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本文以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例，对内参起源、创设与演进，内参种类及其“家族”，以及国家领导人对内参的认识与发展等略作梳理和介绍，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华社调研时，来到负责采编内参稿件的参编部。听取汇报后，他以亲身经历说明“内参工作非常重要”：自己在地方工作时就比较重视，到中央工作后尤其重视，并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以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办好内参。[1]这里提到的内参工作，就是酝酿于1949年前、正式初创于1953年、此后延续至今的中国特色内部参考信息传播机制。
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载体和工作机制，内参渠道是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策决策、民意上达等政治传播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2]但有关内参传播的既有文献大多属于业务介绍性质，真正进入学术脉络的研究性成果尚不多见。[3]本文以代表性的领军人物尹韵公教授的相关成果为例，对内参传播研究的相关发现与典型观点略作归纳性介绍。
内参的起源、创设与演进
作为当代中国信息传播独特现象与治国理政重要手段的内参，是指一种具有参考性质的内部信息传播载体及其工作机制。这是中国新闻传播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政府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其读者群主要是党政军领导层，虽然传播范围小，能量却很大。可以说，要了解中国政治运行，特别是领导人的思想关注、政治考虑和领导风范等，不可不知内参机制。[4]
和公开的新闻报道一样，内参渠道也是党报体制的一部分。群众办报，保证了信息传播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双向流通，既有宣传，也有信息；既有教育，也有反馈，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体制。1949年以后，编辑部普遍设置“群工部”，正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生动体现，也是中西传媒重大不同之所在。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新华社，也设有近似群工部的内参部。群工机制和内参机制由此成为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和治国理政的重要窗口和决策参考。
从目前材料看，内参渠道的信息传播较早始于江西中央苏区。当时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其工作之一即为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其他电台播发的消息，编成《无线电材料》，供苏区中央局等决策参考。这种内参雏形后来相继以《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等形式油印内部发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改名为《今日新闻》。1942年12月1日，由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合编的《今日新闻》再次改名为《参考消息》，并在延安发行创刊号。
除了这种以搜集国内外通讯社发布的消息为主的内参，另一种以反映根据地民意和舆情为主的内参也诞生了。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华社应供给各种资料的指示。这些资料包括地方性的文件（如条例、命令、指示信、社论等或其摘要），以及某些不宜公开发表的重要情况等。[5]这是第一份关于内参工作的明确文件，在中共新闻传播史特别是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49年9月22日，《内部参考》在北京正式创刊。这也意味着内参传播机制初步形成。1953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华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6]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关于内参工作的文件，也是内参信息传播史上第二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内参的种类及两大“家族”
内部参考信息形态丰富，种类多样。与以反映国外动态为主的《参考消息》不同，群众来信、各部门和各地区内参，媒体内参等共同构建了以反映国内问题为主的内参机制框架。这三条内参渠道，使得丰富而有价值的基层信息有机会直达中央决策层，进而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
七十多年来，媒体类内参已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品牌效应的系列产品，具体可分为两大家族，即“参考”家族和“内参”家族。
先看“参考”家族。1953年3月，新华社将《参考消息》一分为二，分别以原名和《参考资料》为名印出；前者篇幅少而简，后者篇幅多而杂，即党内著名的“大参考”。当时两者均属秘密级别，发行量很小。1956年12月，订阅范围由党内外高级领导干部扩大到县委及以上或相当于他们的党内外干部，比如高校教师、中学校长等，发行量大增。1957年3月1日，《参考消息》由刊物型改为报纸型，每天一期，4开4版，两万字左右，从而变成日报。而《参考资料》则继续保持刊物型，也没有扩大订阅范围。1985年1月2日，经中宣部同意，《参考消息》取消了报头下的“内部刊物，注意保存”8个字；1998年1月1日，又取消了自1988年1月2日置于报头下的“内部发行”4个字。《参考消息》就这样逐渐褪去内参色彩，脱离内参范畴，真正成了报纸。而《参考资料》依然保留着内参性质，继续作为一个品种而存在。
再说“内参”家族。1953年以来，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不但新华社首先办起了内参，各级报纸也相继创办了自家的内参；并且从中央到地方，一些党政机关也陆续创办内参。其中，新华社内参样式和品种最多。最重要的如：《国内动态清样(附页)》，属绝密级别，专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或相当级别干部审阅，其内容一般为反映重大和特殊事件及其动态，不定期印出；《国内动态清样》，属绝密级别，专供省部级或相当级别干部审阅，其内容主要为反映重要事件、重要动态、重要反馈、重要建议、重要判断等，每天印出。这两种是当代内参系列里层级最高、也最权威的内部刊物。
