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时期，智库建设迎来又一个快速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智库建设，并贯穿于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前是中国共产党“智库”建设的起步阶段，各类智库性质的机构在不同时期发挥了辅助军事战争决策和汇集民智、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建言的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研究活力不足、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有限等问题。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前十年，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再觉醒阶段，这一时期社会智库、高校智库蓬勃兴起，相继建立了地方决策咨询委员会和智库成果报送制度，有效扭转了智库成果偏重政策性解读而缺乏议题前瞻性，有对策建议而欠缺可操作性等倾向。新时代以来是中国智库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党中央将发挥智库作用纳入党决策咨询制度化建设的范畴，高端智库试点工作全面展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全面推进。针对不少高校智库大多只见其名未见其实、智库名称和研究领域存在较多重合等现象，党中央和主管部门分别从指导思想、发展阶段、行动步骤等方面作出了规划。作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力量，高校智库要发挥人才和多学科优势，瞄准国际国内战略性、前沿性课题深入开展系统性研究并产出优秀的咨政成果，同时更加重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在高校智库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促进我国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关键词] 智库建设；新型智库；中国共产党；高校智库
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过长期奋斗已经进入到“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 10。是年岁末，他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 421。翌年9月，他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也是在国际上首次论述“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3] 4。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方位，同时又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人类需要克困度艰，需要信心、团结和智慧。于中国自身而言，无论是适应国际新秩序的变化，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还是将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全面向前推进，都需要有能够为党和国家提供有前瞻性和创新力的战略与资政建言，为国民观察和理解社会提供有洞见、能引领思想的咨询服务。这就使得智库建设不管是从历史使命角度，还是市场需求层面，也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好时代。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否全面了解党和国家智库发展的政策变迁、实践探索，更加深入地理解党和国家提出大力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决策部署的重要意义，更加深入思考新型智库未来的发展趋向，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不断“聚焦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大战略问题”，为促进我国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凝聚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等提供智力支撑，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截至2023年11月3日，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平台以“智库”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找到2,118条结果。可见，开展有关智库领域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作者已形成一定规模，他们大多从智库的定义与内涵、要素与分类、功能与定位、评价与影响力、发展与路径等不同视角开展了各有侧重的多维度分析。
麦甘、韦弗(McGann and Weaver)认为智库是独立于党派、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利益群体的、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4]。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指出，智库是一种以专业知识和思想为终极产品，然后主要依靠其获取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的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营利性组织，并指他的界定与弗兰克·科尔博很类似，后者指智库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战略思想中心”，一个“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集聚了大量思想和智慧，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5]。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认为智库就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6]，主要强调“公共性”，但薛澜和朱旭峰的概念界定更强调的是智库的“独立性”，即智库的独立运作与研究观点的中立[7]。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始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国家意志层面，对其的定位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专业研究和咨询机构。何巧源对其的界定是“由一批具有创新意识、智慧知识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组织”，是传统智库的延伸和具化。同时，也是“立足于本国实际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案，秉持着服务原则为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国际外交等建言献策的专业性组织机构”[8]。
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在2017年之前主要聚焦在概念、内涵的界定、功能与宏观发展路径探索等智库基本问题的研究。李丽对社会智库的内涵和创新进行了解读，并从规范引导、价值指向和实现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健康发展的问题[9]。刘西忠从分析传统语境中民间智库向主流宣传语境的社会智库转化所产生的新内涵与差异切入，研究了社会智库发展的路径重塑问题[10]。杨宝强从筹资、决策、转化等方面探究了智库的运行机制及其逻辑指向问题[11]。
