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金独立是智库保持竞争力、独立性和影响力的先决条件，但目前对中国智库的经费研究和深入调研仍然较少。国际知名智库的经费来源往往较为多元化，且大部分智库资金都投入到了项目研究中。对中国国家高端智库的经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中国智库普遍存在资金运营情况高度不透明、统计口径与指标衡量混乱、缺乏单独的资金运营情况说明、高度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经费支出分类较为粗略、行政管理支出过高、部分智库经费结余过甚等现象。本研究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更应扎根于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化，从经费机制上更好地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加强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
关键词：智库运营模式，经费收支，国家高端智库
1. 引言
资金独立，是智库永续发展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其保持竞争力、独立性和影响力的基础。作为一种独立的、相对稳定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智库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分析和创造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会舆论与公共知识传播具有深刻影响的知识产品，研究领域涵盖军事、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4]。中国科协原书记处书记王春法在鉴别智库优劣的十二条标准中明确指出，充裕的经费资源是建设高质量智库的必要条件之一。从竞争力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充足的资金是智库开展活动的先决条件，智库的运营和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只有资金雄厚，智库才能获取优质的数据资料和提供良好的办公环境，招揽优秀人才进行全面深入的政策研究，从而吸引决策者和公众的注意力，发挥其影响力。经费是否充足，将直接影响智库调查研究活动的开展、人员的智力支持、智库成果的传播，等等。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显示，我国仅有八所智库跻身百强，无一进入前十名，可见，我国智库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竞争力还有待加强，无论是官方智库还是非官方智库或半官方智库，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特别指出，要深化智库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资金管理机制，探索建立和完善符合智库运行特点的经费管理制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因此，本研究拟梳理和总结国际、国内智库的经费运营模式，剖析智库的筹资渠道、经费支出形式，为构建更合理、更高效的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经费运营模式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文献回顾
相对于智库机制建设、影响力评价、人才培养与激励等研究，目前对智库经费运营的研究相对较少。以研究对象区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着重于对国外智库经费运营模式的介绍和概述。张旭、田山俊、张文珍等人介绍了美国智库筹资的机制和市场运营；程永明介绍了日本智库的经费来源渠道；方婷婷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例，介绍了高校智库的经费运营机制。这些研究通过对不同国家智库的经费运营模式进行梳理总结，为中国的智库经费运营提供可供参考的国际案例。第二类是对中国智库经费运营模式的探索，但多集中于对社会智库经费筹措的研究。由于中国的党政军智库、高校智库和研究机构智库大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相对稳定，而社会智库资金短缺且可持续性差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目前针对中国智库资金运营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社会智库的探讨。苗绿和王辉耀对中国智库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渠道进行了初步探索，李迅针对社会智库的筹资渠道、影响因素和机制构建进行了分析。杨宝强和钟曼丽从《中国智库名录2015》和“中国网”中测算了147家社会智库的筹资能力，并通过影响因素分析等探讨了提升其筹资能力的策略。应验针对社会智库资金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建议。第三类是中外智库经费运营模式的对比研究。熊励和陆悦通过对美国知名智库和中国智库的融资模式进行对比研究，解释了国际经验对中国智库融资的启示；谭锐和尤成德基于经费收支视角，对智库组织治理进行了中美比较分析。
整体来看，国内对智库资金运营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智库的经验梳理上。这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原因：从国外智库本身来看，其独立性较强，且多接受个人和企业的捐赠，社会对其监督管理也更为严格，因此经费较为透明，许多智库都有公开的财务年度报表，研究资料易于获取；从中国智库现状来看，目前中国的智库仍以官方或半官方智库为主体，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拨款，支出也基本严格按照财政预算，因此具体的经费数据较难获得，且财政制度的桎梏较多。基于此，目前对中国智库经费运营的模式仍然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本研究将以资料透明度最高、影响力最大、最能代表中国智库发展水平的中国高端智库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经费运营现状，探讨中国智库的经费建设之道，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相应的建议。
