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吴楠 通讯员 姜涛）为推进民国史学术研究，促进青年学者的成长，形成民国史研究代有传承的学术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联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于8月24-25日在南京举办第四届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来自17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位青年学者与20余位知名专家齐聚一堂，围绕“整体史视野下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青年学者在交流中迸发出激烈的思想火花。
民国史学科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今年是中华民国史学科创建五十周年。半个世纪前，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在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以李新同志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创榛辟莽，于1972年秋在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在国内率先开展民国史研究。此后，民国史研究的开创者们坚持“力求材料可靠，能说清事实，并少作评论”的基本方针，明确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作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以往统治阶级只作为革命史的陪衬的局限，拓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成立后不到10年，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陆续推出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1卷）》《中华民国史（第1编）》等一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成果。1993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也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形成了南北民国史学界遥相呼应的局面，国内的民国史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也接连推出了《中华民国史纲》《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等优秀的民国史著作。
新世纪来，与民国史研究相关的著作和史料大量出版，学术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交流活动日渐频繁，民国史研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而聚全国几代民国史学者之力集体撰写的《中华民国史》36卷本（含《中华民国史》16卷、《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于辛亥百年之际正式出版。这套代表民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前后历时40年完成，奠定了民国史学科的研究基础，构成了民国史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
近年来，民国史学科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海内外民国史史料的不断扩充，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引入，民国史研究持续推陈出新，亮点频出，也涌现了大量的后起青年才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特别重视民国史领域青年学人的培养。2016年起，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先后举办了三次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今年，虽然疫情仍有反复，但是在各方努力下，第四届民国史青年论坛最终顺利在南京大学召开。
多方位深化民国史研究
本次会议围绕“整体史视野下民国史研究”主题，参会论文史料扎实、立论精深、多有创见。新生代学人普遍能熟练运用史料分析技巧，阅读多语种史料，档案文献来源亦日趋多元化。例如，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刘宝吉利用北洋时期山东某基层警备队师爷日记，从微观史的角度对北洋军阀政权治下的社会生态予以多方面的透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李发根利用台湾地区所藏北洋时期水利局、农商部档案，探讨导淮委员会背后中央与地方、军阀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黄文治从中共地方革命史料，讨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安徽组织建设上的演进逻辑。
青年学人还拓展了理论视野，根据各自的研究议题，或采用特定的研究范式，或利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例如，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刘诗古便着眼于长江中游的江心洲——桑落洲和张家洲，讨论其长时段的自然演变、人群对自然的改造与滨水人群围绕资源展开的互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梁晨借助量化分析分法，研究近代中国大学生家庭背景与学业发展间的关联。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箫白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多维度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南京江浦地区的开发与县域划分。
本次会议还有多位学者从情感史角度出发，讨论民国时期家庭与女性生命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毓从精神和人格状态出发，提出西方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话语不能完全解释中国革命女性的经验。她认为，在中国革命女性的生命实践中，可能蕴含着一种能够使人突破“自我”获得成长、超越个体的现代女性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妍杰提出，重视五四中的情感因素，是对过去偏重强调五四运动启蒙理性一面的试图纠正与反思。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王昭借用社会经济学中的“网络”视角，通过分析由都市职业女性情谊而织就的社会网络，在传统网络缔结的一般要素之外找到新的支持系统。
传统政治史也有新面向，青年学者更关注复杂权力网络与结构化问题。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严海建认为，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四人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权势兴衰既可以在国民党派系格局演变的脉络中展现，同时也可以在权势资本的升降起落中加以认识。
此外，会通民国史与革命史，不仅能拓展民国史的研究视野，而且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孙扬从党史研究化“弊”致利的角度，申论其对拓展民国史研究可能提供的三大启示，即“超越学科”“理论自觉”和“当下追寻”。
处理好整体与个案的关系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生、曹大臣、岳谦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朱庆葆，教授李恭忠、李玉、陈谦平，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叶美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等十余位学者分别对就民国史学科创立初期情况、学科发展历程、青年学者学术关怀与学术积累、民国史研究视野的拓展等重点问题发表见解。
朱庆葆表示，民国史研究要强调“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双轮驱动。好的历史研究大多是以小见大，是在整体视野下的个案研究。脱离个案研究的整体研究如同空中楼阁，站不住脚。同样，做个案研究的学者也应有整体历史视野的关怀，需要了解整体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免以偏概全。
谈到如何从整体史视野下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汪朝光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国家档案馆藏着一段长沙会战大捷后长沙民众游行的影像。“在三分钟的影像里，你会发现所有游行者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而且他们唱的歌和这一段影像的背景音乐都是《义勇军进行曲》。”他说，如果就事论事，你会觉得他们精神振奋、情绪激昂。但如果从整体的视角去观察，往后推10年，你就会想到，在1941年左右，《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是中华民族的象征。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顺理成章的。再往前推，《义勇军进行曲》是左翼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左翼电影又是以中共为主要推手的文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通过左翼文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此，通过这首歌将政治、文化、社会联系起来考察，可以开展相应的整体研究。
谈及根本议题与整体性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瞿骏提出，年轻学者做论文不必强求完全的整体史的呈现。以一棵树作比喻，不必树枝、树叶、树干都呈现出来，但要能够做到在呈现树枝、树叶的同时，树干的影子、形态要有所呈现即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树干就是那些根本性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一是民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二是社会科学的基本议题，如人口问题、社会流动等；三是研究论文时刻要关注这篇论文写给谁看，有多少人愿意看。
“民国史研究要在继承前辈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求新。”李恭忠表示，50年来，民国史研究有基本的关怀有传承、也有创新，视野日益开阔。金以林提出，青年学者做学术研究，千万不要追风。陈谦平建议，民国史研究者要有新的思维和宽广的视角，这不仅是指从整体的视野看民国史研究，甚至包括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要局限于近代，还要留意古代。陈红民希望，青年学者不仅要做好自己的研究，还要为整体的民国史研究多点使命感和责任心，为学术共同体发展多出些力。（责编：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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