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智库与真相
上世纪20年代，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翰•杜威展开了一次针对报刊与公众的辩论。辩论的高潮，是1927年杜威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作出像书一样长的反击。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当中认为，大众通过不完整的、碎片化的媒体报道来认识世界，因此，大众无法了解真正决定集体命运的社会和政治事件。杜威则认为，公众对于社会实践有主动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虽然公众对社会发展趋势理解不全面，但是作为社会实践的参与者，他们可以通过媒体获取认知并推动事物的发展。
这场论争在智库产生之后似乎找到了折中点。纽约城市大学教授，智库研究专家Eric Alterman认为，智库产品实际上介于新闻报道和学界论证之间。它不像新闻界的变化那么快和零散，对具体事物的准确认识往往需要等上数年，也不像学界的研究有时会刻意绕开民生和热点。智库面向大众，关注公众关心的问题，旨在利用具有前瞻性的调查去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比如剖析学费上涨或教师评价体系以及改善之法。尤其在正经历信息技术革命的21世纪，智库产品兼具系统性和目的性的特点使它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业以及公共服务。
智库的勃兴
2015年1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TTCSP）推出《2014全球智库报告》（GGTTI）。
报告称，到2014年，全球共有6618家智库，比2013年减少208家。排在前三的分别是：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欧洲总共1822家）。
就整体趋势来看，20世纪80到90年代是欧美智库发展的飞跃期。以美国为例，1980年之后美国智库数量翻了两倍。仅在1981年到1990年间，美国智库的数量就增加了31%。20世纪后50年，欧美组建的智库占到他们智库总数的90.5%。进入新千年，美国与欧洲智库数量经历了连续11年的下降。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一些私募基金支持的智库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被淘汰。相对于美国，亚非拉及中东智库数量持续增长。尤其是亚洲，2000年之后的15年间出现了爆发性增长。以中国为例，2009年公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中国还仅有74家智库。短短7年时间，中国智库增加了近6倍。一方面，这当然与中国国力上升、智库影响力大增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智库整体建制趋于完备。
从资金来源方面看，欧美智库资金来源多样，除了政府资助，一半以上都是各类私募基金（包括学校）、各党派及下属机构的资助项目。美国智库的数量分布直接反映了这个特点。比如，大约四分之一（约400家）的美国智库都在华盛顿。一半以上的智库都隶属于大学。其他国家的智库、尤其是地方智库，主要依赖政府资助。
媒体智库的缺位
美国学者Ahmad Mahmood在2008年发表《美国智库和专家政治：角色、价值和冲突》一文。文中，他将智库按照内容分为四种类型：学术主办、商业定制、宣传和政党主办。通过《2014全球智库报告》当中的排名，也可以发现这四种类型的智库在各国的重要程度。
这些智库的运作有一个通用流程，即先由智库策划活动或产品，再通过媒体获得曝光度，增强智库在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最终吸引资金以维持运转。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媒体是智库产品与公众之间的中介。但是，媒体本身所办的智库却一直没有影响力。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媒体智库发布的报告数量少，内容零散，深度及专业程度不够，形成不了规模以及影响力。同时，媒体智库也很少能对政策以及公共服务方面产生影响。
以经济学人智库EIU为例，尽管这个成立于1946年的智库已经从2013年开始正式成为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独立运营的企业，与《经济学人》周刊(The Economist)是姊妹组织关系，且拥有一支由常驻世界各国的130多位经济学家、650多名分析师及资深政治与经济类编辑所组成的团队。但是，作为一家媒体智库，经济学人智库经常会表现出媒体的一些局限性：1、发布的报告更多的是面向公众，话题针对性不够。比如，《经济学人智库：中国2017年将成净对外投资国》、《经济学人发布全球生活成本排行:上海堪比纽约》、《经济学人集团陆健强：做媒体，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荷兰名列经济学人信息部“最佳出生地指数”第八位》，这些报告的指向性不强，难以成为真正的指导性意见。2、带有一种批评的立场。比如，经济学人智库在2007年曾批评布鲁塞尔在欧盟化的过程中丧失了本国文化特色。
媒体智库的六种优势