3. 中外智库的经费运营现状
3.1 国际智库资金的来源与支出
纵览国际知名智库，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是保证智库长久运营和研究公信力的基础。国际智库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三方面：社会捐赠、市场运营收入、政府拨款。
（1）社会捐赠。主要包括基金会捐赠、企业捐赠和个人捐赠。美国智库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数量激增，这与基金会对政策研究机构的广泛资助密切相关；美国繁荣的慈善基金文化，孕育了众多的智库。许多基金会不但是智库的创办人和出资者，而且为智库派驻人员，以恪守组织创立时的使命和宗旨，保证智库发展方向和运营效率，如布鲁金斯、胡佛、卡内基等智库最早都是由创始人的基金会资助成立的，基金会在后续也成为智库持续的捐赠者。企业资助智库，多源于商业利益的动机。智库丰富的信息资源和顶尖的复合型人才，既可以为企业提供重要信息咨询，也可以为企业与政府官员搭建潜在的沟通平台，让企业领袖通过智库的培训和会议获得与官员的互动机会，这极大地鼓舞了与政策密切相关企业的捐赠热情。例如，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智库”之称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简称 CSIS ），其最大的资金来源就是企业捐赠。 2016 年，该智库的企业捐赠为 1489.2 万美元，占当年总收入的 34%，其中埃克森美孚石油总公司和赫斯公司的捐赠均超过 500 万美元 。依靠个人捐赠来支持运营的智库，往往都有强大的筹款能力，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卡托研究所。 2016 年，传统基金会通过直邮、电话、网络、广播、电视等宣传方式收到个人捐赠 5666 万美元，占全年运营收入的 60% 以上；与传统基金会类似，卡托研究所 2016 年通过直邮收到个人捐赠也高达 2175.9 万美元，占全年运营收入的 70% 以上 。个人捐赠最大的利益驱动来自于捐赠人既可以依据法律获得一定的免税优惠，还可以获得最新、最有价值的智库研究成果。此外，通过联合项目的途径也可以让智库与投资者之间基于更为牢固的利益纽带建立长期互信协议，例如摩根大通公司与布鲁金斯学会的合作项目“全球城市计划”。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智库，还会接收到国际捐赠 。
（2）市场运营收入。这主要包括项目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智库的项目收入，主要是来自政府项目合同和企业项目合同。兰德公司2019年的财务报表显示，其3.57亿美元的总收入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各政府部门和军队的项目合同收入，慈善捐款和其他收入占比不大（如图1所示）。与兰德公司类似，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简称CNA）、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简称NCI），高等航空系统开发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Aviation System Development，简称CAASD）也非常依赖政府合同所带来的收入。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合同虽然稳定，但也意味着政府的需求决定了智库的研究内容和优先级[19]。投资收益主要是智库成立的基金投资收益和其他投资（如房地产）收益等。例如，日本的“后藤·安田东京市政调查会”，其经费主要来源于1929年10月建成专用的“市政会馆”的租户和租借会场带来的收益。许多国际智库的运营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市场化运作，如会员费、出版物、研修培训费、会场租赁等。
（3）政府财政拨款。政府为智库进行财政拨款，主要见于亚洲国家的智库。例如，在日本就有一些智库直属于政府及各省厅的研究机构，其经费预算均由国家提供，经费充足。成立于2001年的经济产业研究所，其2012年的决算报告显示，国家财政拨款占智库总收入的99.2%；委托研究、社会科学普及业务、赞助、科学研究等其他收入仅占0.8%左右。
国际智库的经费来源十分多元，各个智库会根据自身的情况、特长、目标定位、社会网络关系、历史传统等，形成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并不会局限于某一种渠道。与此同时，那些倚重社会捐赠和项目合同收入的智库，根据捐赠协议和合同义务提供高质量的智库成果；可实际上，政策咨询服务的成果评价相对困难，而且时效性较差，因此绝大多数国际智库很难拥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流，仅仅是一些顶级的国际智库拥有较为完善的资金筹措渠道。在分析国际智库经验的时候，绝大部分研究者往往聚焦于典型的成功案例，而较少对国际智库筹资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事实上，现有研究往往更关注成功案例，而缺乏对整体情况的描述，这也是目前国际智库和国内智库研究在分析样本选择上的一大特点和缺陷。
从智库的经费支出来看，国际上，法律较少对非营利组织总支出中的各个项目占比作硬性规定，理事会对资金的使用有较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但综合国际主流智库的财务数据来看，国际智库的经费支出，主要集中在研究项目支出、管理及一般性支出、筹资支出三方面，且大部分智库都将资金主要投入到了研究项目上，项目研究的主要支出又主要用于人员经费。
