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春伊始，在下基层、听民声的采访活动中，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接触的许多学者畅谈了自己十八大以来的研究动向、成果以及新年的研究规划，流露出为人民做学问的真挚情感，表达了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做学问的使命与担当。
1马克思主义
全面深化党的治国理政研究
—— 访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宗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坚持问题导向，提出并践行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我今年的工作重心就是对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深入研究与梳理。”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建研究的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宗礼教授为自己定下了新一年的研究任务。
王宗礼告诉记者，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揽全局、系统谋划、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奋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落地生根，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光明前景。
全面深化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王宗礼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是深刻的、全面的，针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许多高瞻远瞩的重要论断，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王宗礼说，习近平总书记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决条件，目的是要形成一整套公平正义、科学合理、运转高效、法治完备的制度体系，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顺畅的制度机制环境。
在王宗礼看来，重视和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实践引领是本届领导集体的最大特点。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自成立以来，出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相关的改革办法、决定、实施意见多达上百项，全面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不仅很好地保证了改革有效推进，而且大大提升了党的权威。
开展工作关键是选好突破口和扭住事关全局的牛鼻子。王宗礼表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改变领导作风抓起，大力推进从严治党，上打“老虎”下拍“苍蝇”，扎紧制度的笼子，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大为改观，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基本确立，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民心。目前，党中央又启动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制，这是我们党在国家治理方面又一重大探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王宗礼分析说，新的领导集体对我国内政、外交、军队、国防、科技以及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实施的改革都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均从顶层设计、战略谋划、重点任务等方面进行诊断破局、系统安排。如经济改革方面，党中央着眼于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合理发挥政府调控作用这一重要目标，全面推进国企、财税、金融、农村协调发展等系统改革。应该说，当前我国各项改革都迈出矫健的步伐，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合力。
“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执政所向。”王宗礼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运行保障体系，契合了人民对改革的新期待和对美好生活的新追求。
(记者 朱羿)
2哲学拓展中国逻辑史研究思路与方向
——访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翟锦程
中国逻辑史研究主要从逻辑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角度开展。目前，系统性研究中国逻辑史的多卷本成果均出版于二三十年前。几十年来，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观念、方法、史料、论题等都出现了巨大变化，由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翟锦程任首席专家的“八卷本《中国逻辑史》”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将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逻辑史系统性研究。围绕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前沿性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翟锦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中国逻辑史研究经历了哪些阶段？
翟锦程：中国逻辑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清末至１９４９年，主要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第二阶段为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中期，研究的问题集中于墨家逻辑和一般的中国逻辑史；第三阶段为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恢复重建与全面发展时期，讨论的重点是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第四阶段是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伴随着逻辑学各个分支的广泛介绍与研究，对中国逻辑史研究也进入了深化阶段。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逻辑史研究不仅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备受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领域，这是第五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逻辑研究呈现出哪些新特点？中国逻辑史研究面临怎样的趋势和任务？
翟锦程：近２０年来，从事中国逻辑研究的学者对“有无中国逻辑的问题”继续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对以往的研究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并进行了全面反思。尝试从新的角度构建中国逻辑体系，从逻辑与文化关系角度进行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研究的内容和角度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一般思想通史的研究也对中国逻辑给予了关注。
当前，国内外中国逻辑研究的总体特点与趋势可以用“一个热点”和“两个回归”来概括：中国逻辑研究再度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向中国文化回归，向逻辑本身回归。关于中国逻辑研究的大量新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使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推出新的全面性、系统性概括总结中国逻辑史的多卷本著作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卷本《中国逻辑史》”研究，将从哪些方面继续做出研究和探讨？预期目标和创新之处可能有哪些？