2017年后，特别是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出台后，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对智库的研究都有了质的提升，包括国外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在内，这一阶段对于智库的研究都更加细化，更关注运行机制、影响力与评价体系等方面的深层分析。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启动十周年之际，一些学者对中国智库发展的历史、现状等也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Abelson采用定量方法，以议程提出、政策制定及执行阶段为间接指标，资源、需求及影响为直接指标衡量智库影响力[12]。肖荻昱基于链接分析视角对我国社会智库网站影响力进行了评价[13]。杨亚琴以智库影响力评价为切入点，分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趋势特点、问题以及主要路径[14]。周湘智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聚焦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根本任务，分析研判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未来的六大发展趋势[15]。韩瑞珍、杨思洛借鉴CIPP评价模式，构建了智库成果质量评价模型和PRICE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3家智库成果作为样本，进行验证性评价[16]。蔡继辉、张艳丽以“中国智库发展状况调查”为主题，对100家不同类型的智库，从智库运行、基本情况、基本认知三个层面进行了一次覆盖面比较全的调查，从管理体制机制、智库成果传播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与国际接轨等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17]。李刚认为智库作为一种跨界组织应侧重对策研究同时兼顾学术理论研究，为发挥好咨政建言等五大功能，关键在提高规划、组织、人力资源整合、传播和数据驱动等方面的核心能力[18]。
综上，国内外针对智库的研究已逐渐多元和细化，理论或实践的研究成果兼有，研究质量也比较高，但从宏观政策层面对中国智库发展和新型智库建设的综合性研究目前还比较缺乏，无法满足当前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更好应对“伟大新时代”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迫切需求。因此，本文基于历史的脉络和制度变迁的实际，系统研究中国智库发展及新型智库建设的政策变迁、实践探索与未来面向，旨在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未来发展贡献一点力所能及的理论思考。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智库发展及其政策变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智库建设，善于集中各方智慧，并贯穿于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因而其发展史亦是一部政策变迁史。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智库”建设的起步与政策支持
延安时期“智库”的设立是应“战”而生。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之所以能够以一介书生之身份运筹帷幄并带领人民军队决胜千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极其重视第一手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早在1941年，从中央到各地方解放区都相继成立了各级调查研究局（室），目的是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和服务。包括后期迁入和创办的“抗大”、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等教学与研究机构，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研判时事与资政的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又成立了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科学院等咨询与研究机构，实际就是汇集民智、服务新民主主义建设使命的官方“智库”。在随后的20多年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又进一步形成了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校、社会科学院、党政政策研究室（中心）、普通高校、军队参谋系统等在内的官方、高校和军方“智库”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这一极具新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道路和体系至今仍在发挥着服务决策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我国智库发展具有如下显著特征：一是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延续革命战争时期“三湾改编”所形成的坚持党统一领导的经验，各类型“智库”的领导权归党的各级领导部门或由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共产党人直接负责。如毛泽东就曾直接担任过中央调查局主任，曾代理过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的张闻天也兼任过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二是研究团队“又红又专”。各类型“智库”的领导和研究人员皆必须是深得党的信任，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和研究等某一领域既有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理论素养的专家。
上述两大特征既从政策层面体现了起步阶段党对智库建设的大力支持，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弊端。受到官方智库一家独大且各智库主要负责人大多由党的各级领导担任，所导致的决策者与参谋者身份重叠等因素的负效应影响，智库工作效能问题日渐显现，如研究工作活力不足、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有限等。
（二）从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智库”发展的再觉醒与政策激励
改革开放是我国一场以思想解放为引领的经济社会大变革。40多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勇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动摇的前提下不断探索推进，从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国家逐步走向繁荣昌盛，这些成就离不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等专家研究团队和后来陆续成立的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专门研究机构的大力推动，如1977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不可忽视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段时期，我国民间“智库”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增长期，得益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体制内”跳出来，成立了我国首批民间智库，以崭新的市场模式服务于各地改革开放事业。
我国高校智库的蓬勃发展也肇始于这一阶段。为充分发挥高校的智力支持作用，政府出台激励政策，大力扶持国内一些高水平大学建立相关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此前，国内高校学者多以个人学术影响力谋求或事实上对中国的部分政策议程产生过影响。高校智库工作者走向功能化、建制化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道路，提升了体制内智库的层次性，增强了研究的专业性，也契合了我们党鼓励知识分子将个体的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的愿望。社会智库、高校智库的蓬勃兴起，标志着我国智库发展已进入一个体系化、多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
