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5月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十分清楚地阐述了哲学及哲学研究与智库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也为如何更好地发挥哲学研究助推智库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哲学作为“母体科学”、“智慧”之学，对推进政策研究、资政服务和智库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智库面临公共问题的复杂性，需要哲学这样一种形而上的综合性理论来解决。智库建设目标是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命题、公共问题和社会难题，必须从高质量的政策建言、高水平的资政服务、高层次的政策研究来突显其存在价值。就现代政策研究而言，政策理论和实践本身面临的复杂性，不像一般社会科学面对的理论问题那样单一，其涉及到大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行政、伦理及技术等因素，单从某个学科提出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可能不会凑效，或者说不尽完备，政策方案某种程度上不具备穿透性的解释力。因此智库的使命及所要解决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其需要有综合性的理论来予以指导和支撑。而具备综合特性的理论只有哲学理论，对集多学科性、多元性、复杂性的现实社会政策问题，只有从哲学的高度予以解释及说明,才有确实、妥切、充分的可能。
当代哲学日渐走出脱离现实的象牙塔，为支撑政策研究和智库建设提供了可能。就哲学的五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科技哲学)而言，不同二级学科的发展现状、问题域和距离现实问题间距各有不同。近年来，哲学并不总是脱离社会现实的象牙塔，也注重从“体系意识”向“问题意识”转换，以应用思维为引领破解哲学研究和学科发展困境，走出书斋、走进现实、服务社会，不断发挥着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技哲学等，更贴现实，更关照于现实需要。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巩固，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相关的资政建言和政策研究成果十分突出。中国哲学通过贯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承扬、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传统国学的复兴，莫不起着重要的理论推动作用。
当下哲学理论的批判属性，为智库建言和政策研究提供科学的价值评判尺度。哲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常常表现为对处于中心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不但不一味依附它，相反要审视、反思现实政策方案在实践中产生的实际效果，发出自己理性而批判的声音，从而在与主流话语保持的张力中产生制衡机制，促进时代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智库政策研究和资政建言，由于其具有价值取向的非中立性、价值诉求的多元性、价值结果的非预期性等特点，容易形成政策价值评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格局，可能导致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之间产生背离与冲突。将智库政策方案和价值目标的预期性与价值结果的非预期性矛盾纳入合理性哲学, 就容易从外部环境、内在因素与政策方案的复杂关系实现政策方案优化选择。从哲学合理性的高度和价值视野对政策价值、资政目标、建言效果进行审视，就能尽量扩大价值目标的预期性程度，缩减价值结果的非预期性因素，比较好地把握政策价值的评判尺度。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