（1）研究项目支出。研究项目支出主要是指因为研究项目而投入的人员、场地、设备、数据、文献、资料等要素，包括人员工资及福利支出、差旅费、会议费、外包费、编辑及出版费等；而以上要素中，人员经费是国际智库研究项目支出的核心内容。只有提高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才能更好地激发其研究热情和创造力，最后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布鲁金斯学会、卡托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卡内基基金会等美国主流智库的财务报表均显示，项目的调研和研究是国际智库经费支出中占比最大的开支，且均在一半以上；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支出，则占据研究项目支出的50%〜60%之间，而且布鲁金斯智库人员的收入水平（13.9万美元）远高于华盛顿地区家庭收入中位数（6.7万美元）。以兰德公司为例（如图2所示），2019年兰德公司的经费有76%都用于项目的研究和分析，剩下的小部分用于日常的管理及一般性支出（23%），以及筹款（1%）。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人崇尚“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哲学，虽然智库人员拥有优渥的薪酬福利，但同时也要接受严格的绩效管理。兰德公司每年都要对研究人员进行成果考核，参考的指标有政策报告、学术著作、研究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每隔4〜5年又会进行一次综合审查，考察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和影响力；根据考核结果，兰德公司会辞退那些成果数量和质量达不到考核标准的研究人员。
（2）管理及一般性支出。随着社会科学体系的日趋复杂和学科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化，智库研究人员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每个智库也都会嵌入在狭长的上下游“产业链”中。为了取得更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国际智库往往会购买其他专业机构的产品和服务。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和卡内基基金会（2012年）的财务年表显示，布鲁金斯学会花在专业服务、出版、信息服务上的开支有1790万美元，占总开支的18%，卡内基基金会在专业服务和出版上的开支则为357万美元，占总开支的12%。电脑、软件、仪器设备、办公耗材、办公场地、家具等物质类投入对实体化的智库来说也不可或缺，在财务报表中，这部分投入体现在折旧和摊销、日常供应以及租借上。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在这方面的开支是916万美元，占总额的9%，而2012年卡内基花费了328万美元，占比11%。
综上，国际智库的经费运营模式如图3所示：
3.2 国内智库的资金来源与支出
中国目前的智库主要以财政拨款的党政军智库、科研机构智库和高校智库为主。这些智库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或地方财政拨款，同时接受事业单位或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督和审计。自2015年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以来，共有29家机构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按照本文所依据的智库分类，这29家智库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编译局、新华社、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智库。此外，由于国有企业归属国务院直属管理，一般由国务院或地方人民政府控股，因此依托大型国有企业建设的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也可暂时归入党政军智库一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为典型的科研机构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属于高校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则是基础较好的社会智库。）。本文对国家发布的29家高端智库的财务公开情况进行梳理后发现，29家高端智库中，仅有3家党政军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华社、中共中央党校，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2018年新组建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由原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合并组成；本研究使用数据为其2020年公布的2019年统计数据，是两单位合并后的数据），4家科研机构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上海社会科学院），1家社会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公开其财务收支情况，1家高校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公布了相关基金会的捐赠情况；其余20家智库均未公开其资金来源与支出情况。
如表1 所示，公布了财务状况的 8 家智库中，除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外，其他７家单位均为典型的党政军智库和科研机构智库。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是 1989 年 2 月经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的国内第一家综合性、全国性的社会智库，但其本身具有极强的官方背景，甚至有事业单位编制，目前实行兼具编内编外的“双轨制”。8 家公开了经费运营情况的智库，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智库经费运营的全貌，数据统计指标和分类也不完全一致，但仍然显示出部分中国智库资金运营的特点。
（1）目前中国智库的资金运营情况高度不透明。尽管中国智库数量众多，但智库建设水平参差不齐。 29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2018年新组建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由原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合并组成；本研究使用数据为其2020年公布的2019年统计数据，是两单位合并后的数据。）作为国家新型智库建设的标杆，却仅有三分之一的智库对社会公开其财务决算状况。除军队智库的保密级别高，不宜公开财务情况和建立官方网站外，作为独立的政策咨询机构，中国智库要发挥其社会影响力和获得社会公信力，进一步公开透明其财务运营状况。尤其是党政智库和科研机构智库，主要依靠国家的财政拨款作为经济来源，更需要在财务信息上清晰透明，公开公正。
