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推动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中国特色”就是要坚持中国道路、立足中国国情、讲好中国故事、服务中国发展，“新型”就是要有新定位、新机制和新模式。十年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从智库内部的体制机制创新、外部的政策制度创新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形成了以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各级各类智库协同发展、开放发展、高效发展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推动高校智库学者治学范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各界对新型智库职能的认识大大加深。当前，我国智库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体系布局、资源配置、宏观制度环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知识服务和创新能力、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智库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展望未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定位使命、总体格局、发展理念和方向路径，遵循智库建设规律，深化智库建设实践，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智库建设；智库发展；自主知识体系；知识服务与创新；智库话语权；高端智库人才培养
智库是思想理论的容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智库建设的成效关系到国家软实力的强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013年4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任务。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1]。202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深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这些文件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使命定位、发展走向、总体格局和发展理念指明了方向。
十年间，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取得巨大进展，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基础雄厚、发展速度加快、数量类型增多、成果质量攀升等现实特征。然而，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起步较晚，质量参差不齐，反映出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积极探索和回答如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从理论意义上讲，深刻掌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历史逻辑，全面回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十年的主要成就，剖析其在建设进程中存在的不足、困境及成因，有利于加快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理论自觉，深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论研究。从实践意义上讲，在分析国内外智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同时有利于为党和政府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是增强国家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主要成就
智库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推动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中国特色”就是要坚持中国道路、立足中国国情、讲好中国故事、服务中国发展；“新型”就是要有新定位、新机制和新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智库建设工作提升到关乎党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十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事业蓬勃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功能作用得到有效发挥，逐步形成了以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各级各类智库相互支撑、协调共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外延不断拓展
1. 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智库建立与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关系。国外大部分智库独立于政府之外，其研究成果通常会采取商品化的形式向政府提供，政府则基于需求的考虑决定是否购买智库的研究成果。而国内智库与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在大多数智库已经与政府部门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相比于国外智库，其沟通渠道更加畅通和直接，对决策者的需求把握更加准确，决策咨询的成果也更具针对性，从而提高了智库咨询的质量和效率。
其二，智库对国家战略起支撑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更加纷繁复杂，脱贫攻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区域协同发展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和构想的实施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机遇。智库研究紧扣时代脉搏和国家战略，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这是智库保持活力的关键；同时，智库研究成果能对研究和解决重大关键问题提供有效支撑，也是智库提升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基础。
其三，智库增强对公众传播的影响力。国内智库为政府及其决策提供服务，一些研究成果在政府决策层面已经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也有一些被束之高阁。要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就要求智库在服务政府决策之外，充分发挥智库研究成果塑造媒体、影响公众的作用，尤其是依靠新媒体平台以及传统媒体渠道的建设，依据客观、准确、翔实的研究分析，为媒体和公众认识理解重大问题提供更加理性的参考，甚至在国际舆论上实现中国智库声音主导。
其四，智库服务社会公众需求。国内智库在服务政府决策咨询的同时，受职能定位和业务拓展的影响，在服务社会公众上也可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智库为公众解读国家重大战略方针政策，并辅助政策落实，为公众理解政策、享受政策福利提供引导和便利；针对公众关心的国内外社会经济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并起到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前沿战略问题，提前布局开展研究，进行综合研判，给出发展方向的对策建议。
其五，智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中国国际交往层次的深入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倡议或构想的实施，对智库在国际交往平台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挑战。《全球智库报告2020》显示，中国多家智库入选“国防和国家安全研究”“国内经济政策研究”等不同领域的全球最佳，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8家中国智库连续三年入选全球百强智库榜单，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与日俱增。
2. 对“新型智库”的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智库建设方式更加灵活。传统智库主要依托政府部门、高校及科研院所来建设。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智库建设的方式越来越灵活。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建设和智库建设呈现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的趋势，一些互联网内容提供商、移动互联App、电子商务企业基于已有资源进行整合，开始向某一专业领域发展。它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收集、科学分析互联网平台的数据信息，建立起“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有效机制，推动了咨询服务的智能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智库开始利用互联网平台，聚集更多的智库资源并提升自身影响力。
其二，智库成果形式更加多样。由于服务对象单一，对成果的基本形式要求也相对固定，因此传统智库成果以文字报告的形式为主。但在互联网普及、受众群体分散化的背景下，智库成果的受众类型更加多样，这就要求智库在将同样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政府决策者、自媒体平台、社会化信息平台以及传统报刊时，能够充分利用编辑工具对信息进行整理和提炼，并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以提高智库成果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其三，智库服务对象更加广泛。传统智库以服务政府决策为主，但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日趋复杂，经济、科技革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与机遇，影响企业发展和政府决策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多样并相互交织。互联网在带动资讯传播更加迅速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资讯内容的夸大、不真实、时间混淆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机遇促使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平台、机构等更多类型的社会主体通过智库寻求客观、准确、即时的咨询服务。