翟锦程：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补充新史料，系统、全面地反映中国逻辑史研究挖掘出的大批新史料，力求更完整地展现中国逻辑发展的全过程。运用新方法，客观地揭示中国逻辑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增加新内容，充分展现中国逻辑发展的丰富性。划分新阶段，揭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逻辑发展的独特性。探讨中国逻辑史的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呼应国际学界的关注，将中国逻辑作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准确介绍中国逻辑史的核心内容与特质。
研究将从中国逻辑的发生与萌芽、形成、初步总结、初步转型、深化发展、再转型、全面发展等七个阶段，总结中国逻辑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同时对中国逻辑的核心概念、问题与基本体系进行专门重点探讨。预期研究目标是编撰出版具有显著学术创新性，又具有一定可读性和思想启发性的八卷本《中国逻辑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史理论方法、学术概念、话语体系和基本历史框架，建成中国逻辑史史料库、编辑和整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并汇聚力量，带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整体发展。
可能的创新之处，首先是逻辑观，应当以开放的逻辑观来研究中国逻辑史，将中国逻辑回归到逻辑而非西方逻辑。其次是全面，力求更为完整地展现中国逻辑发展全过程。运用新方法划分新阶段，客观揭示中国逻辑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探索“中国逻辑史”编写的新体例。推进中国特色的人文话语体系建设。
(记者 王广禄)
3法学认真对待社会权力及其法治动能作者：蔡宝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２０１７年我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添砖加瓦。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进和保障公民参与反腐败的制度设计研究”，旨在通过对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保障制度体系的完善和设计，认真对待和充分发挥公民与社会组织等社会权力主体的维权和控权的法治功能。
社会权力是社会主体运用社会资源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社会权力的成长与推进是现代法治生成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提高、协商民主的提升、社会组织的壮大、社会自治的拓展，当代中国的社会权力已经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具备相当的资格和能力，成为推进法治发展的内生动力。认真对待和系统分析社会权力及其法治动能是法学研究者和法治建设者的重要使命，以使其成为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共生共长和双轮驱动的法治动能。
第一，公民的社会权力及其法治动能。公民是理论上的最高社会权力主体，具有参与立法、监督执法、自觉守法、维护权利、主张自治、制约公权等法治动能，但只有公民具备了现代化的基本素质，法治的现代化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为此要进一步培育社会成员的公民角色与品格，使其具备在公共事务中进行民主管理、互动协商、理性参与的能力和素质。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因此，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认同与参与程度，决定着中国法治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也决定着中国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发展的历史走向和价值依归。
第二，社会单位的社会权力及其法治动能。单位意识和单位管理是中国的重要特色，具体单位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其数量巨大、覆盖面广，每个单位都是重要的社会权力主体，发挥着管理和治理本单位本部门事务的作用，对于依法治理和依法办事的需求和践行均是促进整个国家法治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每个社会单位能够有很强的法律意识，法治社会就有了丰富而强大的社会基础，如学校、医院、工厂、企业等社会单位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和需要，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设立规章制度，进行惩戒和解决纠纷，事实上诸多社会事务都是通过各个社会单位的协商调解而解决的。如果单位部门的社会权力作用能够得到很好发挥，社会单位能够规范而有序运作，法治社会建设的任务就能够很好落实。《决定》指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第三，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及其法治动能。社会组织主要是非政府组织，如人民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公益组织和志愿组织、学术与文化组织、宗教团体、非执政党等。社会组织是社会权力的中坚力量，社会组织通过参与社会民生、社会慈善、公共服务等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进一步获取政治与社会资源，增强制衡国家权力、服务社会的能力。当下，政府简政放权已是大势所趋，各类社会组织将会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任务，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促进社会组织成长势在必行。《决定》指出，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
第四，区域的社会权力及其法治动能。省域、市域和县域不同行政层级辖区的法治状态往往不同。一定区域的社会权力主体是该区域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由于区域内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共同性，该区域的个人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各个领域的社会交往，形成价值、文化和法律意识等方面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需求的规范。区域社会权力可以根据区域特色和要求，创制和适用社会规范，解决社会纠纷，进而推进该区域的法治建设，如区域内的教育类、劳动类、体育类、文化类、卫生类、中介服务类等相关社会组织，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促进，充分发挥在该区域调节社会矛盾、和谐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弘扬传播特色文化、分担地方政府职能、搭建官民联系桥梁等功能。赋予区域社会权力主体以一定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将有利于调整区域社会生活关系，建构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区域社会法治秩序。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进和保障公民参与反腐败的制度设计研究”（１３ＡＺＺ００６）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4文学文化转型中深化现当代文学研究作者：张丽军
学术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多年学术积累与学术思考的结晶。２０１７年，我的学术研究将在以往文学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多元并举，推进和深化已有的研究；对尚未思考成熟的研究，继续酝酿，蓄力前行。
乡土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思考
２０１７年，我将继续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前行，同时要拓宽领域，注意中国当代文学和传统文学、文化的联系。现在有些学者是“项目化”生存，但也不应该把项目作为唯一，要把项目和个人的研究兴趣和长远发展结合在一起，还要注意把作家作品与时代的总体经验、地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既做个体的、地域的，也做时代整体的研究，从而使研究更具穿透性、更有价值，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转型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将推进近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乡土文学研究。我有两个课题要结项：一是“乡土中国文化转型与农民形象的审美想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课题是从文化变迁、文明演变的角度思考乡土中国；二是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的课题，该课题从审美形式的角度思考乡土文学的叙事和抒情。在乡土文学领域，我还将对现当代作家作品进行一些研究，如鲁迅对中国农民的思考、王鲁彦对乡土中国的思考、对《平凡的世界》的新思考等。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的变迁？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从作品中思考时代精神际遇
