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2016在沪揭幕。百余位来自党政机关、高校、研究机构等的嘉宾出席会议。论坛得到了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的大力支持。历时一天半的论坛名家云集，创见频出。为与各界读者分享这席思想盛宴，光明日报《智库》版官方公号将分三次推出论坛精要，此为第二部分：27日下午的主题演讲和主题发言。
“主题演讲”
欧阳维
国防大学教授、国家安全实验室秘书长
党管智库，是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最大特点，而独立性则是智库建设的关键所在。如何把二者有机融合起来，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回答的问题。
党管智库，主要是管政治方向、发展导向、规划布局。党管智库的重心是政治管理和战略管理。
——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智库要始终以维护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服务党、政府和国防军队建设的科学、民主决策为宗旨，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研究工作当中。
——要有明确的发展导向。智库应重点围绕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研究，要以对党和国家战略决策制定有实际帮助为根本导向。
——要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应着眼未来发展，对各种性质、类型的智库进行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强化和培塑不同智库的特色优势，提高各类智库决策咨询的针对性、实用性、前瞻性、可靠性，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智库的独立性。强调智库独立性，是为了给决策提供选择性，更好地发挥外脑和智囊作用。
——智库要成为瞭望者、谋划者、监督者，既要站在思想的前沿去思考研究重大问题，又要审视当前方针政策的实践效果和发展前景，及时提出建议。
——要有担当精神和博大胸怀。智库研究人员要敢讲真话，敢于触碰深层问题，敢于为国家和民族呼喊与担当。
——要牵引战略需求，提出重大问题。智库要主动作为，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有牵引需求、影响决策、塑造战略的进取精神。
需把握和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智库的宣传监督作用与政府大政方针的关系。智库要充分发挥职能，从建设的角度提出观点和意见，决不能做出损害党和国家利益、影响工作大局的行为。
——智库贴近政府与独立研究的关系。在独立研究的同时，智库要加强同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紧密联系，及时了解党和政府的具体决策需求，熟悉职能部门工作机制和运作方式，从而使研究成果更加贴近决策者实际需要，提高咨询研究的有效性。
——政府支持与智库独立研究的关系。政府要积极支持智库独立研究，在信息、资源、经费等方面提供可靠的保障渠道，不应干预智库的具体研究进程。
黄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新华社高级国际经济顾问
如何管理智库？一是要集体管理，好的智库往往都会有两个“董事会”。第一个“董事会”把握学术方向、主管智库运作，具体来说，一是确定研究方向和重大课题，二是确定智库的人事选择，三是开展智库公关工作。第二个董事会是财政“董事会”，负责筹款。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可以避免行政干预，充分保障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帮助智库保持充分活力。
肖林
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委托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进行新条件下中国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政策、上海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和举措、上海和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三项研究。以此为例，可展示智库是如何进行研究的:首先要研究清楚相关的基础理论及提出该理论的时代背景。其次，要研究有相关经验的国家进行实践的背景、效果、解决方案等。最后，要明确当前面临问题，明确政策实施的目标、方法和路径，做好预测性研究。在此过程中，不能将现有的西方理论体系直接拿过来使用，而是要根据我国现状进行梳理和研究。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当前，大数据、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政策制定领域，因此，决策模式也应当相应改变。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和智库也需要有思想创新。要关注大数据显示出来的重点问题，以开放心态来看待社会变化，要充分使用大数据和互联网对重大问题、政策进行模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如何利用互联网决策？就是要把握互联网的特点以及它带给经济、生活的改变。
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决策？首先是将经验决策模式和数据决策模式有机结合；其次是必须把大数据建设、互联网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最后是加强适应性，提高数据决策速度。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变化迅速，因此，智库不仅要给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还要提出该项建议的有效期限。
张维为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会会长
国家高端智库中国理事会理事
如何办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将继续这种探索，大致可以用“一二三四”来概括：
“一”指的是一种精神，我们称之为“中国精神”。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智库也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就如军魂，没有军魂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对于我们研究院来说，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为中国崛起而奋斗的使命感，一种发自内心的民族自信、道路自信和话语自信。在我们研究院，从研究人员到工作人员，从受训的学员到所有志愿者，我们都推广这种精神，鼓励大家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亲身参与和影响中国崛起的一项伟大事业。在这种精神的召唤下，我们的团队人心比较齐、战斗力比较强。