其四，智库研究方法更加先进。智库研究以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研究方法通常有案例研究法、统计分析法、调查问卷法、深度访谈法等，同时以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为基础，因此，智库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能够得到保证。当前，在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各类开放式平台的推动下，智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得到了极大拓展，各种可视化数据统计分析工具及预测工具，使得智库的战略研究和科学预判的触角能够比过去更快速、更准确地延伸到前沿领域。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初步形成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国家高端智库为主力军。自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全面推进，主要研究领域涵盖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治理、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经济、金融问题、科技发展、能源战略、国际问题、国际贸易、港澳问题、新闻传播、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领域，在服务党和国家决策、舆论引导、对外交流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和丰硕成果。截至2022年9月，包括29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和16家培育单位在内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方阵逐步形成，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已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示范工程。
在国家高端智库引领下，各类新型智库百舸争流、蓬勃发展。社会科学院系统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的优势，引导带动地方社会科学院着力为地方党委政府决策服务，成为地方智库建设的主力军。高校智库深入实施中国特色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着力打造一批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新型智库，高校智库决策咨询服务水平得到整体提升。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纳入事业发展整体布局，推动教学培训、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科研院所智库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开展科学评估和预测预判，提出咨询建议。企业智库快速发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开始兴办一批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规划、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等开展了决策咨询研究。社会智库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咨询服务市场进一步规范，智库产品供给机制不断完善。各种专业相近、功能互补、业务协同的专题性、专业性、区域性智库联盟不断涌现，“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中关村全球高端智库联盟、长三角地区党校（行政学院）智库联盟、中央企业智库联盟、RCEP智库联盟等各种智库合作协作形式应运而生。通过快速发展，各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定位清晰明确、专业特色鲜明突出、智库功能优势互补、管理规范创新运行、分工合作协同共赢的局面初具，形成了以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各级各类智库协同发展、开放发展、高效发展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这一体系既包含智库不同的属性类型，又涵盖多元的智库领域，初步形成了全面发展的局面。
总之，国内主要智库在不断磨合中找到了各自在智库市场中的细分领域和特色化定位。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类智库分工有序，合则事半功倍、各取所长，形成“1+1>2”的合力；分则各显神通，搞好各自领域的专门研究。另一方面，智库研究的民族性、地方特色性、行业性逐渐突显。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区涌现一批专门研究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具有极强地域性的特色化智库，并充分借助各自区位和文化优势与邻国开展各类合作。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区域一体化地区也孕育出许多跨地区、联盟性的智库机构。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行业的兴起，许多在行业领域具有技术优势、交叉学科性质的“工程类”智库也不断涌现。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治理创新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智库建设水平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中国智库发展进入“快车道”，在增进国际合作、解决现实问题、凝聚民众共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在“特色”和“新型”的基础上，从智库内部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外部的政策制度创新、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第一，智库内部的体制机制创新。按照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遵循智库发展规律，持续推进管理体制改革，智库内部治理机制日益完善，活力日益增强。在内部治理模式上，多数国家高端智库都建立了理事会决策、学术委员会把关、首席专家领衔、专业人员担当研究主力的内部治理模式。在质量管理体制上，建立质量全过程管理体系，普遍实行项目负责人责任制，在立项开题研讨、中期检查评估、后期结项评审上加强全链条质量管理。在研究模式上，不断健全智库课题招标或委托制度，实行“揭榜挂帅”制度，推进联合研究，不断完善成果导向、注重质量、公开公平公正、科学规范透明的项目管理机制。在经费管理制度上，多数智库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符合智库运行规律与智力劳动特点的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购买制、项目包干制、成果奖励制等一系列形式灵活、力度空前的调动智库研究人员积极性的经费创新举措不断涌现，智库人员正在从繁杂的事务性劳动中解脱出来。同时，建立健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资金管理机制，建立跟踪研究、持续滚动资助的长效机制。
第二，智库外部的政策制度创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各地都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地位和作用，把智库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体制，加强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健全舆论引导机制等，努力形成有利于智库发挥更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和舆论环境，增强智库决策分析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智库成果转化及应用上，各智库单位不断完善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办法，国家也制定了高端智库综合评估办法和评价指标体系，2019年开展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三年综合评估，旨在以评促建。社会智库层面逐步构建起了用户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的智库评价指标体系。
（四）持续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资政建言是智库存在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主要是通过生产思想和建言渠道体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为密切联系群众作风在领导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体现，作为党重视和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为畅通决策咨询渠道、推动决策咨询常态化夯实了制度基础。
近年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此，社会各界树立了“凡重大决策必咨询专家”的理念，坚持专家决策咨询、公众有序参与、党委政府决策有机结合，凡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听取专家意见建议；不能以专家咨询排斥公众有序参与，也不能以专家意见代替党委政府班子的程序化决策。
完善智库专家参与决策咨询的运行机制。建立重大决策课题委托专家研究制度，党委、政府拟定的重大决策事项，可委托党委、政府的专家决策咨询机构开展深入研究，也可由主要牵头部门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标；专业性较强或涉及保密事项的课题，可实行委托制，直接委托专家决策咨询机构或相关单位开展研究。规范重大决策的前期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凡涉及重大发展战略制定、大额资金使用、重要项目建设、重要政策出台等决策，原则上在决策形成前必须开展广泛深入的前期专家咨询论证。完善专家日常建言献策与咨询会议制度，为专家建言献策提供便捷渠道，探索完善专家参与党委政府重大决策咨询论证制度、建言献策制度、咨询会议制度，推动专家决策咨询工作制度化。建立咨询专家信用评价制度，建立决策咨询专家信息库，详细记录咨询专家的研究领域、工作经历、社会关系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咨询质量的相关事项，并以此作为评价专家的主要依据。
（五）以国家高端智库引领各级各类智库高质量发展
