有人“议”过、“论”过“3+5”城市群，但“议”“论”是一回事，正式写文字论述又是一回事！前者固然需要眼光，后者更需要智慧；前者固然需要胆量，后者更需要勇气；前者固然需要为话语挑担子，后者更需要为文字负责任。
童心所向：初心与诗心
问：其实除了是个没有接受过科班训练的科研工作者，您还是一位从没系统学习过社会学专业知识的社会学所所长，我们很想知道，您在社会学所的规划研究、专业发展和人员培养上，又有怎样的治所带所思路和心得？
童：我的确没有系统学习过社会学专业知识，但我对社会学尤其感兴趣。在20世纪80年代就购买阅读过刘达临的《社会学入门》、时荣华的《社会心理学》、钟坚等的《社会沟通论》、薛素贞等的《儿童社会学》、高慎盈的《你与你的社会角色》等，还结合研究领导科学写过《领导是一个社会化过程》等论文。2003年，我又阅读了拉尔夫·达仁道夫【英】的《现代社会冲突》，读了这本书后，使我萌发了要弄一部《现代社会管理》的想法，这一想法后来得到实现。我当社会学所所长后带领团队攻关，于2011年完成书稿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书的后记中我还提到了这事儿。
自我评价，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所所长，我喜欢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但我是社会学所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所长。在社会学所工作期间，我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理解，在退休仪式上也表达了这点。作为一个所长，我首先想把自己当成一个科研人员，从一个普通科研人员的切身体认来安排科研任务，谋划专业发展和促进人员进步。对有些同事的科研任务、职称评审等，我是比当事人还着急，尽量为其想办法、出主意，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大家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我都感到欣慰。
问：您在1995年获得全国党委系统信息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年获全国领导科学研究优秀中青年学者称号，2008年入选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2012年被评为湖南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并记二等功， 2013被评为湖南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2017年获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2018年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这些称号中哪个称号是您最觉得自豪的？
童：不管这荣誉也好，那称号也罢，我一直希望自己要名实相符，不能沽名钓誉，更不能图谋虚名。做决策咨询项目，政府、社会和公众满意就是最大的自豪。不过我也不免俗，从功用角度讲，2008年入选的121人才工程起的作用最大，它让我当年在参评职称时免了外语这个门槛，我的外语水平是过不了关的。
问：或许还有一个称号，是我们绕不开的，那就是诗人。2018年，您因为用“沁园春”词牌写作城市最多，获得了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同时还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这算不算您人生里又一次“精彩”的跳跃？
童：卓今所长说很难把我同诗和诗人联系在一起，可我也的确像她所说的，自己享有一份内在的自由。我不怎么写诗，也写得不好，作词更是如此。到现在为止，除填《沁园春》词多点，其他词牌几乎没有尝试过。我填《沁园春》词，这要感谢我们社科院，我们院大楼大厅东面墙刻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每当上下班，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向那边瞄上几眼，久而久之，似乎有一种什么东西冲击着我，让我思索，让我感悟，让我行动。但毕竟我的功底不足，开始一时也不知写什么好，于是就想我研究城市，也跑了那么多的城市，选择了用这个词牌来填城市，并首先从我学习、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常德填起。用了两三年时间，基本上把我到过、路过的城市都写了一遍，现在共计有150余首，其中有两首是写俄罗斯城市的。后来又把其他一些意象元素调动了起来，开始写起古体诗，并专门出版了一本写湖南的集子《潇湘行色：不到潇湘岂有诗》，不管是写诗还是填词，我更多的是以学者的眼光来聚焦意象的，倒不像诗人。
问：2018年您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那时应该有一笔奖金奖励给您的，但您将这笔奖金捐给了常德市教育基金，您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并不是特别富裕，是什么促使您将这笔奖金捐出去？您是什么时候去做类似这样的捐赠的？
童：我这个人在生活上要求不高，当然财力也确实不强。至于捐款，我也是学的。我看到丁玲当时就把她获得的斯大林文学奖奖金捐了出去。我得过丁玲文学奖，可以说受了她的感染。还有一次，去普陀山考察，返回经过义乌，同行中有个人买了一位大娘的小商品，本来只要50元，他却给了她100元，没要找回余钱。还有一次，那是我来长沙不久，一天傍晚遇到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在荷花园那个地方找我讨点钱，我当时也不知是怎么的，却没有反应就走开了。这事儿过去将近20年了，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深感惭愧。后来，我就想研究社会的应该回归社会、回报社会，所以也有了捐赠的想法和行动。在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后，便连同之前获得的省政府特殊津贴都捐了出去。后来家乡童氏宗亲会助学也捐过钱等。
问：从基层工作的实干家到一个学者，从学者又到直接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的智库专家，您的经历对于我们大部分学院出生的青年科研人员可能是难以复制的，但同时又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如何用实践检验理论，如何用理论指导实践，如何更好地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转化，您可以给我们一些经验或建议吗？