1965-1978年的内参
从已经公开发行的文集、年谱、传记、回忆录等来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内参。他们不仅阅读内参，还通过批示内参来推动工作，以此作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有效途径。
结合本土传统与革命需要，毛泽东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特别是创建了新闻传媒的内参机制。他不仅是内参机制的创办者，还是推动者和践行者，并以其作为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抓手，成为掌控八方信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由此形成的传播思想、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已被实践证明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至今仍然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7]
从1965年11月到1976年9月8日，这十年间毛泽东阅读和批示过的内参不下30余种。从一定角度看，这也揭示了其主政心态、人事判断，反映出政坛动向和国内趋势。这一时期毛泽东批阅的内参，大致可分为几类：一是媒体内参，即媒体报送的内参；二是中办系统内参，即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内参；三是部门内参，即中央各部门报送的内参；四是军队系统内参， 即军委办公厅及各军种报送的内参；五是通过私人渠道反映的国计民生信息。浏览这些内参批示，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内参的形态有稳定的，也有变动的。无论稳定与否，这些内参都起过自己的作用，或大或小。其二，这些内参批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其思想历程的重要参照，舍此就无法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思路。其三，这些内参批示流露出他对高层人事的一些真实想法。其四，这十年间的重大事件几乎都与内参有联系，有的甚至是由内参引发的。内参也是当时各方表现的舞台，各种观点交锋的平台，和各个政治人物利用的渠道。[8]
根据已经公开的权威资料，可以发现在1978年以来的中央领导人中，邓小平阅读和批示的内参种类多、数量大，颇为突出和可观。按照《邓小平年谱》的记载，其阅读和批示的内参数量达220件左右，其中一半出现在1975—1978这三年时间。通过这些阅读和批示过的内参，可以看出邓小平境界高远，统揽大局，收放自如，举重若轻，展示出他作为大政治家的风范和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才能。处理问题时，既充分体现了坚定性，又不失灵活性。对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他既进行批评和纠正，也给予更正错误、提高认识的机会。批示用语则彰显了邓小平的语言艺术风格和为人处事品格。从这些内参批示中，可以感受到其斩钉截铁、办事果断、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邓小平的批示思维缜密，直击要害，同时又善捏分寸，张弛有度，充分展示了转折年代一位大政治家的强劲之气和罕有张力。[9]
习近平对内参工作的认识与发展
从前文所引2016年2月在新华社调研的那段谈话可知，习近平十分熟悉内参。从基层到中央的从政履历，使习近平较早接触内参，很容易进入内参工作的环境氛围，更加知晓内参的分量和作用，善于把握内参批示的度，从而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更加娴熟地运用内参工作机制。[10]
主政福建17年期间，习近平有大量的内参批示，体现出当断则断，“马上就办”；深谋远虑，利在长远等特点。在浙江主持全面工作的4年多时间里，习近平很重视信息的搜集和获取，提出了“贵耳重目”的严格要求。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化时代，一个多方面转型的阶段，与过去相比，影响决策的因素增多，决策的时效性增强，决策的风险增大，我们作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决策，往往需要大量客观、真实、有效的信息。”[11]
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一如既往地重视信息的搜集、获取和及时处理工作。他强调：要坚持求真务实，保证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12]不能做留声机式的调查研究，更不能添油加醋、提供一些误导决策的不实信息。习近平还走访了新华社上海分社等中央驻沪媒体，强调公开的新闻报道要把握舆论导向，同时也要做好内参工作，发挥“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13]
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后，习近平的第一个重大动作就是由一篇内参引发的。十八大召开后仅两个月的2013年1月17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27期刊登了一篇材料，题为《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习近平看后批示：“从文章反映的情况看，餐饮环节上的浪费现象触目……浪费之风务必狠刹！”[14]这个内参批示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传播力，促成了“光盘行动”，新时代反腐倡廉工作由此开始。
迈向信息沟通、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
任何国家新闻传媒体制的建立，都不能忽视其政治经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因素。中国共产党在创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时候，也创新了中国的新闻传媒体制。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就是一种独创，可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一个丰硕成果，极富中国特色。内参传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领导层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利器和信息渠道，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外交等领域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大作用，是当代中国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15]
