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李永杰 通讯员 盛雪 林初晴 杨云超）7月16日，人工智能时代中文学科发展峰会在厦门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聚焦人工智能时代中文学科发展、拔尖人才培养、跨学科人文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人工智能赋能中文学科发展
人工智能推动中文学科革新、带来崭新生态的同时，亦伴随多种隐忧。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张福贵提出人工智能与文学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是人工智能赋能文学，这体现在公共理性的量化表达、认知和理解的范围扩大、语言表达形式的变化三大方面；二是文学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新的伦理原则与价值尺度，如何以人文精神来抵消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是这个时代亟须思考的命题。
天津商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余江认为，人工智能可以从研究方法革新、教学模式转型、文化传承助力这三方面为中文学科发展带来机遇，但也埋下技术消解文化深度、造成学术不端等忧患；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朱国华提出，垄断知识生产后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切断了学者阶梯式成长的生态链，可能让学术研究渐趋单一。在大数据时代，只追求娱乐化解读而缺乏思想深度的“快餐式”文学研究模式，亦值得学界警惕。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发有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国网络文学外译产生的巨大影响，认为中文学科需在保留传统优势和学科属性的基础上，从交叉发展中找新空间。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表示，数字人文对古典文献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要警惕它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的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的失落，这使创造性、情感性的发展变成了一种机械性的劳作。
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李锡龙以南开大学文学院的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实践为切入，提出其作为工具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同时也呼吁警惕技术失控风险、学术伦理失范、人类能力退化等危机，要明确人工智能的使用边界和规范。《天津社会科学》主编时世平谈到，人工智能推动人文学术呈现文献全景化、研究跨学科化与结论数据化特征，但存在虚构文献、学术平庸化及方法论伪创新风险。
锚定中文学科的人文内核
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尧表示，中文学科的百年演进始终伴随自我更新的能力，当前核心危机在于思想能力的弱化而非技术冲击，因此需要区分创作与研究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人文价值为锚点，在技术、资本与制度的复合博弈中保持战略定力。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认为人工智能时代中文学科需构建新生态：应主动拥抱技术，却不能迷失自我、丧失判断，要保持从容心态，立足语言文学本质，坚持阅读思考写作，适度借鉴而非依赖。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贺仲明提出“大文学史观”，认为在现有学科设置存在割裂化的局限之下，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应相互打通，可以通过工作坊、数字人文等方式助力，来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
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于亭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冲击，中文学科需在技术变革中坚守人文教育的终极使命：通过强化读写传统与心智挑战，捍卫人类自由意志、情感尊严与创造性本能，抵抗知识消费化与人工智能情感驯化的危机。《江海学刊》主编赵涛认为人工智能目前只是处于“仿”的阶段，而好的文本是“长”出来的，学术期刊应当重视学以成人、突出人文研究的原创性、以未来为重要的时间坐标，创造属于当今的中国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表示，人工智能的核心性质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集合，文学与语言学科之间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度不同，数字化平台资源建设要有权威的基础模型为支撑，才能建立专业的知识体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彭玉平以人工智能写诗为切入，肯定了人工智能在辅助诗歌创作中的效用，同时也指出，有人的原创才是诗歌的生命，一流的诗歌应同时具备深入的生活体验、宏阔的诗歌格局和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审美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提到跨学科研究的实践及其意义，如推动外文系与中文系的翻译研究队伍合作等，重点谈到台港文学虽同属中国文学却与内地文学存在一定的差异，能为重新看待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视角，呼吁从跨学科角度关注相关命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跃力以实操性的人工智能辅助论文写作过程来论证人工智能存在的优势和不足，面对人工智能的“主体僭越”时要重申人文性与主体性，明晰中文学科的坚守与应变。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认为，在人工智能可跨模态生成文本的语境下创作主体不再限于人类，文学主题拓展至人机共生关系中的“新人类”，但必须守住人文学科最珍贵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审美，避免在多元混杂中丢失人文内核。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周云龙提出，不必对于真实和虚拟界限的模糊过度恐慌，人工智能暂不足以成为人类的敌人，高校需要在这个时代关注和挖掘数字人文、创意写作等文科今后新的增长点，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开拓中文学科发展新格局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晓提醒各大高校中文拔尖人才培养应避免掉入“唯绩点论”的陷阱，引导学生无功利地读书方为应有之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沙先一提倡以高水平的科技反哺教学，将优质的科技资源转化为教学和育人资源，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蔡梦麒认为古代文学文献学人才培养要回到最基础的古代文献阅读能力的提高上，不能因为电子数据库的建立就偏废阅读文献的基本功。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李继凯倡导以广义创意写作（含学术、文学、应用文）推动大学中文教育改革，通过学科升级应对文化过剩挑战，提升中文教育的全球影响力与学科地位。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旭光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中文高等教育作出回应：一是要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功底，人工智能只能作为辅助信息检索的工具，作为“基本功”的理论素养显得尤为重要；二是要提高学生文学审美能力，中文通识教育应当承担引导学生欣赏、享受、创造人类文明的任务。
中文学科当开辟“有组织科研”的新范式。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杜晓勤分享了中文学科有组织科研活动中团队与平台建设路径的经验与思考，一是打破学科壁垒，打造跨界的科研平台与工作坊；二是引进新鲜血液，增强青年教师队伍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助力其成长为中文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罗鹭就科研平台的建设拿出了川大中文的方案，其依托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区位实现科研平台的搭建，现已建成10余个省部级平台。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副院长李广益认为，团队科研拥有弯道超车、较快形成学科科研特色的优势，当前组成的学术集群在成果产出上已初见成效。
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下，中文学科当在恪守教育本真中开辟学科发展新局。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蒋述卓强调教育的核心命题（传道、解惑、育人）并不因技术手段发展而变化，而人工智能时代的中文教育更要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培养学生和老师自身的终身学习能力、思考批判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张旭东认为人工智能挑战了当下中文教育的某种重复、低端的知识生产模式，这也将带来中文学科范式的转变与革命。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冬梅发现大学生语言能力持续退化，根源在于语文教育知识体系错位，需要大学主导重构教学内容，将前沿语言学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
会议由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高等学校文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以及福建文艺评论基地（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