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智库专家为天津科技创新与创新型城市建设建言献策
——天津市第七次高校智库论坛专家观点及对策建议摘要
编者按：日前，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天津大学以“科技创新与创新型城市建设”为主题，举办天津市第七次高校智库论坛，组织清华大学、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天津高校智库专家，为本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建言献策。现将高校智库专家的主要观点及对策建议摘要如下。
天津与北京、上海、深圳综合创新实力的比较分析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何平
《中国创新城市评价报告》以发达国家和地区参数为评价标准，参考科技部《全国区域科技进步评价报告》、国家统计局《创新型国家进程统计监测研究》、欧盟委员会《欧盟创新计分牌》等，对全国20个创新城市进行了评价。该评价报告从创新资源、创新投入、创新企业、创新产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六个方面设计了30项指标。据《中国创新城市评价报告2015》显示，在全国20个创新城市中，天津排名第7位，较2014年提升了1位，总指数也上升了2.2个百分点。与北京、上海、深圳比较，天津综合创新实力有一定优势，但也有不小的差距。
一、相对优势
一是劳动效率优于京沪深。天津劳动生产率和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均位居第1；知识密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次于深圳，位居第2。
二是企业创新活力具有相对优势。这方面的三个指标天津都位居第1。有R&D活动的企业占比，天津遥遥领先，是深圳的2倍多。研究机构和高校的R&D经费支出中企业投入占比，天津达到5.4%，是上海的3倍多。企业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与技术引进经费支出的比例，天津达到64.9%，是北京的3倍多。这表明，天津具有企业创新的优势。
二、主要差距
一是创新人力投入相对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指标上：第一个指标是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天津达到22.85%，排名最后，与北京相比，有近16个百分点的差距。第二个指标是万人研究与发展人员数量，反映的是创新人力投入强度，天津不到75人年/万人，少于深圳和北京，排名第3。第三个指标是企业研究人员占企业就业人员比重，天津排在第3位。另外，百万人口大专院校在校学生数，天津达到3.33万人/百万人，位居第1。这表明，天津的创新人力资源很丰富，要设法把他们留在天津干事创业，为天津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强大人才保证。
二是创新财力投入相对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指标上：第一个指标是R&D经费支出与GDP比值，天津达到2.95%，排名最后，比北京（5.95%）、深圳（4.02%）和上海（3.66%）分别低3个、1个和0.7个百分点。第二个指标是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R&D经费支出比重，反映的是原始创新财力投入的强度，天津落后于北京和上海，排名第3。第三个指标是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天津为3.78%，排名最后。
三是企业创新财力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指标上：第一个指标是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天津排在最后。第二个指标是企业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包括技术引进支出、消化吸收支出、购买国内技术支出和技术改造支出），天津仅高于深圳，排名第3。第三个指标是企业R&D经费支出中政府投入比重，天津（2.56%）不到北京（9.5%）的1/3。
四是创新技术产出相对不足。这方面的四个指标天津排名都在最后。第一个指标是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天津仅9.7件/万人，是深圳（85.8件/万人）的1/9,北京（48.2件/万人）的1/5，上海（23.3件/万人）的1/3。第二个指标是万人美国专利拥有量，天津仅0.1件/万人，是深圳的1/49，北京的1/16，上海的1/8。第三个指标是万元生产总值技术国际收入，反映的是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上海遥遥领先，是天津的7倍。第四个指标是万人有效商标注册数，天津不到深圳（257.3件/万人）的1/4。
五是高新技术产品缺乏竞争力。这方面的三个指标天津也均位列最后。第一个指标是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天津与京沪深差距不大。第二个指标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反映的是区域的技术含量，天津是深圳的1/2。第三个指标是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比重，反映的是高新技术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天津与京沪深存在一定差距。
六是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与创新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四个指标上：第一个指标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反映的是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天津仅6.56%，高于深圳排在第3位，相当于北京1/3。第二个指标是资本生产率，反映的是资本的使用效率，天津排名最后，不到深圳（1.1万元/万元）的1/4。第三个指标是综合能耗产出率，天津也位居最后。此外，信息化水平也低于京沪，万人国际互联网上网人数接近6000人，虽高于深圳，排名第3，但与北京和上海还有1000多人的差距。
三、对策建议
天津要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应在劳动效率和企业活力等方面继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同时，要抓住“五大战略”叠加的历史机遇，加快弥补自身不足，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产品竞争力和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发力，进一步加大创新财力投入力度，深入挖掘各种要素投入的发展潜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创新体制机制，改善创新环境，营造创新氛围，努力把天津建成北方乃至全国的产业创新中心。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应研究解决好三个问题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王宏广
一、科技发展处于什么位置？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科技创新一些关键指标已跃居世界前列。2015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增长到了55.3%，全社会研发支出超过1.4万亿，较2010年翻了一番，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都是2010年的3.3倍。据有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在国际上的地位，可概括为“1222、1812”，即科研人员数第一、经费投入第二、论文数第二、专利数第二、创新指数十八、高新科技出口第一、世界500强企业第二。
尽管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们的科技总体水平依然较低，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依然突出。这表明，目前我国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如果将世界科技格局划分为领跑者、并跑者、复兴者、跟跑者四个层级，那么我国现阶段还处在复兴者位置。据相关统计数表明，我国研究的1346项技术中，16%处于国际领先水平，30%处于国际并跑阶段，54%处于跟跑阶段。因此，我们要瞄准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战略必争领域进行前瞻部署，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研发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争取成为领跑者，进入世界科技强国行列。