第一，持续推进高端智库发展的制度保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水平服务党和政府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为宗旨，以建立高质量、专业化、精细化的现代智库发展格局为目标，以政策性和战略性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完善和健全智库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为重点，使高端智库建设紧密对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强化智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使命与责任。构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时代国家智库体系，更好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进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推动新时代中国高端智库建设是一项涉及多方面工作的系统工程，要加强智库组织管理，健全智库协调机制，强化智库经费保障，完善智库考核评估机制，优化智库发展环境，加快形成权责明确、指导有力、协调高效、保障到位的工作机制，紧密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教育、法律、国防、外交等重点领域培育建设一批高端智库品牌，统筹推进党政、军队、科技、高校、企业、社会、媒体等各类型智库协同发展，加快形成高质量、专业化、精细化的现代智库发展格局。
第二，明确高端智库建设重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智库建设，高端智库应更加突出问题导向、应用导向，注重提升战略性、应用性、对策性研究质量，为新时代党和政府战略决策面临的综合性、专业性、长远性问题提供解决之道和因应之策。高端智库始终强化问题意识，保持发现问题的洞察力和敏锐性，把研究着力点对准全新历史阶段关系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核心议题，对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战略全局问题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焦点现实问题，开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储备性研究，紧密服务党和政府决策工作大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端智库聚焦党的二十大精神和重要领域的建设部署，结合机构自身定位，重点针对重大战略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例如：如何把握国际形势新变化和新趋势，切实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落实新发展理念，统筹安全与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实施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倡议和战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为中国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摸清实际情况，提出务实之策。
第三，健全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机制。高层次专业人才是高端智库立足之本、制胜之要，是高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推动新时代以高端智库为引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必须健全高层次专业人才塑造、培养与使用的制度环境，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吸引人才、聚集人才、使用人才、留住人才的问题，加快形成开放、合作、竞争、流动的人才管理体制。首先，要重点塑造首席专家等高层次专业领军人才。一个高端智库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首席专家为代表的高层次专业领军人才。首席专家不仅要有卓越的理论功底和专业素养，还要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以发挥智库建设的灵魂与核心作用，肩负智库建设领头人重任，强化引领带动与先导示范效应，在人才结构优化、人才管理创新、领域性人才发掘与培养、专业化人才团队塑造等方面发挥主体作用，并以此为核心营造高质量、专业化的智库人才环境，形成核心突出、带动有力、专业精干、相对稳定的研究力量。其次，要培养高水平智库研究梯队。坚持高层次、专业化、创新型人才发展导向，实施以专为主、专兼结合的智库人才管理体制，将“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广泛吸纳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年龄梯次的研究人才，形成结构丰富、层次合理、优势互补的复合型研究梯队。最后，要健全人才交流与流动机制。一方面，积极输送优秀政策研究人员到党和政府职能部门任职；另一方面，吸引有丰富决策经验和理论研究热情的在职或离任党政军干部参与高端智库研究工作，形成决策部门和智库之间人才的双向、有序流动机制，在专业性较强的经济社会新兴领域探索制度性人才交流环境。
第四，提升高端智库全球化交流合作深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需要中国智库不断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要坚持开放培育智库原则，提高智库国际化咨政研究能力，鼓励智库开展基于全球化视角的跨国战略研究、地缘政治研究、国别研究等世界性议题设置。大力拓展高端智库对外交流渠道，在博采众长、交流切磋和竞争互鉴中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化水平。积极鼓励和开展与国际知名智库的合作，借助新建或参与已有的国际研究合作平台，使中国高端智库更多地参与重大全球性议题合作研究和对话，常态化向世界输出“中国倡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持续提升中国高端智库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积极促进中国高端智库与国际顶尖智库领域专家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在公共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对外宣传等方面，充分发挥智库“第二轨道”的优势，使智库更深层次地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高端智库的特有力量。
（六）高校智库学者治学范式发生了根本改变
新型智库建设不仅形成了理性包容的现代政策共同体，而且为哲学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开辟了建言献策的议政通道，让知识界重新审视自己在现代决策咨询体系中的时代要求和责任使命。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成果，也是重要工具。从增强智库意识到提升核心能力，再到研究深度、研究方法、发声渠道的改变，都是学术型专家经过智库化转型后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也是新型智库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转型的另一种体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问题意识更强，能力更加全面。高校智库专家不同于传统的学术型专家，社会对其能力的要求更为多元，涉及对政策的敏感性、话语组织能力、媒体应对能力、国际对话能力等，智库专家也正在为此不断调整、持续改变。
二是学术研究更加求实求深。习近平关于克服“五唯”顽瘴痼疾的重要讲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新型智库建设无疑为破除“五唯”提供了重要路径。在社会科学成果认定中，把高校智库的内参和研究报告、学者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活动等纳入成果认定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唯有专著和论文才是研究成果的固有认知；在成果评价奖励中，开始注重成果的质量和社会影响，实行科研成果的“代表作制度”，以质量为导向不断优化成果评价标准和方法。
三是政策研究方法更加多元。调查研究始终是新型智库把准研究问题、获得一手数据、拿出切实方案的关键方法，智库通过制定智库研究专项要求、加强智库成果调研质量评估等措施，倒逼专家学者切入现场、深入基层、融入实践，到一线开展沉浸式驻地调查，切实用好调研这把“金钥匙”。此外，现代智库更重视数据积累和技术运用，尝试采用大数据分析、模拟仿真、社会计算等研究手段，建立了一大批数据采集平台和数据库[3]，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专业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进而夯实智库研究的数据库和方法论基础。
四是对外宣传更加注重主动发声。新型智库摒弃“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错误观念，开始注重对外宣传自身的研究成果，加强中国政策主张的对外发声，积极设立或参与国际性学术组织，举办国际性学术活动，不断开拓国际化视野和提升国际话语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新形势下，新型智库的国际发声成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话语体系的重要支点，也是深化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面。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哲学社会科学始终存在学科身份不被认可的“失位危机”和西方话语地位霸占的“失语危机”。针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面临的地位困扰和话语权危机，党中央适时出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充分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在“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强大作用，重拾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信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加快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转型，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行合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找到了从哲学范式（求真）到智库范式（求用）的创造性转换路径，强化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导向和问题意识，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让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社会基层问题浮出水面，让研究成果更贴近生活、接近真实、反映社会需求，真正做到“谋之有基、参之有道”。可见，新型智库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反映了明显的政策溢出效应，成为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最佳响应和反馈。
（七）社会各界对新型智库职能的认识大大加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智库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方针决策的谋划与实施中发挥着重要的智力支撑作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职能，加深了各类智库对自身职能的重新思考和认识，着力增强智库研究的前瞻性、时效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为党和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公共决策参考。