代际研究是一种宏观的外部研究。它打破了单一的、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是把作家的创作放在一个大时代语境下思考一个时代的中心话题和精神境遇。代际研究呈现的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经验，是同代人的研究。
自２０１０年起，我一直在做“中国７０后作家研究”，我想通过作家的作品，做一个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分析，探寻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共同困境和问题。２０１７年我计划对“７０后”作家的长篇小说进行研究。这段时间，我阅读了当代作家鲁敏的《博情书》《六人晚餐》等，我觉得鲁敏是一个令人期待的作家，她的作品《六人晚餐》具有张力。山东作家艾玛的《四季录》不仅探讨人心，也探讨文化。“７０后”作家付秀莹的《陌上》里面对乡村文化的留恋和对故土星空的思索，都具有非常浓厚的乡土气息。“７０后”广西作家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把历史和现实连在一起，体现出南方独有的气息。这一代作家渐渐呈现出他们的精神气象、独特的思考，且语言、叙事艺术包括结构也都越来越成熟。
探究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关系
２０１７年我们计划成立“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学经典研究中心”，通过它思考中华文化传承与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学者不仅要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还要拓展视野和领域，进行一些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思考。当代中国文学叙事中存在大量的戏剧和戏曲，如河南作家乔叶、上海作家滕肖澜、山东作家方如等，其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戏剧和戏曲，并将戏剧和人的命运进行结合。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领域。２０１７年我将继续做有关京剧等现代戏剧的文化研究，思考百年中国京剧现代化历史历程，为当代京剧发展提出独特思考。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传统诗学、文学批评传统话语资源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它在当代文学中是如何呈现的，是如何影响当代作家的成长和创作的。对“气韵”方面的研究我也有所思考，一部作品中的文气和中国作家创作的心态、作品叙述结构、内在精神肌理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一个中国化的当代文学理论问题，但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在积蓄与酝酿。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5社会学绘就农村发展治理新路线图作者：左晓斯
每每春节前后，有关“三农”问题的新闻报道都会引发举国上下的极大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空前的返乡大潮。随着大批城镇居民返乡，农村社会生活、农民生存状况以及农村向何处发展等问题，开始透过各类回乡纪实和评论涌现于各类新闻媒体之中，引发学界和社会的热议和反思。另一方面是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２０１７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工作，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主线。
当前，我国农村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视角出发，这种转变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转型和变革；二是由农业自然经济向市场混合经济转型和变革；三是由纯粹乡村文化向城乡互动文化转型和变革。在这一进程中，农村和农民富裕了，人口和资源流动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开始进村入户了。但与此同时，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放缓甚至停滞，青壮年甚至青少年持续外流，出现大量“空心村”，城市文化下乡伴随工业垃圾进村导致乡村传统治理秩序瓦解和生态环境恶化，等等。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的广东省，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状况如何？珠江三角洲与粤东西北地区在地理区位、资源条件、发展水平等方面差距较大，相对落后的粤东西北地区劳动力剩余和转移情况如何？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生存、发展和治理情况如何？摸索出了哪些经验，又面临着什么挑战？针对这些问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由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课题组，先后赴韶关、河源、阳江等地进村入户，展开了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田野观察等形式的调查研究，对该省农村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状况形成了初步了解和基本判断。课题组认为，粤东西北农村地区已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农村社会基本稳定和谐；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潜力十分有限；农业现代化面临巨大挑战；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缺乏内生动力和外部支撑；半熟人社会基本成型。
如此看来，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落实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亟须各界共同绘就一份全新的路线图，用以克服和化解新问题、新挑战。这些待解难题包括：
一是乡村人口只出不进或者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村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主体由谁担当？这涉及吸引进城农民工适度回流、回乡与新型城镇化进程之间均衡协调的问题。二是南方地区农村耕地、林地、宅基地不仅分布松散、零碎，经营权、使用权同样高度分散，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变革使这些土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同时保障原有用户的权利和利益？三是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养老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受到制度和空间的双重制约，难以实现城乡均等化，如何在乡村实有人口持续下降并不断向城市、城镇特别是县城聚集的情况下，改革创新财税体制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尽快提供与城乡居民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需要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由区块隔离和城乡分割，走向全域统筹和城乡一体。四是如何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针对农民的现实需要和实际状况，建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塑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大众文化。这些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和基础。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