进入21世纪，我国按照既定的发展目标顺利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但社会经济转型的复杂性与紧迫性更胜改革开放的初期，传统决策咨询的政策及体制弊端暴露得愈发明显，如面对日益增长和日趋复杂的国家治理、公共管理难题，当时的智库成果多偏重政策性解读而缺乏议题前瞻性，有对策建议而欠缺实际可操作性等问题。现实环境的压力变化和深化改革的社会需求迫使这一时期我国“智库”发展必须在组织化、规范化、法治化等方面寻求再觉醒。由此，各地出现了一个成立决策咨询委员会的高峰期，这既体现了体制内智库对新形势的敏锐感知，也反映出这个新机构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展示的决策咨询作用已越来越为党和政府所重视。党的十六大后，中央政治局已常态化邀请不同类型智库的专家、学者为中央领导人专题授课。通过内参、简报等信息载体，专家、学者们还可以将政策建议直达党中央最高决策层。
这一时期国内高校智库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如堪称高校智库领军者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2008年后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秉承小机构和大网络理念，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农村建设等诸多重大问题上成果丰硕。此外，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CCS，Center for China Studies，“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前身）秉承“与中国发展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共存”发展理念和“维护国家最高利益，认清国家长期发展目标，积极影响国家宏观决策”发展宗旨[19]，在提供咨政服务和理论创新方面的成效非常突出。
“智库”发展之所以能够再觉醒，核心原因在于1978年以来党在决策体制机制改革上的一系列政策激励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回归，如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都强调了党内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重大原则。
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首次倡导“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20] 1。由此，他也成为首位公开倡议建立严格决策制度和程序以推进党内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目标首次写入大会报告，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确认这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并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21]。在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22]的政策目标再次写入报告。此后，江泽民又多次指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一样起着关键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思考和回答江泽民提出的四个“同等重要”科学命题，组织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高度肯定哲学社会科学界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并在《国务院工作规则（2003年修订版）》中首次将“实施科学民主决策”列为国务院三大基本工作准则之一。2007年“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我们党对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视从政策层面进一步提高到了决策咨询制度建设层面，这也是前文提及的全国各地决策咨询委员会纷纷成立的背景所在。
在我们党积极发挥智库作用的各项政策激励下，智库地位也获得了极大提升，其主要表现是：智政联系频度与沟通渠道越来越多，领导层在决策过程中注重听取、采纳专家的不同意见、建议；不定期邀请专家到专题集体学习会上主讲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国务院的工作常态；党政决策的“集体决策+咨询参与型”模式逐步向基层传递，决策咨询体制的组织化、规范化、法治化目标有较大突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智库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智力引领作用，不断推进决策咨询在政策过程中的分量，其定位已日益清晰明了。
（三）新时代中国智库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与政策推动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时代”与“大变局”是我们党对国家发展阶段与国内外环境的最新研判和定位。为了积极应对、有效解决历史发展新阶段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迫切需要汇聚不同领域、不同风格的“新型”专家智库团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为党中央决策，为公众拓展思维和眼界，为社会提供多元化思想等协同创新，多出成果，2012年，“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被再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3]。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延续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治国理政基本理念，将发挥智库（思想库）作用纳入党决策咨询制度化建设的范畴，并就新型智库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论述。2012年底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高质量智库在国家决策制定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出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表述，并公布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2字方针。与此同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着手推动“新型智库”的顶层设计与发展规划。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并于2015年1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路径。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公布《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非常详细地从指导思想、试点工作的基本要求、入选的具体条件、首批试点的认定、类型和结构及运行管理五方面对新型高端智库试点工作予以规范。中央有关部门相应的配套文件，如《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负责议事与评估工作的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等机构也迅即出台和组建。2015年12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高端智库试点工作全面展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已全面推进，中国智库建设迈入一个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7年“新时代”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为我国智库研究提供了新的选题，依此新论断、新观点和新思想，各类智库迅速开展相关学习和研讨，积极主动汇聚群智群策。2020年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通过《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再次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部署，要求高端智库须做到“精益求精、注重科学、讲求质量”，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这一系列犹如连环组合拳式召开和发布的重要会议与政策文件，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建设。