新型智库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应急决策作用，体现了“疾控智囊团”的使命担当。其一，及时提供应急决策参考方案。在做好本领域工作的同时，智库对各类引发疫情的风险点进行分析预警，协助制定应急预案，还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进度和效果进行分析研判，根据环境条件变化提出完善防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其二，科学引导社会公众行为。智库在疫情防控中广泛普及科学防护知识，重点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解读，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引导全社会依法防控，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其三，着力开展政策评估与优化研究。智库针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政策实施过程中暴露的短板和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为加强中国疾病防控体系建设、推进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建言献策。新型智库在疫情防控实战考验中，始终竭尽全力、不遗余力、尽心尽力地提供重要的态势分析和建议措施，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应急决策作用。
新型智库协助完成“十四五”规划编制任务，在为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把脉献策中展现了新时代的责任担当与良好风貌。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十四五”规划建议。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还多次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党外人士座谈会、基层代表座谈会等会议上直接听取社会各界关于“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让“十四五”规划在开门问策、集思广益中铺展开来。在此项任务中，包括智库在内的60多家科研机构和相关部门积极作为、主动担当，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中央财办和国家发改委委托的37项重大课题，形成130多份研究报告，为推动规划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参谋咨询作用，充分展示了新型智库的应有价值和责任担当。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不足
我国智库历经十年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当前，我国智库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体系布局、资源配置、宏观制度环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知识服务和创新能力、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智库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这些不足的产生有其深层原因，是新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改进方向。
（一）智库体系布局有待健全
第一，当前我国智库类别多，但整体尚未形成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功能齐备、有序运转的良性智库生态。我国智库按组织性质、功能、运作方式和研究范围的分类标准形成智库组织形式的创新，历经建设初期的无序增长后，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还未进一步将智库的门槛和标准细则予以明确，这不利于智库间的良性竞争和优化。各类智库虽各有优势和特色，但在智库体系现有的分类指导中还缺乏优化落实的抓手。
第二，覆盖重点发展领域的国家高端智库、省级重点智库和专业性智库等的布局和建设有待加强。一方面，智库机构涉及多方面、多类别、多层次、多分支，其工作职能和定位各不相同，当前智库供给在成果与需求的匹配度上尚有偏差，智库成果还不能精准匹配复杂的社会发展现实。另一方面，现有智库优质资源尚未有效整合，智库管理体制依然存在属地化、部门化弊端，造成智库机构小而多、整体实力不强的局面。
第三，各个智库机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缺乏整体规划和统筹推进。我国智库建设有自己的情境，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也有自己的国情，参与决策的智库尤其是政府智库为党委和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服务，党委和政府发挥协调统一作用。在实际运转中，智库决策咨询服务质量并不高，“智库界虚火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和省市地方的智库治理有效制度供给不足”[4] 126。各智库机构根据自身实际，走特色发展道路，但各智库机构往往只关注自身的发展，导致整个智库领域的发展不够协调有序。
（二）智库资源配置有待优化
第一，智库虽然拥有广泛的资源，但组织和平台功能有待强化，智库共同体有待进一步建构。智库涉及多方面的智力要素，运行模式上缺乏紧密合作的大格局，“智政产学研媒”不能联合联动，智库之间不能取长补短，服务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当前，我国智库共同体的建构面临以下困境：其一，不同智库可能受到不同的利益驱动，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这些利益冲突可能影响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制约智库共同体的建构。其二，不同智库的专业领域和研究重点存在差异，导致知识壁垒客观存在。其三，智库的研究需要一定的资源支持，包括人员、经费、数据等。然而，很多智库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限制了智库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其四，智库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平衡。智库之间存在的竞争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智库之间的合作和智库共同体的建构。
第二，智库资源配置不均衡，政府智库与社会智库需要进一步平衡，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互补。其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组织架构上具备一定程度的政府属性，在科研经费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持，这意味着政府智库和社会智库之间会出现信息获取不畅、人才分布不当、成果归属不明等问题，而且会导致智库机构之间的信任缺失，降低智库体系运转效率。其二，政府智库和社会智库各有优势，又各有局限。政府智库在资金、科研和对接决策咨询需求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智库经费依赖政府，独立性不够；高校智库学术成果与智库成果混同，现实导向不强；考核机制和竞争机制设置有效性不足，导致总是陷入要编制、要经费的“小天地”里，无法实现智库的转型升级等。相较而言，社会智库虽然面临法律地位、生存空间等困境，但运营的独立性、市场化特质、“接地气”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沟通政商学界的平台优势等，都与政府智库形成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之势[5]。其三，“政策研究也是有市场的，有的研究领域非常热、竞争激烈，有的研究领域比较冷，尚无人占领”[4] 125。资源配置分散导致智库资源碎片化现象突出，缺乏模块化、一致性的发展路径和协作机制，智库资源不能有效整合，建设高端智库的力量尚未汇聚。当前，我国智库机构数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仍然缺乏类似美国兰德公司、卡内基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世界顶级智库。
第三，社会资本参与智库建设不足，智库依赖政府经费支持难以实现自主研究和创新。一方面，虽然我国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智库建设的政策，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社会资本参与度仍然较低。社会对智库的认知度不足，不了解智库的重要作用，导致社会资本参与智库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会资本与智库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导致社会资本参与智库建设的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智库如果只靠政府经费支持，很难保证其独立性和公信力。“我国目前仍没有专门针对智库筹款、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智库的税收保障、机构治理等缺乏应有的规范性”[6]。同时，“智库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的不健全，是中国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发展壮大的主要障碍”[6]。
（三）智库建设的宏观制度环境尚不完善
第一，当前我国智库建设的宏观制度环境尚不完善，智库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定位不明确。习近平对于智库建设作出的重要批示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这是中国智库建设进入法治化、制度化新阶段的开端。但智库本身在重大行政决策法定机制和程序中的定位和作用有待进一步细化，并制定配套文件。
第二，我国“没有从法律视角来完善智库体系建设，缺乏对于义务及权利关系的影响制约”[7]。围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涉及的多方面关系，包括政治性与独立性、整体性与重点性、综合性与专业性等关系尚未形成规定。数量众多的政府智库服务对象单一，还存在公共性不足的问题[8]。当前，我国智库运转的经费主要源于政府拨款，导致“智库倾向于对政府政策进行解读而很少进行长期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知识生产和政策分析，易于使公众、社会舆论和外界对其客观性产生怀疑，从而影响智库思想产品的公信力，进而影响它们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9]。同时，由于“我国智库在咨询政策、咨询解读、国际传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政策预判、政策解读的观点模糊、前后不一”[10]，也影响了智库研究成果的公信力。
第三，智库不能自觉地将社会前沿问题、群众关心的问题作为研究方向，咨政建言、社会服务的重要功能未能有效发挥。智库研究人员下不去基层、做不了调研，真正能够发现和解决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的智库少之又少，导致智库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研究成果空洞、不接地气，多是“照猫画虎”“移花接木”，形成表面繁荣，而实际上智库研究成果和政策咨询、社会现实需求在供需上严重不匹配、不均衡。