内参传播是如此重要，围绕着如何把这些生动具体的经验现象上升到抽象的理论/学理层面，学术界也有所关注和讨论。有研究者将内参现象放在信息沟通或政治沟通的视角下进行分析，还有的采用政治传播视角。特别是考虑到近年倡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有论者提出信息能力和国家治理的观察视角。就主题和内容而言，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的考察多侧重国家形象、政治话语等，尚少关于信息流通渠道的细致分析，更鲜见将内参作为政治传播渠道列入分析框架。1990年代初有学者指出，在未来的若干年里，政治传播研究有四个领域会比较突出，除了通常理解的选举领域、政媒关系以及政治修辞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政治的态度、行为以及信息。[16]而内参现象，正是一种有关政治信息的流通与传播。
在新的媒体环境和社会形势下，如何看待内参，其能否纳入政治学、传播学等研究范畴和观察视野，凡此皆可注意。借助于跨学科的视野，并辅以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工具，可以在史料梳理与史实重建等基础上，提升和拓展有关内参渠道所反映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和国家治理等理论含量与思考空间。正如历史学者黄宽重在评论邓小南领衔的古代信息沟通与国家治理研究时所言：“信息沟通可以扩大为有影响性的议题，是很理想的跨领域研究方向”。[17]以“信息”视角切入，将有助于对旧问题产生新看法，也有利于突破以往过度重视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做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传播视野下新华社建设世界性通讯社历史研究”（批准号：22BXW029）、河南省高校哲社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国际传播视野下新华社建设世界性通讯社历史研究”（编号：2023-JCZD-25）、2021年度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专项课题“穆青和新华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构想的历史演变、理论意涵与现实路径”（编号：21XKJS00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侧记[N].人民日报，2016-02-21(1).
[2]刘宪阁.毛泽东、内部参考与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2).
[3]尹雪川.内参的几个理论问题[J].青年记者，2011(30).
[4]除单独注明外，本节均参阅尹韵公.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01).
[5]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应供给各种资料的指示（1948年6月5日）.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 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1辑1931-1949[M].北京：新华社，1981.
[6]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1953年7月）.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 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2辑1949-1953[M].北京：新华社，1981.
[7]尹韵公.毛泽东与内参——基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搜索[J].中州学刊，2013(11).
[8]尹韵公.毛泽东内参批示研究(1965-1976)[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3).
[9]尹韵公.邓小平与内参[J].党的文献，2012(06).
[10]尹韵公.习近平内参批示之历史轨迹、语境呈现与思想主线[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02).
[11]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浙江（下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176.
[12]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上海[M].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2:223.
[13]“习书记对上海发展的影响是不能用他在上海工作的时间长短来衡量的”[N].学习时报，2021-09-01.
[14]习近平：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M]//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9.
[15]尹韵公.中国共产党新闻传媒体制的创新与发展[J].新闻春秋，2021(04).
[16]刘宪阁.作为新兴热点的政治传播学[J].青年记者，2016(01).
[17]纪要|“中国古代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工作坊[EB/OL].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17-06-03）.https://mp.weixin.qq.com/s/XXNm3VYJdJrbvuJ4YA4l6g.
（刘宪阁：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岳婧帆：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