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村土地的集中经营被认为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因为相对于传统的小农经济下的生产方式，规模经营既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也利于监管部门进行管理。许多学者认为，规模经营有利于纠正农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从而改善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如柯炳生（2005）①柯炳生：《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1期。 、张曙光（2010）②张曙光：《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管理世界》2010年第7期。 研究指出，小户经营是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等过度使用的直接原因，不仅造成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也带来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而对于农业生产大户来说，经营规模的提高，意味着政府监管力度的增大，同时由于其生产规模大、产量高，一旦出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所面临的损失也就越高。因此，基于政府监管部门的制约和市场机制的调节，规模经营的农户能够采取更为安全的生产措施。但是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农户的生产行为并不只是受到外界条件（如经营规模）的影响，个人意向等因素可能会降低外界条件对其的影响。杨志武、钟甫宁（2010）认为农户做各类生产决策，从众心理的影响不可小觑，农户生产中种植决策及生产技术具有较强的可模仿性，农户会和周围的农户采用同样的生产技术，种植同样的作物③杨志武、钟甫宁：《农户种植业决策中的外部性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1期。 。同时也有研究指出农户行为多受上一期或者上几期生产行为的影响，如果外界环境没有太大变化，农户通常会沿用之前的生产决策。这些因素都可能会降低经营规模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或者说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那么，经营规模扩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到底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厘清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系，重新审视现阶段农业产业政策对两者关系的定位，有利于科学决策。
二、实证基础
张云华等（2004）张云华、马九杰、孔祥智等：《农户采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对山西、陕西和山东15县（市）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1期。 、周洁红（2006）周洁红：《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396户菜农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11期。 等在实证研究中均指出经营规模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营规模大的农户能够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旦出现问题对其自身的影响也更大，出于利益的考虑，这些农户会更加看重自我管理，规范自己的生产行为，其产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程度也更高。然而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是否是可信呢？
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缘由来看，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可追溯所造成的市场失灵是根本原因。农产品同时具有搜寻品特性（如外形）、经验品特性（如味道）和信任品特性（如农药残留），其经验品特性和信任品特性意味着生产者掌握着比购买方更充分的信息，由于购买方无法对农产品的安全性做出正确判断，导致了农产品市场的“柠檬化”，以次充好、“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普遍发生。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可追溯不仅直接导致了消费者的福利损失，更使消费者对生产者的不信任感普遍滋生，从而增加市场交易成本。欧盟与其他发达国家将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重点放在了建立农产品可追溯体系上，禁止不具备可追溯功能的食品进入市场。我国自2004年也开始着手建设食品可追溯体系，至今仍难以建立一个责任追究、全程追溯的体系，究其原因不仅是追溯的内容及技术等方面缺乏可实施性，更大的问题在于被追溯主体的“素质”（即农户意向）良莠不齐。
经营规模的扩大可以提高追溯技术的实施力度，但是对于是否能够提高被追溯主体的“素质”则是不能确定的。农户并不会因为经营规模的扩大就提高自己的“素质”，采用更为安全的生产技术，农户的行为表现为更为复杂的模式。农户扩大经营规模，不一定是源于自身的发展需要，有可能是因为扩大经营规模会获得政府的补贴扶持，这种利益上的考虑与其自身“素质”的提高是毫无关系的。在“素质”没有得到提高的前提下，农户的生产行为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笔者调研时也曾遇到），经营规模扩大后，农户采用安全（却有可能是低效的）技术造成的减产等损失可能更大，其生产方式会更加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当农户经营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当地政府一般会将其作为示范户，对这类示范户的管理程度反而会降低，相对应的，这些示范户的产品安全性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在关于农户行为的理论研究中，社会心理学派（JoyceW.等，1999）认为农户并不会仅仅因为外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对行为的态度和行为目标是影响行为的中介变量Joyce W, Deary I J, Barry Dent, et al，“Farmer’s Attitudes, Objectives, Behavior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theEdinburgh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on Farms”，Journal ofVocational Behavior,no.54,1999,pp.5-36.。根据Gasson（1973）的理论，农户的目标可以分为工具性目标、表象目标、社会目标和本质目标，农户的行为是综合各类目标所实施的结果，而不只是单纯追求经济理性决策行为，同时农民决策行为中的价值、目标和非经济因素也应作为补充变量放入其经济理性模型Gasson R，“Goals and Values of Farmers”，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24,no.3,1973,pp.521-537. 。此后，Fishbein、Ajezn提出的社会心理学中的理性行动理论（TRA）第一次切实地证明了行为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Buttel F.，2001）Buttel F，“SomeReflections o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grarian Political Economy”，Sociologia Ruralis,vol.41,no.2,2001,p165.，而计划行为理论（TPB）对此作了进一步完善，也成为研究农户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意向是最接近行为的中介变量，行为意向受对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三个内生变量的影响，外界条件通过改变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从而改变其行为意向以最终改变其行为结果。