（2 ）统计口径与指标衡量标准不一。公布了资金运营情况的智库，其经费统计口径和指标并不统一。例如，新华社在其总的经费支出表中按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和其他支出划分类别，而其他智库则基本按照国家财政报告要求分为科学技术、教育、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其他支出、转账和结余等；而且这些智库内部又有差别，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列出了外交支出，上海社科院列出了医疗计生支出（计入其他支出），其他单位则不尽相同。又如，由于事业单位改革，2019 年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调整了科目核算口径，将国家高端智库经费和社科基金项目经费由原来的事业收入科目调整为其他收入，而随着市场的合同委托课题收入增加，其经营收入随之增加，这不仅与其过去的财务统计有一定出入，而且也必定与其他智库的统计指标必定有所出入。仅8 家公布了经费收支情况的智库在统计口径和指标选择上就存在一定出入，未来如果要进一步规范中国智库的经费管理和提升其信息透明度，就亟须对中国智库的经费统计口径和指标衡量做出更为规范的指导，为各类智库提供适应智库本身特点的财务统计标准。
（3 ）许多智库缺乏单独的经费运营情况说明，而被粗略纳入其主管单位。这主要有两类情况。第一类是智库主管单位整体被看作一个智库，如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科学院。尽管二者在国内和国际社会都被当作大型智库单位，但实际上，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并不能都纳入智库的范畴，如社科院的文学所、中科院的物理所就很难执行智库的功能。但在智库建设中，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科学院仍被当作典型的科研机构智库机构，这就导致其公布的经费运营信息，很难被其他纯粹的智库机构所参考，也很难统一进行比较和分析。第二类情况与第一类情况相反，是许多智库的经费运营被纳入非智库的主体单位管辖。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隶属于科技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隶属于商务部，这些智库的财务决算纳入科技部的部门决算，并不单独公开通报。在未来的智库建设中，可以考虑进一步细分科研单位、部委、国企中具有智库功能的部分机构，单列其经费运营情况和智库发展状况，与其他非智库功能单位的效益考核等区别开来。
（4）党政军智库和科研机构智库高度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较少，捐赠渠道尚未形成。 8家公布了资金运营情况的高端智库中，除了社会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财政拨款占比较小（ 11.65%）外，其他单位的财政拨款占比大都占当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甚至达到 70% 以上。
尽管一些科研机构智库在其详细的财务报表中也显示了其他的经费来源渠道。如除咨询项目外，中国社科院的事业收入还包括办学收入、培训收入等，而其他收入除了利息收入外，也包括引进人才专项费用、政府特殊津贴、博士后经费等，但其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仍然相对较小。与美国智库相比，中国党政军智库和科研机构智库收到基金会、个人、社会等渠道的捐赠较少，但受到西方智库的影响，不少社会智库和高校智库都会收到来自企业或者个人的捐赠。可见，国家财政拨款虽然保证了中国党政军智库和科研机构智库的基本运营和繁荣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开拓其他经费来源渠道的积极性。目前党政军智库和科研机构智库的其他收入占比均较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智库的资金支出对于智库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智库充足的资金来源，让智库的外部治理得到保障，但智库内部的治理同样重要，要最大限度地调动智库人员的积极性和智库的工作效率，智库的资金支出就必须更趋合理与科学。智库经费支出情况如表2所示。
（1）经费支出的分类较为粗略。从经费的使用情况来看，中国体制内智库的经费主要使用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上，但大部分党政军智库和科研机构智库对于项目研究并未具体分类，以至于无法确定其是智库项目研究，还是学术项目研究，甚至个别智库对日常运营经费和项目研究经费都没有分类和剥离，而是统一纳入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因此，目前较难明晰中国党政军智库和科研机构智库在智库项目研究支出中的实际情况。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为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部门预算（2019 年度）》显示，其总支出为 15512.1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238.81 万元，占比 78.90% ，主要用于维持所属事业单位正常运转和开展专项研究。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中，对于日常运营经费和专项研究经费没有分类和剥离，难以明晰其行政管理支出和项目研究支出的情况。其基本支出主要用于维持机构正常运作、完成日常工作，一方面要对人进行投入，包括支付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障费用、各种补贴；另一方面对物和活动进行投入，如购入设备和耗材、建造和维修办公场所、举办会议、外出公干、委托业务等；但对于专项研究经费，则并未详细说明。按支出科目结构划分，中国社科院2019 年的经费支出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交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传媒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其中，科学技术支出（ 53.70% ）占经费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可见作为一个大型智库，社科院的经费支出情况还是较好地显示了其作为科研机构智库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但是，当年转账和结余、结余分配共计148865.13 万元，占总支出的 27.65% ，再次突出了经费结余的问题。
