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举行
3月1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在京召开，主题为“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来自中国政府、全球商界、中外学术界的近500位专家学者会聚一堂。
峰会主论坛聚焦“砥砺前行的世界经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总裁苏玛·查克拉巴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等对包括中国形势在内的世界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针对全球经济疲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改革、中国经济转型和重构新平衡、减贫工作、生产效率提升等问题充分发表见解。
会议的另一焦点则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Facebook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之间有关创新的对话。两人就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创新创业等话题展开讨论。就VR设备开发与推广问题，扎克伯格表示，2016年会成为消费级VR元年。对于新的创新点，马云更看好人体科学领域。
93岁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再次参会，与我国外交家、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就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展开对话。基辛格表示，“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概念要放在特殊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来看待，当前中美关系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特殊背景。
峰会共设置了4大场分组会议和3场圆桌会议，分组会议下细分30余场小组会议，话题设置囊括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发展、G20中国峰会、人民币国际化、共享发展、“一带一路”构想、可持续发展等。
高端对话
智库7人谈：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智库
3月19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美国兰德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里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查塔姆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雷特，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就“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智库”展开对话，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主持会议。
智库发展需要怎样的外部环境？
推进智库发展，需要体制、政策保障。张军扩认为：“社会需求是智库发展的重要土壤。要进一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立政府决策与智库咨询的常态化、制度化的联系，从制度上保障社会对智库的需求。要为各类智库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优胜劣汰。”
他进一步指出，“智库发展需要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要从思想观念上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重理轻文、重硬轻软倾向；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鼓励实事求是、说真话。”
他认为，“当前，缺乏必要的信息、数据资料，是制约智库研究质量最大的因素之一。因此，我们要建立充分有效的信息、数据发布和披露制度，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基础上，按照负面清单原则，进一步推进政务工作公开化、透明化。最重要的是建立与智库发展内在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特别是要进行人才、经费、内部管理和外事管理四个方面的改革。”
智库发展存在的误区
郑永年认为，智库发展容易陷入9种“廉价的方法论”的误区，从而无法生产出有效知识。“一是知识的道德化，不关注政策的可行性，而是重在抢占道德制高点；二是知识权力化，研究工作主要是论证权力执掌者的话语；三是知识金钱化，研究工作以追求物质收益为目标；四是知识名誉化，研究工作以追求批示为目标；五是知识神秘化，将无法解释的问题理解为外部阴谋；六是世俗主义宗教化，影响政策研究；七是社会问题政治化，将个别现象上升到政治高度，影响对大局的判断；八是知识娱乐化，过度依赖社交媒体使人们难以理性思考，使得人们难以理性思考；九是知识虚假化，说真话应该是智库研究的首义，追求影响力在其次。”
李扬就中国智库具体情形向郑永年做了回应：“中国官方智库发挥作用的渠道和方式和国外不同。以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例，常年有专家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起草工作，包括‘十三五’规划、政府工作报告等。在研究工作对应的国家部门，我们也能够事先参与其重要政策的讨论，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部门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也都有固定的学习讲课制度，我们的智库专家可以作为授课教师，直接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
国际经验与未来趋势
“智库研究是途径，最终目的是支持科学决策。”这是美国兰德公司的自我定位。迈克尔·里奇介绍说，“兰德公司所做的大部分研究项目都是由政府委托的，他们为各级政府提供服务，包括数据收集与分析、绩效衡量与政策建议、能力建设等，兰德公司在50个国家开展业务，发现了共同的趋势，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复杂，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研究，但是社会大众对于政策分析及时性的需求越来越高。
亚当·博森向与众人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彼得森是一家专业性智库，规模小、研究范围和方向更有针对性。研究所要求研究人员实事求是，吸引了大量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才。他认为，“美国政界在大选年的政策讨论，往往都是感情用事，不管事实。作为智库，我们在政策研究中需要一定理想主义精神，信奉高质量的思想，而不是期待别人的附和与支持。”
罗宾·尼布雷特表达了对美国智库“旋转门”制度的担忧：“在美国的‘旋转门’制度下，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人员可以互相流动，这使得政策研究更为深入，研究成果也能够得到有力推进；但是，双方之间这种渗透有时太过深入，这种过度渗透就会导致这些人员在现职中顾虑到自己以前或者未来的工作，更多地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研究项目与成果。”
创新教育如何教？