经营规模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中间牵扯到个人意向（即“素质”）变量，本文将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模型对这一观点进行验证。农业生产投入存在着惯性，当期生产行为受上期生产习惯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农业生产的前期特征作为农户行为意向的替代变量，并纳入实证验证模型，以期在更为合理的设定下探讨经营规模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
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中国各省份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数据来源。文中涉及到的各变量统计数据来源于2003-2013年各年度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的缺失，本文选择了除重庆、港澳台以外的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二）实证模型
本文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构建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
其中，AQit表示农产品质量安全程度，L1表示AQit的滞后一阶项，ASit表示经营规模，反映地区的平均经营规模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Dit表示ASit的虚拟变量，考虑到不同经营规模下的农业生产投入本身就存在差异，所以本文在模型中也加入了经营规模的虚拟变量，反映不同限值范围内的经营规模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其中GDPit为经济增长，ASSit为种植业结构，TECit为农业技术进步，FPPit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政策。ηi为各省的未观察因素，εi为随机扰动项。
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化肥、农药的施用量之间息息相关，化肥的过量使用会造成土壤中镍、铜、钴、砷等元素超标，这些元素被农作物吸收后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将是严峻的。农药残留更是作为农产品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程度详化为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施用量，施用量越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程度越低。根据现有的理论及文献，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作用机理如下：
1. 经济增长变量，用人均GDP表示。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施用量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同向变化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可以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结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国或地区的环境污染情况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为“倒U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也较轻，之后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当地环境污染的程度将呈现上升的态势；在达到一定峰值之后，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程度会呈现下降的趋势。
2. 种植结构变量，采用粮食作物与非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之比表示。非粮食作物主要指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与非粮食作物的化肥、农药的投入强度是不同的。种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两者种植面积之间的此消彼涨，对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有很大的影响。化肥、农药的施用量会随着种植业结构中经济作物比重的上升而上升，相应的产品质量安全程度会下降。
3. 农业技术进步，采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依据朱希刚（2002）朱希刚：《中国“九五”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5期。 采用的生产函数法估算。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来源中除了物质和人力资本，其他主要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农业生产领域也不例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技术进步满足消费者对食品“量”的需求，增加了农产品的产出，但同时也造成环境污染的加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下降。
4. 农产品质量安全政策。政府监管的介入对于纠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市场失灵有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的政策有很多，由于本文对农产品质量的讨论主要分为农药和化肥两个方面，所以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和测土配方施肥政策。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目的在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保证农产品消费安全，基本实现主要农产品生产和消费无公害。计划从2002年开始在试点城市启动，到2005年与行动相关的行业标准、质量监督体系、质量安全检测等措施在全国得到大范围的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政策是引导农民根据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的结果，科学地使用配方肥，从而达到降低化肥使用强度的目的。该政策从2005年开始在全国广泛推行。因此，针对这两项政策设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政策虚拟变量将以2005年为分界点，在2005年以前赋值为0，2005年以后赋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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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估计与结果讨论
已有的微观实证分析大都采用截面数据，较少的考虑农户过去的生产行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的影响。因此，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农业生产的惯性对不同经营规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为了对比考虑和不考虑农业生产的惯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考虑到省级面板数据无法满足随机效应模型下的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假定，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静态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化肥使用量和农药施用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均通过了参数联合检验和模型整体效应检验，表明参数与模型整体上相当显著。由表2可见，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均表明生产规模与化肥、农药的施用强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且回归系数是显著。换句话说，在地区内平均经营面积的角度上，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同最小规模的生产相比，中高规模经营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但是整体都呈现出促进我国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趋势。可以看到，在达到大规模生产之前，单位面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都是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加而逐步增加的；在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内，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加，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仍是增加的，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是减少的。以上分析证实了以往学者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全面。