（四）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尚不适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
第一，政府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实践中尚未建立完备的多层次、全方位和特色化的制度办法。当前，我国智库的管理体制相对分散，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和规范的管理制度。各个智库机构的管理方式和标准不一致，导致智库发展不够协调和有序。一方面，由于缺乏智库管理方面的相关立法，我国对各智库机构的管理还未完全规范化，如对社会智库的管理疏松，急需相关的专门立法予以规范引导。另一方面，在智库重大、紧急攻关领域，缺乏灵活配套的运行机制，如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交流方面，现有的涉外智库管理机制主要参照的是政府涉外公务人员的管理规定，随着“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型智库需要与相关国家开展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交流合作，参照涉外公务人员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在人员监管等方面可采取更为灵活的配套机制[11]。
第二，当前我国智库组织管理体制、经费管理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研究项目管理体制、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外事管理体制等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竞争机制、评价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以及评估体系等还不完善。其一，缺乏专门针对智库的法规和政策文件，在智库的设立、运行、评估等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指导，导致智库的发展缺乏法律依据和规范。其二，智库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尚不完善，缺乏相应的激励和保障措施。智库人才流动性较大，留住优秀人才成为一个难题。其三，目前智库的评价机制较为单一，主要以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为评价指标，缺乏对智库社会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等方面的评价指标，难以全面评估智库的综合能力和贡献。
第三，智库与决策部门、行政部门之间缺少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缺乏常态化对接机制，智库建设回应制度力度孱弱，智库运转的原则、组织架构、工作要求和实践形态不明确，“上传下达”的渠道梗阻，导致一些制度在实际执行中空转，导致智库建设效果大打折扣。
第四，智库发展尚未有效借助数字化手段提高运作效率，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智库注册等级监管信息化系统，导致我国对智库的监管还不够精准，智库本身的安全可靠性难以评定。
（五）智库知识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
第一，当前我国智库知识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战略性、前瞻性和政策储备性有待提高。改革的全面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决策的前瞻性、预见性、及时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战略思维是由问题导向产生的。“如何发现战略问题？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首先要有战略担当，在矛盾和问题面前不回避……要见微知著，才能主动作为”[4] 223。智库研究如果不面向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面向基层、面向人民，不到现场当面听，不做谈话调研、蹲点调研、田野调研等获取第一手材料，是难以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的，更难以推进理论创新。
第二，我国智库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数量增长迅速，但研究成果未能实现同步增加，存在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野狭窄、理论研究多基于西方话语体系等问题，具有原创性、创新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思想产品较少。同时，由于缺乏高层次智库专业人才，“智库管理者与智库专家由非专业人士组成，学者兼职成为智库专家群体构成的主要方式，就容易出现学术成果与智库成果混同、智库产品成为学术成果的简单延伸以及因囿于学者思维而产出想象型对策建议成果等诸多问题，从而导致智库研究的问题、范式与思路等相关的智库特色与优势不足，造成智库产品独立性、专业性、有效性的缺失”[12]。
第三，当前我国智库成果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创建有活力与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其一，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公众对智库的认知度和了解度偏低，导致市场规模较小，市场活力不足。其二，我国的智库市场需求相对较弱，主要服务于政府需求，企业对智库成果的需求不够强烈，智库成果的应用和推广面临一定困难。其三，现有的智库市场缺乏市场化运作机制，智库成果的产权和利益分配缺乏规范和保障，导致智库成果的市场化运作受到一定制约。其四，智库成果缺乏知识循环的淘汰运行机制，智库成果不放到学术市场和国际政策市场中去竞争是很难保持生命力的。“如果智库产品的市场化程度不高，高质量优秀智库成果则不能有效进入政府决策过程中，而被闲置或浪费，这甚至比市场上的商品闲置与浪费损失更大”[12]。
第四，当前我国智库在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运用上还不够充分，在提供知识服务和知识创新的过程中，缺少统一的资源共享信息化平台。其一，缺乏创新技术的应用，比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在政策分析中的应用还相对较少，导致智库在分析过程中的效率和准确性有待提升。其二，缺乏统一的资源共享信息化平台，智库之间难以共享资源，无法形成合力。其三，数据获取和处理能力有限，限制了智库在政策分析中的深度和广度。其四，缺乏跨学科的合作和创新，政策分析需要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智库之间缺乏合作机制和平台，限制了跨学科的知识交流和创新能力的发挥。
第五，智库在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研究方面的投入积极性不高。其一，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研究往往需要长期投入，并承担较高风险。其二，智库的绩效评价体系通常以成果产出、政策影响等为主要指标，而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研究的成果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且政策影响可能相对较小。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智库可能更倾向于开展能够快速产生成果和影响的研究项目。
（六）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亟待提升
第一，我国智库对外交流不足、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欠缺。我国智库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机会和主动性比西方发达国家智库略有滞后，尚未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特色优势和专属位置。其一，我国智库在国际传播中叙事不够多元。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统筹兼顾各方的难度大，同时由于各智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差异，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度也有所不同，我国智库以多元声音表达时代中国的能力有待提升。其二，智库国际舆论场的信息传播渠道主要集中在国际学术期刊、国际会议、国际媒体等平台，而我国智库对这些平台的参与度和利用率不高。其三，受政治因素影响，我国智库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发声常受到限制或忽视。
第二，我国智库缺乏国际交流合作体系。其一，相较于发达国家智库，我国智库的发展历史较短。智库的发展需要时间积累和经验沉淀，而我国智库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还较滞后，没有形成完善的国际交流合作体系。其二，相较于发达国家智库，我国智库在人才、经费、技术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限制了其在国际交流合作中的主动性和影响力。其三，国际交流合作需要智库具备相当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我国智库在这方面的能力还相对较弱，语言和文化障碍成为制约我国智库国际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四，国际交流合作涉及政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一些敏感领域，政策限制和政治因素可能对我国智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形成一定的制约。
第三，我国智库在国际前沿议题设置方面能力不足，对国际智库舆情热点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了解不够深入，难以科学研判国际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整体研究缺乏预见性、储备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真正为整个国家做谋划的能力稍显欠缺。其一，国际前沿议题通常涉及新兴领域、前沿科技和复杂问题，需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我国智库在前沿领域的研究积累还相对较少。其二，国际前沿议题的研究需要高水平研究人才，而我国智库在某些领域的高端人才储备还相对不足。这可能是由人才流失、培养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导致。其三，智库的研究设置和议题选择也受到制度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有时政策导向、研究重点的引导等因素可能导致智库在国际前沿议题方面的设置能力不足。