尽管媒体办智库在规模及影响力方面都不高。但是作为接触信息最广最快最全的机构，媒体智库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媒体智库：媒体的后援团
媒体在报道涉及专业领域或写作深度报道时，往往需要专家的意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赫宁格发现，报纸记者在引用专家意见时经常会出现两种问题：
1、 多次引用同一小群“专家”
赫宁格在调查中发现，媒体经常引用的专家，其中46%是隶属于大学,19%隶属于某个专业智库。最经常被引用的12个专家中，9位在媒体开设专栏，其他几位则属乐于跟媒体接触的人士。
2、引用专家意见不精准
有时，专家的意见有可能被曲解。纽约时报曾在2008年刊登过记者作假的案例。文章详细记述了美国主流媒体记者如何在2名电影人的博客当中寻找到假的研究员和假的研究机构，在未加考证的情况下加以引用。
这两个问题在媒体智库建立起来之后将得到改善，媒体智库储备的各方面专家，将成为媒体的后援团。在媒体需要时可以提供专业意见。一些专家也可以加入到媒体策划案的过程中，增加策划案的深度和准确度。
二、媒体智库：更好的公共服务与政策建议
媒体智库脱胎于媒体。媒体拥有历年报道过程中积累下的庞大数据库，这些资源将为媒体智库提供详尽的背景资料，使媒体智库可以迅速、准确地针对任何一个社会性话题进行研究。
纽约时报记者Lipton Eric在2014年曾针对美国最低工资以及行业关系网络进行研究。文章声称，美国就业政策研究所（EPI）表示，提高最低工资对于社会发展是有害的，并且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被用于智库研究最低工资的问题。这一结论在整体经济层面上看是科学的，但是媒体智库可以通过大量最低工资的案例及报道，从微观上对此进行描述，这样的报告有助于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相应的措施，以保障最广大民众的利益。
除了公共服务，作为民众与政府的连接枢纽，媒体还具有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职能。媒体智库在本质上容易保持这种功能。班尼特、萨拉等人在2011年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健康智库进行研究，通过列举孟加拉国、加纳、印度、南非、乌干达和越南等六个国家的案例，证明了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对卫生政策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智库既要保持管理和融资方面的独立性，又要与政策制定者保持强有力的联系，这一点对于政府制定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媒体智库：更客观的智库产品
智库的存在和运转需要资金的支撑。大多数智库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党派、商业定制、学校等。因此，容易出现以下问题：
1、 游说
竞选作为代议制民主的重要程序，需要各党派通过媒体不断游说。纽约时报记者Eric Lipton在2014年做过调查，认为美国有一大批智库都会接受来自各党派的政治献金，甚至很多智库的核心功能就是游说。美国《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编辑KenSilverstein和哈佛大学研究员Brooke Williams在《会见身兼说客的智库学者》一文中表示，在2013年对智库进行的田野调查证明了这种说法。在对美国顶级智库进行考察后，他们得出结论：“美国25个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中，有20个高级研究院都身兼说客。”在欧洲，情况也是一样。各党派由于立场不同，往往通过下属智库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分析。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学校教授Anna Longhini曾在分析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智库之后得出结论，多党制的国家智库的游说功能更强大。
游说功能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有时也会表现在国际地缘政治方面。比如，美国最受尊敬的中东问题记者Jeffery Goldberg在2013年列举过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卡塔尔曾捐赠数百万美元给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要求该智库做题为“卡塔尔需要什么？”的调查报告。调查的结论强调了卡塔尔的“不安全性”。Goldberg Jeffery认为这份报告使卡塔尔在中东的外交进程中增加影响力，以不安全为筹码，加剧了该国与更大的邻国在获取资源方面的竞争。
2、 经济实体成为权威
在欧美国家，智库为了保持形象上的独立性，有时不直接接受政府的资助。这一点在美国和德国尤为明显。智库维持的主要方式有商业定制报告、举办主题会议等。很多智库赖以生存的来源是本国及他国的大小公司。根据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 Leeson在2012发表于《比较经济学杂志》的文章《智库》的数据，仅2003年一年，美国亲市场智库就吸引了超过3亿美元的资金。