3月1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刚刚主持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Facebook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对谈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匆匆赶赴论坛的分会场。在这里，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盖睿特，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梅丽特·杰诺将与他共同探讨“高等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
国内现状：创新教育差距很大
“我们要重视人文教育对于创新人才的重要性。”苏必德观点明确，“教育必须要有社会的担当。创新不仅在于‘颠覆’，更在于创造更多人类共同福利。”
相较于纯粹的商人，苏必德更希望培养出具有团队意识的企业家。他们工作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物质收益，而是打造一支能够创新的团队。这就需要发挥人文教育的力量，它会让学生从规律性的角度去思考和总结创新，从而指导具体实践。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所进行的创新，将不仅仅是对某个狭义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而是可以连续推出多个创新产品，主动发现新的问题，并用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
在高校工作了近40年的朱崇实有更深的体会：“创新型人才是国家、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但是中国高等教育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无论是从教育观念、方法，还是从教师队伍来说，中国大学的创新型人才培养，都有很大差距。”
朱崇实指出，中国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要从自身的改革做起。要真正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大学的追求，做到把人才培养当作第一要务。他还呼吁，要给大学更多自主权，让大学真正依法办学；政府和高校都要加大教学经费投入；全社会应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国际经验：把最好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安排到教学一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盖睿特和梅丽特分别介绍了自己所在高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
盖睿特强调，沃顿商学院首先教会学生的是创新精神，“因为这将使他们终身受益”。学院建立了一个创新实验室和IT自由区，在这两个区域，学生可以自由创新，无所顾虑。
同样，沃顿商学院也创新了教学方式和方法。盖睿特透露：“沃顿的MOOC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课程，共有300万人参与过。其中65000人接受了付费教育。”
梅丽特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要想推进更高层次的研究、促进创新，关键在于做好科研成果、投入收益比、教职员工和学生素质的评估。此外，还要把最好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安排到教学一线；发展好每一个学科，积极进行跨学科交流；联系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建立全球的交流网络等。”
促进中外高校教育合作，也是提升中国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能力的重要途径。梅丽特介绍，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尽管目前交流已经颇具规模，但今后还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力度，如探索联合学位方面的合作、教职人员的交流等等。
专家建言：急功近利不利于创新型教育
相较于马云和扎克伯格对谈的会场以及其他关于经济、金融等议题的会场，“高等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会场可谓观众寥寥。这一情景何尝不是社会普遍关注创新性人才，却忽视其培养大环境的缩影？受到触动的海闻感慨道：“教育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并不像技术、经济、金融那么引人注目。其实，教育体制跟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当前，创新创业人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阶段的主要瓶颈，甚至将可能长期阻碍今后的经济增长。如何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体制，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技术、金融更为重要。”
“任何一种急功近利，指望‘灵丹妙药’的快餐方式，都不利于创新型教育。”钱颖一认为，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厘清概念和观念。创新型人才的根本特征是创造力。创造力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要素，即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要培养具有创造力三要素的人才首先要改革教育模式，营造一个自由、宽松、包容的教育环境，其次要正视正规教育可能造成创造性能力降低的“副作用”，并积极应对。最后，作为教育从业者，要善于发现不符合已知标准的特殊人才，并给予他们一定的发展、成长空间。
精彩观点
韩俊：减贫永远在路上
在3月1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就“共享发展：向绝对贫困宣战”发表观点。
韩俊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大规模扶贫开发。过去35年内，有7亿人摆脱了贫困，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当前，我国把贫困标准具体化为“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也就是说，我国的脱贫不仅看收入标准，关键要看有没有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2013年开始，我国开展了一项非常大的工程——派100多万人到每个村庄寻找贫困户与贫困人口。”韩俊指出，贫困的识别是多维的，脱贫的标准也是多维的。2010年联合国曾提出，要用教育、医疗和食品这三个维度来衡量贫困。可以说，中国要给每个农户建档，这就是多维识别贫困的生动实践。中国的扶贫政策也是以消除多维贫困这一理念为指导的。
在经济增速减缓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贫困人口在现有标准下全部脱贫？韩俊认为，关键在于贯彻精准脱贫、精准扶贫战略，从“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
此外，今后要更加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造血”能力，把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能扶必扶，应保尽保，以这样的政策理念，一方面让有劳动能力的发展生产、摆脱贫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对丧失劳动能力的通过社会保障来兜底，避免陷入所谓的“福利陷阱”。
最后，韩俊强调，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会有10%左右的相对贫困人口需要扶持。所以，中国现有贫困标准下的人口脱贫之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减贫事业画了一个“句号”，而是画了一个“分号”。减贫、扶贫济困永远在路上。
（来源：光明智库，2016年0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