（七）智库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第一，当前我国智库领军人物还比较缺乏，高水平智库人才储备不够，人才创新活力未得到充分释放，客观理性的智库群体培育、真正服务国家战略和群众利益的智库机构发展还需进一步强化。其一，缺乏吸引力和激励机制，智库工作相对较为困难和复杂，而在待遇、晋升和发展机会等方面可能还不如政府部门或企业。其二，智库人才培养需要长期的系统性训练和实践经验，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培养体系还不完善。智库机构的人才培养也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无法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人才的需求。其三，我国智库缺乏人员流动制度，以高校智库、党政部门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为主，采用事业单位管理模式。智库人员通常为高校教师、公务员以及事业编制的研究人员，缺乏研究支持及行政管理人员。囿于人事制度、岗位编制、薪酬待遇等方面的严格规定，我国智库缺乏高质量的智库人才。同时，智库人才在党政机关、智库与高校之间的有序流动也存在“梗阻”。
第二，我国智库过去借鉴美国智库人才建设经验比较多，在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宗旨、人才队伍配置、科研组织模式、招聘及质量控制、考核激励、人才储备等方面，有待与本国国情进一步结合。我国智库应注重培养对本国文化和价值观有深入理解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能够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为国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方案。当智库能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政策建议时，其在政府和社会中的影响力将得到大幅度提升。
第三，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与社会需求不匹配。一方面，智库机构的人才偏向于学术型，研究主题和方向不够贴近社会需求，成果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够强。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具有复杂性，智库的研究领域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需要具备跨学科能力的人才。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培养机制仍以学科为主导，缺乏针对跨学科人才的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难以为跨学科人才提供全面的培养和支持。同时，学术评价标准也主要以学科为基础，缺乏跨学科研究的评价标准和体系。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未来展望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为推动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定位使命、总体格局、发展理念和方向路径，遵循智库建设规律，深化智库建设实践，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质量发展。
（一）强化使命意识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立足中国现实，借鉴国际经验，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理念和要求提供更多实用的政策建议和智力支持，通过开展政策咨询、社会调查、舆情分析等工作，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从实践层面来看，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其一，树立正确的使命意识。智库应明确自身的定位和责任，秉承独立客观、科学严谨的精神，关注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问题，积极开展前瞻性研究和政策咨询，提供具有参考价值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智库还应加强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推动研究成果的落地和应用。
其二，加强社会调研和政策咨询。智库应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深入了解社会各界的需求和问题，可通过开展政策评估、政策研究和政策案例分析等方式，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和管理咨询。
其三，推动公共议题研究。智库应推动公共议题研究，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重点问题；深入分析问题的根源和影响因素，为解决问题提供科学的思路和方法；为社会提供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智库可与相关部门和机构合作，更好地关注社会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其四，加强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智库应加强社会服务功能建设，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可通过组织讲座、培训班、研讨会等活动，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专业水平；利用多种媒体平台开展科学普及活动，帮助公众正确理解和应对社会问题；开展文化传承和保护的研究和社会实践，促进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积极参与社会公益项目，推动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的改善。通过加强社会服务功能建设，使新型智库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满足公众的需求，提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其五，发挥国际交流与合作作用。智库可与国际智库和学术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展联合研究项目、学术交流和人员互访等活动，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与国际同行分享研究成果和经验，提高研究水平；与国际智库和学术机构合作开展跨国、跨领域的研究项目，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为国际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积极参与国际智库网络的建设，加强信息共享和合作交流，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明确主攻方向
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更好发挥作用。智库建设的主攻方向在于以下几点。
其一，加强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智库与决策部门之间应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机制，确保智库能够及时了解决策部门的需求和政策方向，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和建议。党政智库、社会科学类智库可通过与高校智库、科技智库等合作，加快利用新技术强化专业数据库建设，全面提升政策咨询研究能力水平，强化成果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
其二，将政策研究与对策研究紧密结合。智库应将党政部门的政策研究与智库的对策研究紧密结合，通过深入研究政策的实施效果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决策部门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智库要厚植新型智库建设学术根基，在理论研究的学理深度与学术厚度上持续发力，发挥基础理论和学术研究对新型智库决策咨询的引领支撑作用，为新型智库建设和长远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其三，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智库应遵循科学研究的规范和原则，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研究质量，避免浮夸和形式主义。同时，智库还应注重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提高智库的整体研究水平和能力。智库要通过提供问题导向的决策方案，牵住科学决策的“牛鼻子”；要不断提高智库决策咨询服务能力，聚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持续深入开展研究，鼓励面向实践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开展深度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发现问题症结，提出更高质量的决策方案，不断提升智库的贡献力。同时，智库要提供精准的决策经验依据，用好科学决策的“金钥匙”。
其四，注重让研究成果发挥作用。智库应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政策和决策的参考，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智库要精心提供链式服务，推动智库专家深度融入党委政府的决策链、部署链、操作链，不断延链、补链、强链，形成以“对接需求—调查研究—推出报告—拿到批示—改进政策—起草文件—编写手册—参与试点—建立标准—开展评价—推广经验”为核心的服务链、成果链与效果链。
（三）完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建立灵活的组织结构，鼓励跨学科合作和知识共享，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提升智库的运行效率和决策能力。具体可从以下五方面开展。
其一，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智库的组织机构包括领导机构、研究部门和支持部门等。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智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部门负责开展研究工作，支持部门负责提供后勤支持和管理服务。
其二，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科学的管理体系包括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绩效评估等。规章制度明确智库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工作流程规范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决策流程，绩效评估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
其三，建设知识共享平台。新型智库作为未来重要的知识共享平台，需要提供机制和奖励，不仅方便研究人员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数据和经验，也可以促进成员相互学习和合作，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效率。