除了静态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之外，本文在模型中纳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结构下对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系进行分析，主要采用一阶差分GMM估计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模型的估计值是无偏和一致的，同时也通过了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实证结果表明：
第一，化肥使用量和农药施用量的回归模型中因变量的滞后一阶项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与预期一致。这说明无论是化肥使用行为还是农药施用行为，都显著受其上期生产行为影响。
第二，在化肥使用量和农药施用量的回归模型中，经营规模与因变量之间均呈负相关关系，与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结果一致，说明地区的平均经营规模越大，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越少，相对的，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程度也越高，但是经营规模对农药施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经营规模虚拟变量系数的符号也与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结果一致。单位面积化肥的使用量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在生产面积尚未达到大规模经营的拐点之前，单位面积农药的施用量和经营规模呈正相关；在拐点之后，两者呈负相关。结论表明了现阶段过分强调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同向增长的政策是无法获得预期效果的。在化肥使用量和农药施用量回归模型中，人均GDP变量系数为正，平方项的系数为负，且两个模型中的影响效果均显著，与预期一致，这一结论与已有的众多研究结果相似。经济增长与农业投入品使用量是同时增长的，而经济增长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平方项的系数为负，也对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了验证，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增长，化肥、农药过量使用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只是说明了过去某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和农业投入品施用强度间的关系，无法预测未来。
第三，防治政策对化肥投入强度有负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这表明2005年启动实施的测土配方施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化肥投入强度。实际上，测土配方施肥政策能够给农民带来切实的收益，除了可以提高农民肥料的资源利用率，减少因不合理施肥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同时也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从而增加作物产量。然而，由于政策长期实施后的懈怠性，回归结果中防治政策对化肥投入强度的影响不显著。相对应的，农药管理政策对农药投入强度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这说明防治政策对农药施用强度的影响是负的，农户的生产行为并没有随着政策的实施而变得更加规范，反而是越来越不规范，主要是因为农药管理政策没有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本问题，没有将食品安全成本收益与农户的成本收益挂钩，农户在无法获得更多收益的条件下，是不愿意遵循这类政策的。此外，造成回归结果与预期不符的原因还可能是样本分布不均，样本所属的时间段在2005年前的较少，之后的较多。
第四，在化肥使用量和农药施用量回归模型中，种植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化肥、农药投入强度的影响不显著，系数为正。种植结构的回归结果与预期不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计算方式有误差，一是经济作物的实际播种面积无法获得，采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之比来反映种植结构，不能如实反映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相对关系；二是技术进步中对土地要素投入的面积采用了农作物播种面积，无法计算出真实的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的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但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片面注重农产品产量的技术发生双向正负相抵，导致两者的合力效果不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的关系。大部分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但在考虑到经营规模扩大对农户“素质”的影响时，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比较复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静态回归分析显示，各地区内的平均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对经营规模进行划分后，发现在生产面积尚未达到大规模经营的拐点之前，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在大规模生产的拐点之后，两者的关系不确定，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农药施用量则是减少的。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的关系并不如已有研究中所述的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引入前期生产行为后的动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同时发现，农业安全生产行为显著地受其上期生产行为的影响。此外，经济增长对农业投入品的施用强度影响为正，且影响显著，经济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两者之间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化肥管理政策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为正，相反农药管理政策的效果就没那么显著了；种植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农业投入品的施用强度呈正向的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过分强调通过扩大经营规模来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政策建议是不可取的，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正相关性关系。相对应地，农业安全生产行为显著地受其上期生产行为的影响，应该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规范农户生产行为上。此外，农药管理政策的实施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亟需出台新的农药管理政策，更正其着力点，改变其作用方式，通过将农药管理与农户成本收益挂钩的方式来加强农药的监管力度。(《求索》2015年 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