“二”是指研究院由中国道路研究的两个重镇，即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组建而成，这是强强联合，1+1＞2。我们也在为中国大学的科研与教育体制改革进行一些探索。
“三”是我们在智库建设中注重三个结合，即“内外结合”“与互联网结合”“官民结合”。“内外结合”就是把研究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结合，把对内讲好中国故事与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相结合；“与互联网结合”就是实施“互联网+”战略；“官民结合”，就是与有公信力的民间智库协同作战，使研究院更接地气、更有活力。
“四”是“四位一体”。研究院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研究、资政、传播、培训为一体，四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我们把“中国精神”与“四位一体”的工作结合起来，明确每一个领域的具体目标，开展原创性的研究和工作。
梁鹤年
中央财经大学政策效应研究所所长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兼职教授
好的政策一定要优化平衡，优化是一个眼睛看世界——更清晰，平衡是两个眼睛看世界——更全面。理性是优化很好的工具，道德是平衡非常好的帮助，两个都需要。推及至政策，就是以最低成本达成目的，同时还要具备可行性。这就是优化与平衡的过程。优化与平衡应当有时间顺序，先优化、再平衡。
我们还需要政治智慧和专业知识。政治智慧指导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检验政治智慧。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从政治智慧出发，以专业知识决定是否可行。
政策观望有四个步骤：针对问题；决定目的；设计方案；实施方案。依据这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定性指导定量，定量检验定性。
当前，我们已经就这套政策制定和评估方法开发了软件，建立了理论，即公共政策评估法的论证手册S-CAD，并运用在中央财经大学政策效应研究所、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研究所的政策评估中。
朱旭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们一说到美国智库就会提及旋转门，即官员、媒体、企业家工作流动到智库，同时智库负责人和专家也流动回政府。主流观点认为，智库旋转门能帮助智库建立与决策者的联系，能使智库专家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会带来更多的资源，特别是经费。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人评估过旋转门对智库到底有没有用。
依据本人所做的实证研究——《中国思想库政策研究过程影响力研究》分析发现：旋转门对中国智库的发展基本没什么用，甚至可能会有反作用。
第一个结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旋转门对智库的影响力到底有没有用。利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分析得出，旋转来的所有人，对影响力并没有显著的贡献。
第二个结论，在控制了所有其他因素以后，旋转门对智库获得经费也没有显著贡献，不论事业单位型的智库还是高校智库，都是如此。
第三个结论，旋转门对网络有没有影响？分析发现，社会网络跟旋转门呈现非常强的负相关关系，经过旋转以后的智库负责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明显低于没有经过旋转的智库负责人。
结论：旋转门对中国的智库影响力并没有鲜明作用。旋转门只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附属产品，中国当然也可以鼓励退休的官员去政府和智库工作，但是，在控制了所有的变量、只看旋转与否的前提下，旋转门并不会给智库带来太多显著的、额外的作用。中国智库建设不能过于依赖和期待美国旋转门发展模式，应该是中国智库和中国智库专家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的自我探索。
王友明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副主任
智库与智库之间要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面对改革发展中遇到的三期叠加矛盾，单一学科、单一领域、单一机构不能解决，要利用团队合作、联合攻关的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建议国家高端智库试点鼓励联合申报，政府采购鼓励购买联合智库成果，通过这样的方式鼓励智库合作。
鼓励合作的同时，还要鼓励竞争。有竞争就需要有保障措施和体制机制。建议建立国家级成果报送平台，向通过认证的智库开放，而不是让上报渠道集中于少部分智库手中。
智库内部要处理好综合与特色的关系。智库的生命和竞争力在于特色，特色来自于专业，因此专业是智库的立身之本。智库应当在着力发展自身专业特色的同时，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加强对外交往与合作，增强综合力量。
智库对外交往中要处理好国内和国际关系。如果我们陷入西方话语困境，那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将面临很大的障碍。要在高度警惕、谨慎明辨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智库经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促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健康发展。
“主题发言”
赵湘江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实践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这对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
逐步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路，应把握两点：一是要突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必须在借鉴其他国家智库成功经验的同时，充分反应中国国情，坚持中国道路，采用中国视角，形成中国模式。二是要突出新型。首先是新定位，即正确定位党管智库和智库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其次是新格局，即新型智库建设要形成以官方智库为主导、以高端智库为龙头、以社会智库为补充的基本格局；之后是新机制，即智库的现代运作机制，智库要增强灵活性，注重吸引人才、凝聚人才，形成开放、竞争、流动的人才机制，同时要搭建与决策部门之间的常态化互动平台，注重开门办智库、开放办智库；最后是新方法，即智库应开展分业化、精细化、定制化的研究，同时更加重视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政策仿真实验、定量建模等现代政策分析工具和方法的运用，并注重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的融合，从而生产出立体化、个性化、精准化的思想产品。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巡视员、研究员