其四，强化决策机制。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设立决策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由专家和决策者共同参与决策过程，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其五，加强内外部合作。智库应加强与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的合作，建立与其他智库合作的机制，促进跨地区的合作和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鼓励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建立合作机制和项目合作，共同开展研究工作，共享资源、整合专业知识和经验，提供更为丰富、科学、有效的政策咨询和决策支持，提高研究的实用性和影响力。
（四）丰富新时代智库建设内涵
智库建设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智库建设应始终以“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以国家和人民的需求为使命，不断加强智库建设，丰富智库建设的内涵。具体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在改革发展稳定方面，智库可以深入研究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区域发展等关键问题。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可研究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开放与竞争力提升等关键问题；在社会发展方面，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关键问题；在民生改善方面，可研究教育、医疗、就业等重要议题；在区域发展方面，可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区域协调发展等关键问题。
其二，在内政外交国防方面，智库可以研究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等重要议题。在国家安全方面，可以研究和评估国内外安全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边境安全等议题，帮助决策部门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在外交政策方面，可以分析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评估各种外交政策选择的利弊，为决策部门制定和推动外交政策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在国际关系方面，可以研究和分析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国际组织的作用以及全球治理的挑战，为决策部门制定和推动国际合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其三，在治党治国治军方面，智库的研究可以涵盖党的建设、国家治理和军队建设等关键问题。智库可以深入分析党的组织体系、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党的纪律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智库还可以研究国家治理的关键问题，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在军队建设方面，智库可以研究军队现代化建设、军事战略、军事科技发展等关键问题。
其四，智库成果输出的形式和内容多样。做强咨政型产品，提供高质量的对策建议、决策信息、执行跟踪、课题项目、对口服务、发展规划、政策解读、业务培训、连续性报告；开拓评价型产品，推出指数报告、第三方评估、综合排名、评测认证、专业奖项；重视平台型产品，成立专业协（学）会、举办高端论坛，开展行业竞赛，建立资源链接平台，服务政府引资引智引技；充实推广型产品，积极为基层与行业系统提炼模式、总结经验、传播形象；开发国际型产品，与“一带一路”沿线、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开展智库合作，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厚积学术型产品，定期推出学术专著、专业论文，提升专业形象与行业美誉度，打造横向全功能、纵向全链条的产品格局，全方位满足党政部门的需求。
（五）创新研究方法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加强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等学科的融合，通过跨学科研究，推动学科间的互补和协同发展，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更有效的思路和方法。在具体实践层面，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其一，新型智库应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设立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吸引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共同研究解决复杂问题，促进不同学科方法的交叉融合和创新；组织跨学科的研讨会和工作坊，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促进学科之间的相互交融和合作；建立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将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开展研究工作，充分发挥各自专业的优势，实现方法的交叉融合和创新，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更加全面、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二，新型智库应加强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能力。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将数据驱动应用于决策过程中，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工具；加强对各类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包括政府公开数据、企业数据、调查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等，建立健全数据收集和整理系统；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洞察，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开发数据驱动的决策工具，将数据分析的结果转化为可视化的图表、模型或软件应用，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支持。
其三，新型智库应引入系统思维方法。运用系统思维的工具和方法，如因果图、系统动力学模型等，对问题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的分析，揭示问题的相互关联和影响，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本质和复杂性；通过对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和评估，从整体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深入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发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和潜在风险，为决策提供更全面、系统的视角；培养和提高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的系统思维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应用系统思维方法解决问题，提供全面、系统的决策支持。
其四，新型智库应密切关注前沿科技的发展趋势。建立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专家人员在内的专门科技研究团队，通过科研项目、合作研究等方式，跟踪和研究前沿科技的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新技术和新方法，为智库提供创新的决策工具；与科技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研究和创新；通过与政府、企业等合作，将科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决策工具，为决策者提供更多创新性的决策支持；通过密切关注前沿科技的发展趋势，积极掌握新技术、新方法，为智库提供更多的决策工具。
其五，新型智库应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收集、分析和研究各个领域成功或失败的实践案例，深入了解实践中的问题和挑战，为决策工具的改进提供实践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通过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评估决策工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并发现其中的问题和不足；通过与实践者合作，深入了解实践的需求和问题，将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优化和改进决策工具，提高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不断改进决策工具，提高其有效性和实用性，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准确、可靠的决策支持。
（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智库建设
未来的智库建设需要更多的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离不开最新科学技术的支持，离不开大量的观察和实验，更离不开现代化的智能分析系统。成熟的智库研究矩阵应由领域知识专家、大数据分析师、软件开发人员共同组成，三者通力合作，提供最佳政策情景解决方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充分利用当前科学技术，提供以数据为支撑的决策方案，更快速、更准确、更科学地分析结果，使之成为真正的智慧大脑。在实践层面，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其一，推进响应式变革。加强数字投资、实施数字策略、进行数字化部署，与行业洞见、丰富经验深度融合，通过集纳全球领域数据扩大参考源，通过精算分析得到领域量化信息，通过“算法+业务”模型进行深度数据挖掘，确保咨政建议可靠可信可用。
其二，采用高科技工具方法。充分利用移动调查、网络爬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社交媒体新数据源等方法工具，快速准确地接收处理各方面信息，针对问题场景汇集调度相关数据，开发相应的应用分析管理模型、基于应用算法集成的决策支持系统。
其三，构建多层次数据库。通过自建、合建、共享等方式搭建数据库、方法库、案例库，构建智库的知识管理后台系统，为研究人员提供实时支撑，使他们任何时候都能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其四，建设大数据分析中心。通过自主建设、校企合作等多种方式成立大数据分析中心，构建真正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库大脑，不仅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还能通过数据的再利用获取数据的潜在价值，实现真正的智能化、自动化、智慧化。