除了向独立智库定制报告，近年来，美国还兴起了企业自创公关公司智库的风潮。美国学者Lisa Graves在2013年调查的结果是，这类公司所做的调研，只有3%的项目产生于正规的专家和调研。
企业之所以如此热衷于通过智库发布报告，重要的原因是期望借助智库发布的权威数据和结果，掩饰自身追求利润的目的。
媒体智库的产生，可以避免这种政治游说以及经济实体的影响。首先，媒体智库除了发布企业定制的报告，也会根据自身属性发布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报告。它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媒体机构，其余资金的来源也比较多样，资金的稳定保证了媒体智库的稳定以及客观性。其次，通过自身强大的关系网，媒体可以最大范围地聘请专家，避免偏颇。
四、媒体智库：天然的发布平台与沟通渠道
智库产品需要借助媒体平台发布并进行宣传。通常情况下，智库成员通过开新闻发布会、在媒体开专栏、接受媒体访问、印刷出版等形式扩大智库产品的影响力。一旦智库产品的主题生僻、智库过小，或智库成员不善于利用媒体，智库产品就很难发挥作用，形成资源浪费。媒体智库在这个方面存在天然优势。
作为权威的发布平台，媒体智库可以更灵活机动地发布智库的结果。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引入公共讨论。比如通过自家媒体进行调查问卷，或就一个主题进行调研，或在结果发布后收集反馈。这些都是其他智库所不能完成的。
五、媒体智库：稳定的社会观察业态
作为一个机构，智库有一定在编人员。有的小而精，比如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有83人，学会总数300人。有的规模中等，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500多人。还有的规模庞大，达到数千人。这些机构各有侧重，经常推出一些引起世界各国关注的研究计划，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系列著作，《俄罗斯之手:总统外交备忘录》(2002)、《恐怖时代:美国与世界》(2001)、《在最高层:冷战结束的幕后》(1993)等。但是，没有智库可以实时地、事无巨细地观测社会当中发生的一切。美国政治家Howlett Michael在2009年通过讨论加拿大政策制定的经验，得出一个结论，由于缺乏资金和正当的理由，智库不能够长期处理和跟踪一个问题。
媒体作为面对社会层面最广的机构，在评估事件或社会现象时，不仅可以从宏观和理论上进行分析与预测，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微观角度对细节进行准确把握。这一点是其他智库做不到的。
六、媒体智库：媒体转型的一种尝试
互联网时代，媒体作为唯一信源的优势正在丧失。系统、全面、专业的分析是传统媒体突破互联网困境的一种途径。一方面，媒体可以针对市场承接国家经济分析、预测、风险评估、经济市场数据、日常事件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和管理战略等业务。也可以通过定制报告、举办高级会议等方式补充广告的不足。与媒体的其他产业，比如游戏、地产、上市、媒体加服务、办学等形成有益的补充。另一方面，长期接受最新最全的资讯的记者和编辑，本身具有成为智库成员的潜质。比如，上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已故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Susan Strange早期就是英国著名记者，她的代表作《国家与市场》几乎是政治学必读书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ul Krugman，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和博客写手；还有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记者们提供了社会变迁图，都证明记者的能力。
结论
智库在欧美各国发展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要。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期也需要来自智库对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局势等方面的意见。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曾专门强调过建设“中国特色”智库的重要性。
媒体智库作为一种异于其他智库的形式，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如何摆脱媒体浅显、快速的特点，上述六种优势为它提供了一些借鉴。目前以新华社瞭望智库、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为首的一批中国媒体智库正在组建，很多媒体研究院也具有半智库的性质，鉴于它们的实践，媒体智库的功能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有待探索和讨论的重要话题。
（来源： 中国报业，2015年11月26日；作者系浙江传媒研究院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