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茂松，男，1946年出生，湖南岳阳人。经济学教授，现任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湖南省经济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首届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南省委重大决策咨询智囊团专家。他提出了“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理论”“垄断结构企业范式理论”“职业企业家阶层理论”“家庭经济行为理论”和“农业工业化理论”等标志性学术思想。在我国经济学权威刊物《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中国软科学》《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和《新华文摘》等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40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20多项，先后有10多项成果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和优秀课题成果奖。20世纪90年代先后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湖南省优秀理论工作者。1994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省级一等奖；2015年获得由《经济学家周报》组织评选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2014·经济学人”荣誉称号。
回首往事，我所有的一切都应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一个曾经的学徒工，在学术事业方面获得了较大成功，攀登在学术生命的高峰，这场生命蜕变之旅，在我心底留下深深烙印。我出生于1946年5月，您且莫急，待我为您沏一壶好茶，听我讲几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一腔热血自学成才
从小学起，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品行兼优，但因家庭成份错划为“工商业兼地主”，因此高小毕业时未能“考”上国办中学，当时父亲十分生气，以为是我学习成绩不好，我着实委屈，顶了几句嘴，却也不敢多言。幸而在插旗公社民办的农业中学读了一学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就如此，家庭成分的错划致使我无法继续完成学业，自此，读书一事便耽搁下来。
1960年3月，常德冻肉厂来镇上招工，镇里的人大都不愿意走出去，而我当时没有学上闲在家里，又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就特别想去，父亲也支持我，于是我兴奋地前往招工处报名。
我当时不满14岁，没有达到16岁的招工龄限，为解决这一难题，父亲带领我来到镇政府，找到当时镇党委刘书记说明了情况，经刘书记与招工单位协商后我才被允许招入。我与镇上同招的十多人坐上小木船沿藕池河而上到南县茅草街，再坐轮船转到常德德山工厂，自此，在常德肉类联合加工厂当机械维修学徒工，从而开启了我人生新的篇章。
在三年的学徒期里，我不怕吃苦，勤劳肯干，我学到许多知识。历经春秋三载，转眼到1964年，当时国家实行“企业下马、工业下马”，厂里大多数人下放回家务农，对于自己的去向，我的脑袋却是一片迷茫。但我相信，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努力的人就会有收获，这种收获可能就在一个不经意的小转折中体现。厂里的人事科长见我比较优秀，就让我留了下来。之后，我便在湖南省供销社常德地区办事处（简称常德地区供销社）当通讯员，负责三方面事情：送信函到相关单位、为一些出差领导买车船票、打扫领导办公处卫生。
我每日重复着相同的工作内容，然而，在一次卫生打扫时，我的人生轨迹又发生了改变，我给自己定了新的目标，这还得从莫先生说起。
莫先生是老牌大学生，时任常德地区供销社副主任，我经常打扫他的办公室卫生，他见我做事很勤快，年纪很轻，有一次便对我说道：“小刘，你不能天天搞卫生，你这么年轻，你要学习，我看你还比较聪明，要抓紧学习，你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我告诉你。”莫先生的话点醒了我，唤起了我对读书的渴望，从那以后，我便走上了漫长拼搏的自学旅程。
我首先在常德市职工文化补习夜校读了初中和高中的主要课程，集中学习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等课程，不仅如此，我还用“剽学”的方法学到了不少知识。
常德地区供销社办公室李光中主任的文章写得好，口头表达也很好，富有文采，我经常跟在他身边学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思考问题和写材料的方法等，长此以往，我的能力逐渐增强，知识面也越来越广。我将所学之能全部用到工作上，踏实办事，基于我工作出色，品格优秀，组织上安排我兼做机关的行政会计。
自此，我身兼两职（通讯员兼行政会计），这对我来说，这代表着自己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给了自己极大的鼓舞，自己也从中感觉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从此以后，我对自己充满信心，更加勤勉自学。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我联系实际工作的需要刻苦自学取得了成效，1990年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我“全国职工自学成才奖”。
“第六只鸡”的经济学思考
1973年，党中央提出“三个三分之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任务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发展集体经济。为此，省地县党委向农村派出“三分之一工作队”，我当时被抽调到工作队，派驻临澧县珠日桥公社马家大队，并担任工作组秘书。