童：大家知道，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种关系。这说起来好说，做起来的确也不容易。我的经历对大部分学院出来的科研人员的确难以复制。我可以说是没有专业的，学的也很杂。如果说有专业，那也是我原来的农学，而我又远离了这个专业，但当时学是学得很扎实的，虽然读的是中等农业学校，自己却把大学的农学教材基本上学完了，还阅读了一些农学的研究性学术专著，并订阅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学报期刊来学习。每个行业、每个专业、每个学科看起来是“隔行如隔山”，但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可以相通的东西，这就是方法论。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论，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游刃有余，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好地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转换。
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要坚守我们的科研初心，我们的科研初心是什么？往大点说就是寻找真理，通俗点说就是“为行动而思想，为思想而行动。”这两句话曾经也是我院的院训，我做决策咨询项目，给甲方PPT汇报时，都打出了这两句话。只要我们坚守科研初心，发现了真理，找出了真理或找到了解释真理的办法，我们就可以将实践的东西转换成理论，转化成论文，转化成著作。同样，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理论转化成实践所需的办法、做法、说法。
问：您退休的时候，院里专门为您举行了退休仪式，这在社科院的历史上是第一次。钟君院长当时评价您“社科中贤，童心永驻。”这不仅是对您为学为所的评价，更是对您为人为德的高度评价！如果最后要给自己的学术人生总结一个您的行动密码，您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童：说行动密码有点高大上，自己感觉还很不够。如果硬要扯的话，我觉得有六个字，就是“勤悟，慎言，笃行”。世上七十二行，行行都有道道，掌握了这个道道，一切便迎刃而解了。掌握这个道道，靠什么？靠“勤悟”。红楼梦里有一句“世事洞明皆学问”，怎么才能洞明？靠“勤悟”。有道是“勤悟理自通”，勤悟而灵，勤悟至贤。“慎言”，按字面释义，即出言谨慎。我们古人很讲究这点，墨子有“慎言知行”，朱涛有“敬事慎言”，方孝孺认为“慎言，笃行之一事耳”等等。胡适讲“小心求证”，其中便隐含有“慎言”之意。“笃行”，就是要努力践履自己所学、所悟，使我们的“悟”、我们的“言”最终有所落实。这需要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有“板凳需坐十年冷”的精神，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笃行”。
主要论著
独著：
·《超常规发展的领导艺术》，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
·《领导大跨越：现代领导艺术的构思》，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
·《城市群整合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11
·《中国城市化大趋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合著：
·《领导的艺术》，重庆出版社2007
·《长株潭城市群重构：两型社会视域中的城市群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现代社会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湖南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区域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
·《我国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重点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一带一部”论纲：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主编：
·《长沙模式：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的新探索》，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武陵山区域发展研究：基于“新区域发展主义”视角》，红旗出版社，2013
·《湖南城市大典》，新华出版社，2018
·《长株潭城市群蓝皮书：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湖南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发展报告》，湘潭大学出版社，2021
·《湖南策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构》，九州出版社，2023
·《湖南城市公共服务评价报告（202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郭丹 女，1981年生，2007年9月起在湖南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在机关党委、社会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湖南省毛泽东研究中心）任职。
刘晓 女，1984年生，理学博士、副研究员。2012年7月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在城市发展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区域经济与绿色发展研究所任职。
（来源：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