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推动党的决策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逐步把具有智库性质的研究机构纳入党和政府的决策程序，由此，中国智库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功能定位也就逐步明确了起来。
智库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是大国崛起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全面启动，开始了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报告 。
无论是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还是推进现代化建设，都迫切需要思想的引领。邓小平以时代巨人的睿智和远见，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推动着当代中国智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起来。
1以国家需求推动智库发展
现代智库理论认为，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管理提供意识形态和战略策略支撑、政策咨询服务，同时，智库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智库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智库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其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对智库提出了巨大的社会需求。邓小平以现代化建设为抓手，打开了公共需求的“闸门”，激活了智库产品供给这一泓“活水”。
现代化建设与中国智库的指导思想。现代智库理论认为，坚持立足前沿，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提供高质量的思想、政策产品，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是智库的根本宗旨。我们党一贯注重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推进理论创新，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变前后，邓小平反复阐述理论研究面向现代化、为现代化服务的问题。他认为，在历史转折关头，“思想理论工作战线的任务特别重大”。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谈到理论问题时说：“归根到底，理论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要敢于想问题，提问题，敢于理论联系实际。”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
1983年6月，邓小平为《红旗》杂志创刊二十五周年题词：“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所说的理论研究是全面的，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1977年8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说：“各个领域都有要研究的问题，理科、工科、农科、医科都有。文科也要有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法、哲学、文学等等。”
1979年3月，他进一步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他还具体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其中，邓小平最重视的还是经济、科技和管理。他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
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与此同时，邓小平还重申了党指导理论研究的一贯方针：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邓小平关于“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理论研究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当代中国智库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李政道向邓小平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的建议。
现代化建设与中国智库的研究对象。智库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决策者的政策选择为工作目标。我国最早的具有政策研究功能的机构是1975年邓小平创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该室在存在的半年时间里研究制定了国家的工业政策和科技教育政策，以及全面整顿的指导方针。现代化建设全面启动后，邓小平开始思考各个领域的政策调整问题。
1977年8月，他首先提出了科学教育政策调整问题，之后他在广东和四川视察时又提出了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把经济政策同管理方法、管理制度一起作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三个重点之一。
关于经济政策，他说：“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围绕各方面的政策调整，邓小平不停地向研究机构和理论工作者布置任务。
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
198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
我们付了学费，也吃了一些亏，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积累本领，而且已经开始取得效果。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搞快一点、好一点，需要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需要制定长远规划。这些都是大事，我们不能急躁，也不能耽误时间。中央希望经济战线上做实际工作和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和衷共济，通力协作，取长补短，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少说空话，年内共同拿出几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拿出一个长远规划来，提给中央。”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领导开始不定期地邀请专家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政策问题，后来逐步成立了研究机构。围绕各方面的政策调整，先后成立的研究机构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上述机构无一例外都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因此，它们具备了当代智库的基本特征。
现代化建设与中国智库的功能定位。为决策部门提供咨询服务是当代智库的基本定位。现代化建设中心地位的确立，要求党和政府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邓小平高度重视决策方式转变问题，多次提出加强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强调要依靠专家和研究机构，由此树立了决策者尊重智库、依靠智库的范例。
1980年7月17日，在谈到立法问题时，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成立有专家参加的科学论证机构”。为制定我国科技政策和科技体制改革方案，1983年6月，我国举办了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许多外国知名专家应邀参加。6月18日，邓小平专门会见参加会议的外籍专家，听取意见。他说：“这么多专家坐在一起，对我们的科技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益处很大。讨论会是一个新的方式，这次开了头，以后可以继续下去。”
1986年3月，王大珩等科学家就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问题向中央递交了建议信。邓小平阅信后高度重视，当即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他要求国务院领导亲自主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便决策。据此，国家科委邀请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此后，国家科委成立“863计划”编制小组，组织论证，广泛征求专家意见。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接见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10月6日，邓小平审阅国务院领导关于该计划的报告和有关文件后作出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计划纲要确定从世界高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选择十五个主题项目，分别属于七个领域，包括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以此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
邓小平不仅重视国内专家的意见，他还经常就经济、科技、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咨询外国专家。上述事例表明，改革开放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党和政府对研究机构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推动党的决策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逐步把具有智库性质的研究机构纳入党和政府的决策程序，由此，中国智库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功能定位也就逐步明确了起来。
作者：温 勇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