（七）增强社会参与和公众沟通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加大与社会和公众交流的力度，时刻掌握社会公众动态，进而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互动，提高公众对智库的认知和参与度；加强公众沟通能力，提供易于公众理解和接受的研究成果。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其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智库应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包括网站、社交媒体、公众演讲、研讨会等，向公众传递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同时，智库应积极回应公众关切，与公众进行互动和交流。
其二，提供易懂的信息。智库应将复杂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转化为通俗易懂的信息，以便公众理解和参与讨论，可使用图表、动画、视频等多种形式，将专业知识传递给公众。
其三，开展公众参与活动。智库可以组织公众参与活动，如公众听证会、问卷调查等，征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提升公众对智库研究的参与感和认同感，提高研究的质量和可信度。
其四，加强与媒体合作。智库应加强与媒体的合作，与媒体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时向媒体提供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通过媒体传播智库的声音和观点，共同推动研究成果的传播和公众参与。
其五，举办公众教育活动。智库可以组织讲座、培训班等公众教育活动，向公众普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理念，提高公众对重大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增强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意愿。
（八）提升国际影响力
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升国际影响力，是智库传播的要领和发展前景。未来将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国际学术交流的水平，通过开展国际学术会议、学术交流项目等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在实践层面，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其一，构建中国特色专业学科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中国新型特色智库应当坚持强化“四个自信”，积极构建中国特色专业学科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要做到旗帜鲜明，在对外交往时彰显“四个自信”，坚守国家利益，重点关注全球性、区域性议题，着眼全球大势，为国家战略决策咨政建言。
其二，提高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在积极构建中国特色专业学科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过程中，实施“一盘棋”布局，有效发挥新型智库国际研究主场性作用。智库要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中国智库的现代化建设一定要融合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和话语权，主动设置国际性议题、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提升中国智库国际传播力，主动在国际舆论上发声，推动各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研究，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其三，积极阐释并推出具有国际价值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积极加强国际交流，从不同学科专业阐述具有国际价值的中国方案。新型智库在开展国际研究的过程中，必须着力参与全球性议题研究并开展对话，常态性地向世界输出中国方案。不同类型的智库要把握自身特色，发挥优势。比如，以应用研究为主、面向区域政策咨询市场的社会智库和企业智库，必须更多地体现其“小而精”的专业研究特色，更好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
其四，建立智库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加强与国际智库、学术机构、政府部门等的联系，开展交流、合作和研究，可以积极主办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或研讨会，展示自身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与国际同行交流学术观点和研究方向，拓展国际视野和影响力；可以与国际智库、学术机构等合作开展国际研究项目，共同研究国际问题和挑战；可以在国际权威期刊、学术平台等发布国际化研究成果，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增强竞争力；可以通过建立海外分支机构、招聘海外人才、拓展国际交流渠道等方式，加强与国际智库和学术机构的联系和合作，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九）培养高水平人才
智库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人才作支撑，要注重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提升学科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通过加强人才培养、引进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等措施，培养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在实践层面，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其一，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提供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可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学术交流等方式，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培训，帮助人才提升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
其二，注重培养人才的学术研究能力，鼓励人才进行原创性研究和学术创新，可以通过设立科研项目、提供研究经费和资源支持等方式，激发人才的研究热情，提高其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其三，培养人才的实践能力，使其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可以通过组织实践活动、提供实际项目参与机会等方式，让人才亲身参与实践，锻炼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其四，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包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等。同时，建立健全的评价机制，重视人才的贡献和成果，激励人才的创新和发展。
其五，提升智库人才国际素养和国际竞争力，通过加强与国际智库和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国际先进的人才培养经验和资源，提升人才的国际化素养和竞争力。
（十）调整智库绩效评估和监督机制
要增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绩效评估和监督机制，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激励智库的创新和发展，加强对智库的监督和评估，提高智库的透明度和责任感。具体而言，可采取以下五项措施。
其一，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制定科学、客观、可衡量的评估指标，包括研究成果的质量、政策建议的实用性和社会影响力等。评估指标应与智库的使命和目标相一致，能够全面反映智库的绩效。
其二，开展独立的评估和监督。成立独立的智库评估和监督机构，对智库的研究项目、政策建议和运行管理进行评估和监督。评估和监督机构应具备专业的能力和独立性，能够对智库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
其三，强化内部管理和监督。智库应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包括制定规章制度、建立内部审计和风险管理机制等。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应强调透明度、公正性和责任追究，确保智库的研究和运作符合规范和要求。
其四，加强外部评估和社会监督。智库应接受外部评估和社会监督，接受专家、学者和公众的评价和建议；可以组织定期的评估和听证会，邀请外部专家和公众参与评估和监督，提供独立的意见和建议。
其五，提高信息公开和透明度。智库应加强信息公开和透明度，及时向公众披露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和财务状况等，可以通过建立网站、发布年度报告等方式，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增强智库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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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引用：杜志章，程聪瑞，王媛媛，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这十年—— 回顾、反思与展望，决策与信息，2024，（6）：14-33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4年第6期
作者：杜志章，男，土家族，湖北咸丰人，历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党的建设研究；程聪瑞，女，河南郑州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媛媛，女，河南漯河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匡梦婷，女，江苏镇江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想，男，湖北阳新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胡志康，男，湖北荆州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欧阳康（本文通讯作者），男，四川资阳人，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特岗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认识论、国家治理、高等教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