2022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大会，对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的研究必将为我国新型智库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巨大机遇。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实践探索及未来面向
历经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强起来”奋进。在这样一个奋斗历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前者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后者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一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智库”思想在实践探索中的体现。从延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不同政治团体“参政议政”到改革开放时期“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再到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风雨100多年，之所以可立于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之中，根本原因在于它既是一个十分重视理论思考，更是一个高度重视实践探索的高度自觉的组织；它既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也笃信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从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团队在奋斗，而是一直相信并依托人民的智慧、团结的力量、科学与民主的路径，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借助不同形式和类型的“智库”力量，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共和国的长治久安。
作为一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积极参与者，笔者以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为例，对新时代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实践探索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其未来面向进行展望。
何为“中国新型高校智库”？笔者认为，它是指以中国视角和立场，借助高校学科、专业和智力优势，聚焦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关键性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通过提交政策咨询报告、学术论文和著作等方式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综合性科研平台。
从实践探索角度看，高校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主力军，教育部是其直接主管部门，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推进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可谓非常积极与主动。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深改决定”刚刚公布关于新型智库建设的基本方针，次年2月教育部就印发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以下简称《推进计划》）。《推进计划》从建设目标、主攻方向、建设思路、队伍建设、成果应用、管理方式、组织保障七个方面细化了26条工作内容，为高校智库建设提供了指导性意见，明确了新型高校智库具有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五大功能定位。该计划的出台短时间内就在国内促成了高校智库建设百花齐放的局面。五年时间不到，据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ink Tank Studies, 简称CTTS）发布的《2018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全国除港澳台外，各省（区市）高校建立的不同类型智库达430个[24]。
但比较尴尬的是，这一时期蜂拥而上的不少高校智库大多只见其名未见其实，许多高校智库还停留在学科和专业研究层面，“两个机构、一套班子”的情况比较普遍，抑或本就是直接从高校原有学科或专业的研究院（所、中心）改名而来，虽冠以“对策研究”的目标，但原先的组织架构并无实质变化。这样的智库显然难以称得上是“新型高校智库”。当前，能够排名在全国高校智库前100名的优秀高校智库主要来自100多所“双一流”高校，其他高校智库的产出微乎其微，或只是“挂名”“僵尸”性的存在，几无产出。此外，各高校智库名称、研究领域亦存在较多的雷同、重复现象，未能体现不同类型、层次、地域等的特色差异，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也没体现《推进计划》提出的整合优质资源的目标，不利于提升成果质量。因此，如何根据自身特点建设新型高校智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这一阶段高校智库建设的首要问题。
党中央及分管部委也敏锐觉察到了这一问题，2022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发展规划》）再次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为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并提出目标，在全国打造50家左右基本覆盖各主要研究领域的国家高端智库，培育扶持 20家左右专业性智库。在第七部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第二条目中，明确要“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创新组织形式，整合优质资源，以人才、科研优势提升服务决策动能”。
应该说《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关于智库建设思想的延续性，从江泽民强调“四个”同等重要、胡锦涛重视“思想库”作用到习近平提出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们党对新型智库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是一以贯之的。
《发展规划》因其是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规划，具体到高校的文字并不太多，涉及新型智库的仅47个字，占《发展规划》篇幅的3.18%。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国家布局新型高端智库工作中高校就不重要，而是在这部分内容中的“1.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3.加强对智库建设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4.营造智库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三小节中所提到的、所要求的已包括了对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如“健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评价体系，建立适合不同类型智库特点的考核体系和考核方式，加强对智库发展状况的动态评估”等等[25]。