二、未来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在哪里？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补上了机械化、自动化两次工业革命时期所缺的课程，基本跟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步伐。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孕育兴起，下一个时代靠什么技术引领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是生物技术、新材料、还是新能源？即将到来的这场工业革命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出科学的预判，做好前瞻性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甚至错失发展机遇。
我个人认为，随着人们对健康、幸福、生态的追求与日俱增，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多项技术共同推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形成，其对人类健康、生态改善、社会伦理的影响，都将远远超过前几次科技革命。美国发布了“国家生物经济蓝图”， 加速生物技术向产业转化，近年来，医药研发经费已占美国政府民用科技经费50%左右。2012年，德国推出了“国家生物经济研发战略2030”。英国政府科技投入的30%也用于了生物与医药领域。按照近五年我国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资源开发等产业发展速度推算，其产值有望达到10万亿元。天津在生物经济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应进一步加大投入和研发力度，部署一批重大攻关项目和工程，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引领生物经济产业的集群发展，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三、如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一是完善科技强国指标体系。应建立更加细化的中国评价体系，不但要考核科技进步贡献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还要考核人均收入和本国人专利占比。前者说明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后者目的是解决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的问题，这样可以更全面地评价国家的创新能力。
二是找准科技创新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规划》明确了9个重点领域的技术发展方向。我们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在哪里，靠什么产业破局，需要完善哪些体制，国外哪个产业、哪个公司、哪个行业、哪个人在和我们竞争，差距是多大等。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政府和企业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努力，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走好。
三是聚集顶尖人才。推进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特别是那些论文被引用率是同行业千分之一以上的人才，需要国家和各省市高度关注。聚集顶尖人才，最重要的是一致的理念和理想，同时要提供让人心动的资源。我们不仅要吸引海外人才回流，还要延揽国际性人才，打造国际化的、一流人才队伍。
四是营造创新文化。改革人才评价体系，优化用人机制，塑造尊重人才、崇尚科学、大力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把更多资源投到“人”身上而不是“物”上面，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转化为推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强大引擎。
五是创新科技体制。深化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改革，实施科技创新举国体制，营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环境。改革科技创新运行机制，推进协同创新，打破科技小循环，引入经济大循环，把应用研究主要目标从出论文转向出产品。鼓励行业领军企业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培育一批像华为那样的跨国企业。发挥各地优势，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苏州等地，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的创新基地与中心。
推进科技创新应着力聚集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
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原司长 王晓方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政策基本上是发展型的，主要是调动科研人员个人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已基本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科技创新由点状的创新开始进入系统的创新阶段，我们的科技创新政策也要由发展型转向聚集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进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必须强化系统的思想、系统的设计、系统的组织和系统的协调，在聚集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上下功夫。
一是要着力聚集高层次人才。搭建研发平台，完善服务体系，简化项目审批手续，想方设法帮助高层次人才解决实际问题，积极为高层次人才干事创业创设良好条件，使他们能够有足够自主的时间开展科研创新。我曾在青岛市搞过一项调查，在高层次人才聚集过程中，子女教育问题排在第一位。近年来，青岛市下大力量引进名师名校，着力加强配套教育资源建设，聚集了不少高层次人才。
二是要着力聚集高端创新平台。天津拥有一大批科技创新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端研发机构和研发平台。天津在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方面独树一帜，成效突出。聚集高端创新平台，不是再造一个研究院所，也不是再建一所高等院校，而是运用系统思维，通过新的平台性设计，探索新的管理机制和新的发展模式，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对现有存量科技创新资源进行整合，打造“升级版”的高端创新平台。
三是要着力聚集无形资产。创新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是无形资产。对科研人员创造出的无形资产要给予足够的尊重，要像国资委管理有形资产那样管理好无形资产。青岛市尝试设立“项目银行”，把无形资产变成“投资品”，并与社会流动性紧密结合，取得了良好效果，其经验做法值得借鉴。
建设创新型城市
应着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董洁林
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的主要问题
传统产业有四个突出特点：一是涉及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领域，利润薄，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不够高，知识更新换代速度比较慢。二是工艺流程古老，生产设备技术含量不够高。三是资本、技术、高端人才匮乏。四是政府部门的产业政策偏好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无人驾驶、AR/VR等高科技，对传统产业的宣传和引导力度不大。
