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2015年年底，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主席罗辛顿•梅德霍拉（Rohinton P. Medhora）与联合国大学高级政策顾问约翰•德•布尔（John de boer）就外交政策智库的发展与影响力进行了一次长谈，追溯了外交政策智库的历史，探讨了未来外交智库的发展与定位等问题。本文截取了谈话中的部分内容，从中窥探加拿大外交政策智库的发展，以及加拿大与美国智库间的异同。
外交政策智库的发展
布尔：表面上看，智库致力于为公共政策提供观点和分析性的支持，迄今为止，智库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您看来，在百年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处理过程中，智库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梅德霍拉：我们通常认为成立于1831年的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Studies）是世界上第一家智库，之后，“智库”这一名称才被人们广泛使用。第一家智库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智库发挥重要的作用。对加拿大而言，本国关于贸易、金融、气候变化、安全等领域的主张和声音透过智库得以彰显。
通常，我们认为智库的目的在于影响政策。举个例子，2005年，美国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Development）的哈佛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委派了一个专家组去观察他思想的实施过程。两年后，经过勤奋的推广，加拿大、意大利、挪威、俄罗斯和英国5个国家与比尔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ation）联合推出了一种治疗肺炎球菌病的疫苗。2010年，首批疫苗得以推广。之后在其他地区，甚至是农业等其他产业领域里都获得了成功。全球发展中心和基金会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催化剂的角色。只不过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导致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往往很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个单一的人或组织，甚至是某一篇学者的文章。
布尔：《纽约时报》、《卫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曾指责智库存在“以权谋私”的问题，智库因此而面临更加严厉的“审查”，您怎么看？
梅德霍拉：我认为媒体言之有理，但我们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思考“以权谋私”的问题。智库最终会影响政策或观点，好的智库是基于事实证据开展自己的研究活动，并对公众讨论做出贡献。对智库的资金、科研动机及其工作进行详细检查和监督是很重要的。2014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外国势力“购买”智库影响力》披露了资金或捐助者会左右美国一些智库的活动。作为该项调查的对象之一，全球发展中心的回应颇具启示性：全球发展中心确实曾接受挪威政府的资助，影响了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森林砍伐的援助政策，但按照全球发展中心的说法，智库只是接受了挪威政府的资助，支持了一个既定存在的政策，扩大了影响力而已，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一个并不存在的立场。
“以权谋私”现象的关键在于智库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和与之相关的协议。只要智库本身能够确保捐助者不会影响所捐助项目的进程和结果，那就没什么问题。政府、媒体和公众都可以通过一切信息去判断智库工作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美、加外交政策智库的区别
布尔：在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经常被视作是“美国”，甚至是“美国资本”的同义词。美国智库扮演了多重角色，例如充当重要思想与行动的催化剂、激发公众辩论、助力政策议程，或者监督政府、向政府施压等等。而加拿大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您如何评价加拿大外交政策智库的作用？
梅德霍拉：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在加拿大，智库的概念与美国的智库概念也有所不同。
首先，对美国而言，民主和资本的力量为智库发展创造了特有的文化，这种文化也遍及了全世界。现在，美国智库已经建立起了许多分支机构或姐妹组织，与当地的组织联盟，整个过程将美国智库模式逐渐扩大到世界其他地方。
其次，从语义角度来看。你问题中提到的与智库有关的各种功能和作用都非常具有美国特色。美国与加拿大智库的区别，除了二者所运行的大环境不同以外，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与其他国家智库在机构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官僚主义本质。在许多联邦国家和法语区国家，有一个截然不同并且永久性的官僚机构，专门为当前的民选政府工作，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又独立于政府。在美国，当行政机构发生变化时，中、高级干部官员的排序不会有大规模的变化。我们常常低估了政府中周期性的人员变动对美国智库文化带来的影响。这一点上，加拿大截然不同。
第二，加拿大智库既不是培育未来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地方，也不是人们为了再次回到政府部门之前充电的地方。因此加拿大智库对政策产生影响的方式和途径与美国智库也不同。
第三，两国之间智库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资源的获取。在美国，私人慈善事业为智库提供支持已由来已久，且颇具规模。但在加拿大，除了全球治理创新中心以外，智库都没有庞大的捐款来源，外交政策领域更是如此。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我可以肯定美国用于公共政策发展和讨论的私人慈善经费数量要高于加拿大。正是因为美国智库不断为自己的工作寻求资金支持，才促使《纽约时报》做了那项关于智库研究成果和资金的调查。
最后，加拿大的大学系统中有许多好的、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的研究所，但在大学之外，这样的研究所却很少。这也是两国的区别之一。
加拿大外交政策智库面临的挑战
布尔：你如何看待加拿大外交政策智库的未来？他们能在哪些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加拿大外交政策智库将面临哪些挑战？
梅德霍拉：全球事务处理过程中，国家地位和智库的影响力之间似乎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加拿大外交政策智库与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地位也密不可分。
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在和比自身优秀的对手竞争过程中的表现是出色的。长远来看，加拿大依然是解决许多全球问题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G20峰会，和一些经济议题领域。很难定义加拿大智库会在哪些具体领域里发挥某些具体的作用。如果主要考虑加拿大的外交政策，那么智库的重心将会由当前发展情况，或对未来事件的预见来决定。
加拿大外交政策智库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在国际问题领域公共预算和私人慈善捐助有限的条件下，获取充分和可持续的资源，吸引国内外优秀的专家。其次，当前国际问题学者和业界人士普遍关切核安全问题、金融稳定性和新技术在健康和传播领域的推进与应用等。为了应对以上问题，智库需要更多的前外交官和国际关系分析师，为这些具体问题提供专业化的知识。未来，或许懂政策和治理的科学家会更受智库的青睐。最后，未来“国外”和“国内”两个概念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以加拿大本国政策为主要关切的智库必须意识到国内政策也会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在溢出效应不断增加的今天，杰出的外交政策智库一定是对国内政策也十分关注的智库。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