（2）项目支出比例普遍不高。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其他7家智库均在详细的财务报告中单列了项目支出；但总体来看，这些智库的项目支出在总支出的比例中均不高。除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外，其他智库的项目支出均在50%以下。但事实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作为中国大型的研究机构，其项目支出并不等同于智库项目的支出，而是以学术项目和科研项目为主。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不少智库，其经费支出重点并不在智库项目研究上，党政军智库受制于本身的单位属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其他非智库功能，而科研机构智库由于本身的学术特征，更加注重于学术研究本身，将智库研究分散于各类学术项目中，而没有对智库项目进行聚焦。
（3 ）部分智库的经费结余过甚，应当高度重视。不少智库都存在经费结余过甚的问题。仅从智库收入来看， 8 家智库的当年收入中均有不同比例的上年结余收入，例如中国科学院 2019 年的全部收入中上年结余占比 34.48% ，中国工程院 2019 年的全部收入中上年结余占比 27.91% ，这从侧面反映了体制内智库的经费并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在高度依赖财政拨款的背景下，经费结余现象严重也进一步说明了非竞争性的经费来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智库的发展动力，让不少智库仅限于完成国家财政所交付的任务，而缺乏本身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拨款的项目经费往往更注重在物质资本上的投资，而对人力资本的分配较少；但智库的研究结果以思想产品为主，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本、智力产品，物质投资处于次要地位。这就导致经费本身的特点和要求与智库的内在发展要求相背离，最终的结果就是依靠财政拨款的智库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不足。一些地方社科院智库在反映科研经费管理过死，导致智库等、靠、要现象严重，积极性、进取心不足等问题。
4. 小结与建议
相较于国际智库资金的多元化筹措渠道，中国智库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基于中国特定的政治体制、法律环境和决策机制等宏观背景，中国智库要发展多元化的经费渠道仍有一定困难。对主要还是依靠财政拨款的中国智库来说，其优势在于经费稳定，研究活动的展开有基本的保证，智库也不用额外花费精力筹资；但不足也显而易见，既缺乏对研究人员的激励机制，监管机制有待完善。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智库普遍存在资金运营情况透明度不高、统计口径与指标衡量标准不一致、缺乏单独的资金运营情况说明、高度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经费支出分类较为粗略、行政管理支出过高、部分智库经费结余过甚等现象。但与此同时，中国新型智库主体也在积极改革和创新实践。例如，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战略咨询研究院等智库都积极承接外部竞争性项目，拓展经费来源；越来越广泛地委托不同类型的单位进行项目研究，延展项目经费的多样性和专业性，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在智库的独立性上，还需额外注意一个误区。由于智库的社会公共属性，要在市场上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智库的经费来源就应该向多元化发展，才更有利于保持其独立性和客观性，而不被资金来源影响其分析立场；经费的支出也需要合理的规划。但是，并非资金越多，智库的规模和影响力就会越大。相较于兰德公司等全球知名的顶尖智库，世界上更多的智库在规模和经费预算上可能都是难以望其项背。成立于1983年的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简称CEPR），其研究人员规模和年度预算远远逊色于这些智库巨头，但是其单位美元投入带来的网页点击率和网站流量却依旧多次名列世界前茅。可见，智库经费的使用如果可以集中于某一专业方向，实际上更有可能在该领域取得成果突破。中国绝大多数的中小型智库的经费使用，也不应追求大而全，而应更具其自身特色和擅长领域，有所侧重。
总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更应扎根于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化，从经费机制上更好地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加强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既要进一步激发个人、企业、基金会等对智库的资金支持，完善相关税收制度和体制机制建设；也要加强智库内部的经费管理，尽量避免行政经费和科研经费对党政军智库和科研机构智库的束缚，进一步激发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智库的内部活力，激励人员活力，加强第三方监管，促进中国智库的经费公开透明。
(熊晓晓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科研外事处博士后，施云燕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科研外事处副处长，任福君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本文通讯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