《发展规划》公布后，教育部不仅依此制定了《面向 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还出台了操作性很强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和高校咨政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行动计划》从面向2035年的需要出发，对2011年11月发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繁荣计划”）与《推进计划》实施以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所存在的较大差距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反思，如整体发展战略不够聚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相适应的教材体系、评价体系的中国特色不够鲜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大而不强”问题比较突出，服务党和国家能力还需提升；理论研究“闭门造车”与“小散弱”并存，智库“库多智少”现象较为严重，人才队伍“有专家缺大师”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突破；勇于创新创造的学术氛围还不浓厚；条件保障与激励措施还需加大力度等，因而必须通过谋划实施“繁荣计划”升级版，以实现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高质量发展。
在该《行动计划》中，同样是在文件的第七部分，对如何提升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水平，从充分发挥我国高校学科学术人才优势，创新智库管理与评价机制，提升咨政启民能力，构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体系等各方面，共有980个字的计划和安排。
《实施方案》共计7661字，其基本宗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两个工作指示。全文从“深刻认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和提升高校咨政服务能力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建设目标）；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升智库服务能力；强化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国别区域研究；建强核心专家团队；改革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组织保障八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与具体部署，可谓有想法、给办法，只待哲学社会科学界和高校按照方案认真落实。该方案的第四部分是具体针对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重点强调了智库的服务能力提升，共计592字。内容上具有一定连续性，如“6.把知识体系建构与高校智库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落实《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就是对八年前文件要求的继续。也有对前期工作的调整和变化，如“7.推动现有部分应用研究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转型为教育部智库”，等等。
高校智库建设倘若囿于学科、专业范畴而不与现实世界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不能从民之角度思考、解决现实与社会中的重大问题，显然不是合格的智库；但从未来看，依托高校智力资源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如不发挥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优势，显然也不可能产出真正有思想、有见地的一流智库成果。
学科是现代大学制度体系设计的逻辑起点，新中国成立70多年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一批大陆高校及其若干学科已经达到和接近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水平。依托这些高校的优势和重点学科长期积淀形成的研究优势，从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层面要求其以政策研究为导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核心组建不同类型的专家团队或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既是我国大学拓展社会服务功能的应有之义，更是国内高校基于学科的厚重基础，积极拓展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契机。高校必须也应该坚定这一自信，即基于国家重点学科或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平台可为高校衍生新型智库提供有力支撑，而学科积淀所形成的综合优势本就是高校衍生新型智库的重要条件，我国高校新型智库有理由，也应有能力发挥人才和多学科优势，在坚实基础理论的支持下，瞄准国际国内战略性、前沿性课题深入开展系统性研究并产出优秀的咨政成果。
过去我们常常忽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在高校智库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习惯性地认为为治国理政献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专属领域，这个错误的思想方向必须予以纠正。科技智库理应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关键领域和发展方向。基于深厚的基础研究或成熟的应用研究，我国高校中具有较强优势的理工农医类学科的科学家、医学家们完全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到我国科技战略政策研究或科技支撑服务公共政策研究，就科技发展趋势、重大科技战略、科技创新发展等问题，提出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议，提升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技含量。
追根溯源，我国高校智库在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的不同时期都给予了有力支撑。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一批学科领域专家受聘为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顾问或委员，专注于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的实体机构在高校布点建设，为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国是或社会公共政策需要提供研究报告与咨询建议算起，到21世纪20年代，经过60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已拥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品牌。如21世纪初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国情研究院、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等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目前已成为我国高校高端智库的重要代表。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繁荣，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必将进入一个更加快速的发展通道。
在国家战略的积极推动指导下，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成果质量与水平将会不断提高，智库管理与建设的实践将日趋现代化，智库研究将更注重理论积淀和科学方法的灵活运用，政策众创或可成为不同类型智库咨政献策的有效机制，智库的功能谱系会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国底色、中国话语体系智库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将加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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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决策与信息》2024年第2期
作者：童文胜，男，湖北蕲春人，经济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分析、人力资源管理、非传统安全（网络舆情）、社会保障及高校内部治理与创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