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
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外交政策计划兼智库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计划副总监及McGann协会主席。他曾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美国国际开发署、索罗斯基金会等组织担当顾问；并在多个非政府组织、公共政策和民间多项公众参与组织担任重要职位，曾与100个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有过合作。
作为外交政策和智库研究方面的专家，麦甘认为，虽然中国智库起步比美国晚，但是随着对评估标准理解的不断加深和自身研究水平的不断完善，中国智库发展的蓬勃景象指日可待。麦甘对习近平主席支持智库发展的政策表示赞赏，他认为现在是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同时，今年是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开展十周年，麦甘一直致力于该排名的完善，他表示正在考虑将连续3年都在各领域智库榜首的机构纳入特殊分类领域，这样，其他的机构可能有机会攀至榜首。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下，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智库不断发展并保持活力的良方。
对话Time
记者：您知道，与美国相比，中国现代的智库起步晚，缺乏数据支持，评价标准也不完善。就此，您认为当评估智库时我们怎样能避免这一问题？
麦甘：我认为现实是这样的：随着对评估标准的理解逐渐加深、中国智库的表现水平稳步提升，中国智库的数据水平及整体表现也将随之提高。正如现在，中国智库在全球的作用不断凸显，因此，我认为，中国智库水平的提高只是时间问题。
记者：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建立科学的智库评估体系？
麦甘：实际上，全球智库排行的研究方法很适用于中国，而且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组织机构已经采用了该方法。中国智库当前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智库的数量及鉴别并不明确，这也是中国智库面临的一大挑战。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指标与您所指的指标有什么区别？我的意思是全球智库指标。
麦甘：我认为就这个问题而言，两者的区别在于，我统计的排名是全球性的。例如在去年2015年，来自123个国家的5000名参与者与学者参加了排名，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亚洲。相较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统计的是中国国内的数据，而我统计的是全球数据，这就是区别所在。这种区别也许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统计的排名体现的是中国专家及同事的排名，并不具有全球性。因此，这是对中国智库的观点与评估，不具全球性。我想这就是中国指标与全球指标的主要区别。
记者：请问您在工作中会参考中国的智库指标吗？
麦甘：是的，我会这样做。我主要在研究时会这样做，因为专家组会询问我这些问题。因此我会参考每个国家的指标，这样就可以了解他国是如何评估它们的智库并为智库排名的。
记者：您参考最多的是哪个科学院的指标？
麦甘: 我不会倾向于某个科学院，我会看机构的总体数量。这些机构开发了包括习主席在内的名单，以及中国前25个领先智库的名单。我会整理这些名单，观察其相似点与不同点。我发现这样很有指导意义，因为我们能看到跨机构所得出的共识，而非依赖单一机构。
记者：好的，您很了解中国智库，那您怎样评价中国的25个领先智库？
麦甘：我认为它们非常优秀。我做了很多研究，也和中国的同事讨论过，在某些领域主要智库是否会有提高。习主席鼓励投资,激发人们对中国智库的关注与支持,这点是很值得赞扬的。就中国智库及其改变而言，现在是重要且关键的时刻。对于一生都在研究智库的我来说，很荣幸能够见证中国智库具有活力的发展及重要变化。
记者：好的，下一个问题是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现在进展如何？
麦甘：我们于2006年开始统计排名，今年是10周年纪念日。每年我都提供并搜集全球智库数据，考虑如何完善排名。排名每年都有所变化，在这次的10周年纪念，我们将体这个现排名的重大变化。
记者：您能讲讲具体细节吗？
麦甘：我们可能会每隔一年与排名机构，包括地区机构合作。我也在考虑那些连续3年都在各领域智库榜首的机构，那些智库会进入特殊分类领域这样其他的机构可能有机会攀至榜首。
记者：今年与去年相比有没有变化？
麦甘：是的，我刚刚提到过，比如布鲁金斯学会自排名以来就是顶级智库。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种可以让其他智库有机会提升至榜首的特殊分类以及其他分类。我们也会从每年为各门类排名转变为每隔一年排名。因此，这会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记者：好的，谢谢。
麦甘：不用谢。
(来源：盘古智库，2016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