目前，各地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腾笼换鸟”，即把低端产业转移出去，把高端产业请进来。阶段性结果是低端产业走得快，高端产业起来慢，房地产业成为缴税大户，发展成本高，高端产业难以扎根，无房的年轻创业者起步艰难。二是扶持“双创”，即给予政策倾斜，扶持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前景良好的高科技新兴企业。三是引进“新产业”，即引进本地没有的“新”的传统产业，以促进本地传统产业分散化。
二、用新思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一是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凤凰涅盘，浴火重生”，而不是简单地“腾笼换鸟”或引进“新产业”。
二是激励和引导传统产业链上的利益共同体、行业领袖，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和再次创业的使命感，投资提升自己的行业，而不只是抽取微薄利润。
三是政府部门的产业和人才政策，应兼顾传统产业发展需求，对本地有规模、有特点、有品牌影响力的优势传统产业，进行全面彻底的、全行业创新改造。
四是政府部门应少介入具体项目，多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前沿科技和产业信息流通。
三、对天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
一是天津传统工业体系庞大，占到GDP总量的70%，其中轻纺、汽车、石化等行业占比较大，这是天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天津的巨大优势。建议天津把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本地科技创新的重要战略选择，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二是撬动汽车行业转型升级的因素目前主要有四个：电动汽车、无人驾驶、共享经济和机器人，其中，无人驾驶和共享经济两个因素，可能会让整个汽车行业收缩80%甚至90%，这对汽车行业占GDP比重较大的地区是个巨大的冲击。建议天津高度关注对传统行业的颠覆性技术和思维，及时将其纳入本地工业体系，提早研究，提早规划，提早决策。
三是建议天津积极引导行业性转型升级，注重整体效果，而不仅仅是关注局部工厂的改善。
建设创新型城市应坚持技术创新
和管理创新双轮驱动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 齐二石
一、强化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双轮驱动的思维
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方面的“硬”技术创新；二是新生产方法、新组织、新经营管理模式、新市场、新过程和新服务的“软”管理创新。创新既是一个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活动过程，也是一个经济与管理的活动过程。提高产品的市场价值和社会效益，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缺一不可。科技创新的投入与产出不一定成正比，科研和生产要坚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双轮驱动思维，政策和机制决定科技创新发展的效果。
城市、企业和组织的创新都要遵循“马车模型”，即“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人+马”，形成生产力创新。马车的一个轮子是管理创新，另一个轮子是专业技术创新，马是动力，还涉及到城市和企业的制度、机制及文化。
二、制造类企业要在精益管理创新上下功夫
制造类企业是一个由技术、管理、人、资本和文化五大要素综合集成的管理系统，推动制造类企业创新仅在一个要素上发力肯定不够，需要工程科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吸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科学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管理技术自主创新，提高效率，完善流程，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形成了精益生产模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成立初期，技术创新能力是工业4.0，管理创新能力是工业1.0，开发出的技术产品生产不出来，经过强化精益管理创新，调整生产线布局，生产效率提高了92%。
制造类企业的信息化过程，不是简单地对现行生产系统和管理系统流程的数字化，而应与精益管理创新同步推进，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对现行管理系统进行彻底改造。
三、扩大管理创新的研发和服务领域
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和方法可推广到其他领域。丰田生产方式不仅给丰田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日本把这种管理生产模式推广到了全国的产品开发和技术研发方面。
交通标识设计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因素。指示牌设计多大的字、放在什么地方，必须遵循交通目视管理的基本规律。我国的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但是标识系统、信号系统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美国在一个路口就设有八套交通信号系统。建议天津在这方面加大管理创新研发和推广力度。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应抓紧调整
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高旭东
当前，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缺乏核心技术。以汽车行业为例，我国的汽车制造和消费已位居世界第一，但汽车发动机、变速器等核心技术不在我们手中。同时，由于我们对汽车品牌建设重视不足，即使在某些关键技术上有了重大突破，也很难在市场上得到认可、占到优势。二是创新体系碎片化。我们本来希望通过技术创新在某些关键零部件领域取得突破，但许多跨国公司在我们的整机厂周围进行零部件布局，结果影响了我们自己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三是支持政策落实不到位。近年来，各地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但组织落实不够得力，许多研究机构追求短期效益，很难静下心来，用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搞科研创新。因此，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应抓紧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一是要把聚集高端人才放在首位。建议为在读博士生提供充足的奖学金、助学金，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安心搞科研。改进人才考核评价标准，不单以论文发表量考核人才，应更加注重论文的质量。进一步优化住房、医疗、环境等相关政策，更好地留住人才。
二是要加大政府部门的投入力度。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是企业的两倍以上。在我国现阶段仅仅依靠企业的投入很难完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任务。各级政府在创新领域特别是在最前沿的创新领域，不仅要投入资金，更要提供市场。美国的集成电路产业90%以上的早期市场是政府提供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引领，许多创新难以实现。
三是要促进持续的知识创新。创新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只有碰撞才能产生火花，这是美国波士顿和硅谷成功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深圳为了弥补本地缺少一流高校、一流研究机构的短板，想方设法吸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深圳设立研究院，积蓄了持续知识创新的力量，其经验做法值得借鉴。
(来源：天津日报，2016年0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