割资本主义尾巴有个硬性规定：每家每户养鸡不能超过五只，第六只以上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要以粮为纲，不准农民私自外出搞副业；等等。我们驻队工作组的任务在村里搞社会主义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农户家里查鸡茏子，看农户养的鸡是不是超过了五只。
我开始疑惑，为什么第六只鸡是资本主义尾巴呢？它的味道跟前五只鸡是一样的啊！我非常纳闷，第六只鸡既然是资本主义产物，那么它的味道应该是臭的呀！为何跟前五只鸡是一样的？我当时想这应该不是鸡本身有什么问题，是人对养鸡这件事的看法问题。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开始不停地查阅资料，加倍努力地学习。
《资本论》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巅峰之作，我想从这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答案。这对于没有系统上过正规大学的我来说，相当难，仅凭我当年在常德市职工文化补习夜校学习的一点点知识来理解《资本论》，真是困难重重。
为了读懂这本书，我在边读的过程中查阅大量相关资料，配以辅助学习。工作组员驻队实行“三同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白天我就同村民一起努力干活，晚上的时间由我自由支配。当别人呼呼大睡时，我就从宝箱里拿出《资本论》原著和解读本来读，从书中我接触到了“商品”“价值”“市场”“价格”“必要劳动”“商品生产”“生产价格”“剩余价值””雇用劳动”“剥削”“资本主义现象”等许多概念和原理，但不管我怎么查，也没有找到“第六只鸡以上是资本主义”的说法和理由。
经过这段时间仔细阅读《资本论》，我渐渐明白了资本主义是何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借助雇佣劳动来创造剩余价值，产生剥削。
我开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农民不是资本家，靠自己的劳动生产生活，养鸡和搞副业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并不存在雇佣劳动和剥削，又怎么会有资本主义尾巴一说呢？我大胆怀疑、猜想，当时这种提法和规定肯定是存在偏颇的，是有些问题的。由此，我体会到，一个人应该持以正确的认知，对原则与制度等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盲从。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学习很重要，要坚持不懈地学习下去，以知识的精神力量来改变自我。
正是从这以后，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它缓解了我当时苦闷惆怅的心情，在我生命画卷里添上了七彩的一笔。此后，我还学习了历史唯物、辩证唯物主义和逻辑学，在生活工作中，我常常运用经济学和哲学思维来看待世界，解决问题，这对我的生活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
农资物流优化管理
在三分之一工作队的日子里，我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总队领导的认可，工作队的驻队工作结束后，我被调往常德地区商业局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负责材料写作及情况收集等。由于做出了一些成绩，后又提拔为常德地区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专心做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
职位的提拔让我激动，也很感谢领导对我的赏识，给予我机会施展拳脚，为了肩负起岗位职责，办好实事，不辜负领导的期望，从那一刻起，我对自己的要求愈加严格。
公司的管理流程极其复杂，涉及到相当多的经济和农业层面的知识，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我自费到太原找到山西财经学院（现山西财经大学）学习经济管理知识。之前，我的一篇文章曾在山西财经学院学报刊发，该学报编辑部褚副主任由此与我结识，得知我的来意，他主动提供帮助，为我找到了一套完整的本科商业经济管理专业课程教材，我买回后，按大学的教学纲要进行系统和规范的自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资商品的供应方式提出了新要求。而公司农资流通部门还在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粗放经营，亏损支农，并认为亏得越多支农贡献越大。“如何做到既科学支农又扭亏增盈”成为我当时思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难道做好支农工作就一定要亏损吗？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运用自学的商业经济管理知识，一方面，研究农资流通体制改革方案，提出实行县基批零一体化专业经营体制，把农资企业办成商品供应同技术服务相结合的“一条鞭”专营企业；另一方面运用所学的最优化方法，选择系统分析、线性规划、价值工程、回归预测、存储论等数理优化模型，对农业生产资料物流的市场需求、产品配送、包装选择、运输路线、库存数量以及供应方式等进行多环节全程优化管理，以最优的品种品质和最小的成本供应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农资商品。这样，既能为农业生产提供优好的物质条件，又实现了扭亏增盈。
1980年，我所研究和实施的农资物流优化管理，为公司一举扭转连续12年亏损，物流费用率由6.23%下降到3.5%，对我国农资公司系统的体制改革和经营管理产生了巨大的表率作用，我所在的常德地区农资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因此成为全国之典范。
之后，我将这些作法进一步从理论上概括写成了《农资商品物流管理最优化研究》（又名《论最优化方法在农资商品物流管理中的应用》）论文。