聪明的改革需要依靠外脑，用好智库。
首先，智库可以通过三种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化：一是决策前的预警机制，即通过风险评估提醒决策者未雨绸缪；二是决策后、实施中的纠错机制，即跟踪评估，随时对已提出方案进行纠错；三是决策实施后的反思机制，即通过绩效评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其次，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必须实现智库的现代化：一是提高预见性，智库要“急领导之未急，想领导之未想”；二是注重客观性，智库要避免为私利左右，探索规律、掌握规律、尊重规律，不要和规律较劲；三是立足专业性，智库专家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细作，考虑国家长远发展；四是注重独立性，包括独立的思考、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财务。
目前，我们的官方智库存在缺乏独立性、机构行政化、人员官僚化等问题，发挥官方智库作用，要致力于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改革。此外，充分发挥智库资政作用还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鼓励智库间的竞争，形成优胜劣汰的智库生态；二是要推动信息公开，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为智库开展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三是要将政策性和学术性相结合，既要夯实理论基础，也要充分结合实际。
蒋传海
上海财经大学附校长
如何与国家战略需求进行对接是高校智库面临的重大课题。高校智库有着坚实的学科基础、厚实的人才基础和扎实的科研组织基础，应借助于国家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东风，发挥自身优势，在人事制度、科研评价、人才培养，以及协同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充分发挥高校智库中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省部级新型智库以及校级科研基地各自的特点，打造新型高校智库体系，充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高校智库建设应直面以下问题并在相关领域作出相关改革：第一，高校智库应进一步开拓与决策部门对接的渠道，牢固树立问题导向的研究原则，瞄准国家需求，抓住重点领域，及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具有苗头性、趋势性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对策建言；第二，进一步探索灵活的用人机制，通过协同创新中心进一步发掘人才，用好人才；第三，着力提高高校智库研究成果的影响力，通过各种方式搭建高端成果的发布平台，积极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第四，注重高校智库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转变思路，明晰定位，从顶层设计层面规划发展路径，寻求差异化发展，凸显高校智库的专业性、行业性、综合性。
李刚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
数据是对智库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我们正与光明日报社联手开发“中国智库索引”。对于数据的甄别与收录，我们提出“六个门槛”：第一，收录的智库须从事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的研究。第二，收录的智库应是服务于党和政府的，或者服务于国际、国内的公共部门。第三，收录的智库必须是实体机构，须具备成立批文、独立的办公场所、公章、专职的人员、一定的预算等条件。第四，收录的智库必须在近三年内以智库名义正式发布或报送若干研究报告。第五，收录智库中的专家学者要有一定的学术功底，即要求该智库中的学者累计人均发表C刊论文一篇以上。第六，收录的智库不以盈利为目的，或者面向公共部门的收入占主营收入的50%以上，应将打着智库名义但却以营利为目的的咨询公司排除在数据来源之外。“六个门槛”可以将僵尸机构排除出数据库，避免鱼龙混杂，从而确保数据品质，降低数据采集成本。
李敏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教授
城市治理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的海外传播面临三大困局：
第一是花的钱多但叫好的少。如很多宣传品发到海外还没有拆封就被随手丢弃，造成了传播上“送而不达”的现象。第二是声音响亮但回音寥落。如一些中国英文网站把中国领导干部批示放在最显著位置，造成政治宣传的刻板印象，导致“传而不达、达而不信”，甚至招来了误读和敌意。第三是新瓶装旧酒。如许多国内智库“只做喜鹊不做乌鸦”，迎合多于创建，缺乏把握机遇、化解风险的能力。
打破困局，需要开启中欧智库网络工程。具体建议有三：第一，媒体战略与智库战略并举。智库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规律，在重大问题上要与媒体保持协同，避免单打独斗。第二，要实现欧盟智库与中国智库间的互动。欧盟智库有着较强的议题设置能力，擅长通过制造概念来吸引媒体，进而借助大众呼声影响决策，因此，中欧智库互动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第三，要把搭建中欧智库网络工程与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缘有机结合，通过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渠道进一步巩固中欧关系。
吕本富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教授
近十年来，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主要围绕“和平崛起”和“读懂中国”展开问题导向性的研究，具体涉及大国战略、周边战略、清洁能源、网络空间、创新创业、社会治理六个方面的内容。在研究这六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兴趣引领、问题导向、注重战略性、聚焦创新力、围绕生产力等研究特点。与此同时，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还与布鲁金斯学会、国际和平战略研究所等国际顶级智库进行交流，不断扩大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来源：光明智库 ，2016年0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