1983年11月，国家经委和中国最优设计管理研究会联合召开的首届全国现代管理最优化学术交流会，在全国征集了300多篇论文，最后评选出10篇优秀论文，而我所写的《论最优化方法在农资商品物流管理中的应用》被评为十篇优秀论文之一，排名第二，我还在大会作了学术交流报告，《经济参考报》在头版报道这次会议新闻时特别点评了我这篇论文。
后来，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文分解为三篇专题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科院办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办的《系工程理论与实践》和北京大学办的《经济科学》杂志上。
铭记于心的大破格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思想解放、政治清明、百花齐放、创新涌动的年代，给予我更多的机遇，我开始走出常德，到更远的地方去学习。
我对经济学越来越痴迷，为了提高自身学术素养，接触更多新颖观念，我只身南下广州，北上京津，多次参与学术研讨会议。在全国供销总社企业管理会上，结识了暨南大学张永安副教授，他私下告诉我，很欣赏我的发言，得知我的工作情况，他便推荐我去学校授课，我也心动了，于是选择了深圳大学。
去深圳大学试讲的那一天，学校杨副校长和经贸系廖主任、商业企业管理教研室全体老师在台下望着我，虽然有点紧张，但我放开一搏，比较好地完成了试讲，结果令我很惊讶，杨校长当场宣布我被录用，要我单独开设一门课程，并让我携带商调函回到常德。
从深圳回到湖南，那是在1984年。当年9月，以湖南省社科联为主，组织召开了湖南省首届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界定为：年龄不超过35周岁、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科研教学人员。当时我的年龄已超过38岁，不具备参加会议的资格。但当时以社科联和体改委为主的会议筹备小组看到《经济参考报》的头版报道后，觉得我紧密联系实际研究物流优化管理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很有意义，于是就破格通知我参加这个会议，并安排我作大会发言，谈谈我是如何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做科研的。这是生命旅程中的一次大破格。
会议结束后，也许是我的大会发言深深感动或者征服了当时与会的省委理论研究室（讲师团）的领导，他们当即找我谈话要调我到省委讲师团来工作。当时我的心情既非常激动又有一些矛盾，一方面，我正准备去深圳大学上班，创建和主讲特区商业企业管理课程；另一方面，我跟省团领导讲我是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工人，不适合到省委机关工作。但当时省委讲师团的领导何振国主任、刘时平副主任、蔺常瑚处长、胡潇处长、袁锐副处长的态度都非常坚决和热情，我与他们的这场对话，至今还清楚记得，每一字每一句刻印在了心底。
“我的档案调到深圳大学了。” 我鼓足劲地说了出来。
“你是湖南人，当然要为湖南发展做贡献啊！”
“我是‘三无’，不是党员、大学生、干部，可能不适合到省委工作吧？”我略显尴尬。
“我们唯才是举，茂松同志，关于‘三无’的事情，我们马上请示省委常委，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领导对我的认可，要不就这样吧，省委跟深圳大学这两边，哪边的调今先来，我就先去那里。”
“好，没问题，我们马上就去办调令，处理这个问题。”
果然，没过几天，经过省委常委宣传部王部长的批示，省劳动厅调令立马下达下来，这是一个赶超深圳速度的时代，我不禁为祖国的改革开放而感到兴奋激动，这对我而言，又是一次大破格。
1985年3月初，我拿着这份从当时常德地区劳动局转到中共湖南省委理论研究室（讲师团）工作的介绍信，当时开介绍信的工作人员很好奇地问：“你调到省委机关是干什么去？是去当司机还是去当厨师？”
我当时自豪地说：“是去搞理论研究的，给领导干部上理论课！”
他更好奇地问：“你不是干部啊？”
我提高嗓门：“我不仅没有干籍，还没有正规大学的学历嘞，是一个自学者！”
他听后，感慨地说：“是大破格啊，你这个‘土秀才’赶上好时代了！”
是啊，改革的年代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要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也正是大时代的洪流把我这个学徒工推上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舞台！
农民就业理论第四流派
1985年3月正式调到湖南省委理论研究室（讲师团）工作后，省人事厅解决了我的干级问题，不久我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人才出现断层，在这个改革开放、深化推进改革的好时期，给予了我机会，为此，我对待工作更加认真严谨，以此表明我对党和人民的决心。
我更加认真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理论，同时配合省委讲师团何振国主任、蔺常瑚处长积极参加湖南省经济学学会的组织工作和学术活动。2002年，我当选为湖南省经济学学会的理事长，这对我这个自学者的成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既锻炼了我，又培育了我，给了我发展的学术环境。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真正进入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发展战略的研究领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加上我多年涉农工作的经验，1990年前后，我在全国首创了试图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深化”理论，1990年9月在全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与就业学术讨论会上作大会发言，被誉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第四种学术观点。
这次全国的学术研讨会使我深受鼓舞，作为一个小讲师，得到了全国一级学术会议的高度认可，我激动得几乎颤抖起来，全身都充满干劲。会后我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攻关，时常不眠不休，倾注全部精力进行研究创作，我的这种行为，还引起了同事对我的误解，有时在办公室写作，人来人往，我埋头不理，同事就以为我很清高。不过，我心中的目标明确，风雨兼程，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潜心研究。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92年5月，我创作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力转化的战略与对策——劳动力就业深化论》，共30多万字，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还被评选为河南省优秀图书。
书中考证和区分了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过剩”的概念，认为中国农业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而发展不充分，农村劳动力“剩余”大多是因农业产业发展落后造成的，是一种相对的过剩，据此设计了旨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传统农业演进——现代农业开拓——农村经济转型”的三阶递进式农村过剩劳动力转化就业模式及其体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对策，在全国与“就地消化论”“城市转移论”和“集中转移论”相对应，形成了“就业深化论”的学术流派，这也是顺应了时代潮流。
大时代把我推上新高峰
1993年10月，我以《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力转化的战略与对策——劳动力就业深化论》申报省社科联组织的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年底在会议评审时，有评委提议将这本书评为一等奖，当即得到与会专家认可，但我毕竟是个自学者又只是讲师职称，有的评委提出我在本书后附了一些参考文献，是否跟书中的内容雷同？要核实一下。
当时单位通知我带所有参考文献资料到评审会场，时任省社科联副主席的贝兴亚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看了参考文献，并比照了书中的相关内容，我当时也对文献参考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主要是对文献进行评析，并在书中提出自己不同于文献的学术观点，所以才构成了全国“就业深化论”的学术流派。当时评审组的专家对我的这种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1994年4月28日，这本书最终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这是省委省政府级别的一等奖，这是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对我的学术研究成果最高的肯定和鼓励！从我经历的这次评奖活动，我看到了省社科联组织这届评奖活动的严谨、负责、科学的态度和作风，我也感受到了学术界和评审专家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唯优是举的风貌和情怀！
1994年4月到5月期间，我凭借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以及多份研究成果和论文申报教授职称，获评审一致通过。在评审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国经济学最高学术权威刊物《经济研究》第六期刊发了我所写的《培育职业型的企业家阶层》一文，当时正是评职称的关键时期，朋友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我带上刊物骑着自行车“狂踩”到省委党校，想将这个十分重要的高档次成果补报上去。
党校人事处的办公人员见我来了，甚是惊奇说；“刘处长，你来干嘛咯？”我气喘吁吁大声说道：“我来送评职称的材料，有一个重要的论文要补上去，《经济研究》刊发了我一篇文章。”听后，他立马打电话给评审组，可评审组的负责人说：“材料别送了，不要送了。”我听后，特别着急，心想怎么能不送过去？这很重要，一定要送进去啊，人事处的办公人员见我心急，立马说道：“这是个重要材料，不能耽搁啊。”但评审组那边笑了，坚持说不要送了，我纳闷了，忧心忡忡地回了家。
评审结果出来后，凭借着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凭借这部《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力转化的战略与对策——劳动力就业深化论》著作及相关论文，我从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内心极为激动。啊！感谢党的培育，感谢这个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时代！我深深明白，正因为是国家唯才是用的政策、选拔人才制度与渠道的透明才有了现在的我，才成就了我。1997年，省社科联受省委省政府委托组织开展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的评选活动。我根据评选条件，在当时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的推荐下积极申报，得到了社科联领导的支持，也得到了省委宣传部领导的鼓励。
在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专家的公正评审下，1998年2月28日，省委省政府正式授予我“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荣誉称号（首届）。在1997年2月，我还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
1995年8月28日，省委常委中心组织学习，省委常委给予我机会让我讲邓小平市场经济学，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省委常委讲课。20多名省级领导同志都望着我，虽然我经历的讲课场面多，但面对如此场景，省领导对学习如此重视，我内心仍非常激动，讲课也颇有劲头。
当我在联系湖南实际时，竟然提出“农业稳省、工业强省”的建议，而当时的湖南是以“农业强省”为战略中心。本人可以说是性格比较耿直，一口气把不认同农业强省战略的意见全说出来了。当时单位领导为我捏了一把汗，而我停下后一想，觉得可能犯了“政治大忌”，惹祸了，怎么能说跟省委决策不一致的意见呢？心里有些忐忑。
此刻，时任省委书记的王茂林同志十分肯定地在会上说：“刘教授讲的很有道理，湖南要推进工业化，农业是基础，有关部门要参照刘教授所讲，进行战略规划。”
得到了省主要领导的肯定，悬在喉尖的心顿时落下来了，这时的我感到好激动，好满足，好开心！同时我也懂了，哪有什么大忌，这是个改革开放、自由民主决的好时代，只要是对强省发展有利的正确建议，都是值得提倡和采纳的，是我多心了，今后还要进一步努力啊！
在接下来的7年中，湖南省逐步转变发展战略，由农业强省逐步转为经济强省。7年之后，升华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到2005年，正式提出“新型工业化推动战略”。然而，在湖南这么一个小农经济搞了几千年的地方如何发展工业？有许多人持怀疑态度，没有什么信心。
我下决心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于是认真学习和运用“后发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进行分析。我惊奇地发现，在“中心—边缘”二元结构中，发展中地区基于经济利益压力和追求，具有寻找“后发优势”进行跨越发展的需求和冲动，试图改变某些产业经济流程梯度式转移的常规方向，以赶超发达地区，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而且农业同工业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农业为工业的发展可提供丰富的原材料，还有劳动力资源，发展工业特别是首先发展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完全是可能的。对此，我通过系统研究撰写出版了《反梯度推移发展论》专著，创造性地提出了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理论和战略。
2008年，在省委书记张春贤同志主持召开的“如何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战略发展”专家研讨会上，我提出了三点推进建议：第一，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要敢于超越；第二，打造湖南工程机械超级产业，提出生产规模和产出达到1000亿以上；第三，农业的工业化，以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打造湖南的现代农业。
会后，春贤书记紧握我的双手，动情地说道：“茂松教授，你讲得很到位，我们就是要这么干，打造一个湖南省的超级产业。”十多天以后，省委召开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工作会议。会上，春贤书记将我所提的“打造工程机械的超级产业和农业工业化建设现代化农业”引入他的工作报告，那一刻，我深刻地明白了作为经济学研究者的职责、重担。自此，我一直把研究湖南发展问题作为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坚持不懈地为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对策咨询。
2016年10月，基于多年对湖南工业化的研究积累并联系新的形势，我向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献计献策，提出《实施“一带一部”战略，以深入的工业化推进湖南经济集约发展》对策建议，荣获湖南省智库研究优秀成果“十大金策”奖。
教行化美造士园大学梦
我没有上过大学，却非常向往大学这个“象牙塔”。
1999年8月，湖南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张楚庭校长要我到师大来工作，我毅然放弃在省委工作了15年和近10年处级干部资历的仕途，一个大转身调到湖南师范大学，任职普通教师。这在省委大院和师大校园都引起了颇大的反响。许多人都比较看重从政当官，而我却反其道行之，有点今人不解！而我的想法是要做我最善长的事，做我最能为社会作贡献的事，做我最有兴趣的事，所以就义无反顾了！
一个自学者到“211工程”国家重点建设大学给学生教经济学，能教得好吗？同行和学生们对我多少有些质疑和担心。
记得当时学院领导问我能给学生上什么课？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某种疑问吧！我暗下决心要攻坚克难，迎接人生道路上的这个新挑战！我必须比同行多十倍的努力，把经济学专业课上好，展现一个自学者的能力和风采！于是，我在理论上更加系统地主攻现代经济学专业，深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代农业发展战略、湖南经济发展战略等。
1999年下学期，我在全省的大学里首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生必修课，采取“课前深读经典原著——课间共同研讨交流——导师系统阐释归纳”的方式进行教学，指导研究生研读马克思《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巨著中有关所有制理论的重要章节，还研读科斯、诺斯、威廉姆森、舒尔茨、青木昌彦等制度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同时，我还组织、指导研究生研究企业垄断结构和农业工业化问题，先后在经济学重要刊物上合作发表了10多篇专业论文，出版了《模块化垄断结构企业方式》和《中国农业工业化论》两部著作。这种教学方式既培养了研究生创新能力，又产出了高档次研究成果，达到了“造士成材”的目标。由此我获得了湖南师范大学首届“科研标兵”的称号。由官场到学场，我圆了大学之梦，实现了“教行化美”“造士成材”的人生价值！
我的一生充满惊奇，太多的难以置信成就了现在的我。改革春风拂面，在这美好的时代，又怎能放弃一分一秒！我虽已至古稀之年，但我会将经济学研究之路持之以恒地走下去，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