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团队与旅英学者联合翻译的《影响力的终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英国智库》正式出版，本书由李刚、雷嫒和朱建敏等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篇幅约32万字。
本书作者Marcos Gonzalez Hernando,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文化与社会硕士，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伦敦大学学院名誉研究员，智利迭戈波塔莱斯大学和智利冲突与社会凝聚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书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以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造成的影响，尤其对整个思想产业的冲击为研究出发点，将智库作为独立组织进行研究，研究智库作为知识服务组织在遭遇危机后的自我调适。选取了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四家智库（新经济基金会、亚当斯密研究所、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和政策交流智库）作为研究对象，对比他们在金融危机前后的资金来源变化、组织架构调整、政策建议内容和媒体曝光情况，指出英国智库由于强烈的路径依赖，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公共干预能力和影响力有衰退之势。
本书主要章节如下：
第一章 在压力下思考：2008年后的智库和政策研究
第二章 思考如何在智库中产生
第三章 新经济基金会：危机是错失的机会
第四章 亚当·斯密研究所：自由市场的禁卫军
第五章 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专家仲裁者的命运变迁
第六章 政策交流智库：政治镁光灯下的利与弊
第七章 结论:变幻局势中的干预
内容节选一：
公共干预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其所指的主题、政策问题、事件或事态。什么被认为是值得进行干预的，取决于（这里只提几个因素）一个智库的研究议程，公众辩论中突出的议题，官方政策、政党正在推进的问题，资金优先事项，受托人和资助者的利益以及监管限制。因此，任何以智库的名义进行的公共干预，在决定“关于”什么需要干预时，原则上都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和限制。此外，由于正常问题处于更大的背景之下，公共干预相当于与许多其他行为体（通常是更专业的行为体）进行“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类似问题的公共干预往往在“研究规划”和内部分工（研究团队、集群或单位）中具体化。
当然，这种“进入对话”是从特定的角度寻求的，并要提及对这个问题干预的先例，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突出一个问题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因此，在研究一个复杂现象时所选择的“问题”可以揭示智库的政治取向和组织特征。例如，将重点放在货币、金融或财政政策上来追溯危机的根源，可以显现智库可利用的制度资源（例如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哪些因素被该智库认为是相关的。然而，一些问题仍难以避免，鉴于其严重性、复杂性和不确定的后果，2008年的危机再次成为一个重要例子。
公共干预的第二个层面是其对提出的事件的“叙述”。我指的是它们的实质性内容，通常包括对事态的描述、对原因的叙述以及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这一叙述，当前问题的某种具体理解被提炼出来，而其他方面则被忽视或被最小化。可以说，将描述、结论和建议联系起来，通常以受害者、罪犯和英雄的形式出现，这样的叙述收集不同元素来编织一个“可理解的整体”。最终，所有的叙述，即使是那些最受尊敬的知识权威，如社会研究的科学文献报告，都会忽略社会的某些层面，屏蔽其他方面的同时“引导观众”到特定的逻辑渠道里。
我追加一点，这些叙述可以在范围、野心和创新性方面有所不同。根据他们的关注点，他们可以将智库定位在一个冷门的领域（如社区发展融资），或一个更具争议性的、各方争抢关注（如经济政策）的政策领域。智库可以尝试提出一种解决政策问题的新颖方案，争论政府的作用，或者仅旨在帮助决策者做出明智的决定。“叙述”的这些方面反映了话语者的定位，揭示了他们的知识主张和政治立场。
由于设计出新颖的政策叙述和理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一组织的公共干预经常借鉴他们之前的工作。通过不同的媒介不断地传递信息，发展信息的各个方面，可以使智库在特定问题上的“品牌”具有独特性和可视性。重复，对于传播理念并获得其所珍视的认可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引用其他人的话，特别是那些具有更高认知权威人士的话，可以博取更多关注，特别是对那些被视为不太成熟或不具党派色彩的智库来说。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寻求中立专家声誉的组织（例如国经所、财政研究所）通常被那些提出更公开的政治主张的组织（例如亚当所、新基会）所引用。反过来，重复和引用别人的意见有助于建立和巩固一个志同道合的盟友网络，给自己的立场赋予“高密度”。这样一个过程在针对自由市场智库的案例中被详细阐述，在学术界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它系统地引用了同类思想家的工作，从而建立并传播了一个似乎更有力的反对战后共识的案例。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个智库的公共干预会集中到麦克伦南所称的“偏爱论点”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称之为“偏颇”。鉴于智库要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评论，它们倾向于形成一种独特的论证形式。这种情形可见于从事委托研究的组织，它们对政策问题的选择至少一部分取决于可获得的项目资金，因此它们必须经常从事计划外的一系列主题。同时这种情形也可见于那些拥有核心资金的组织，这些组织可能对其工作重点有更多的控制权。然而，尽管人们可以从智库（具体）使用的数字、统计和指标中找到一些叙述，但一些公共干预措施可能缺乏文本形式的明确叙述。如第五章所示，即便能够为经济辩论提供共同基础，那些为政策提供经济计量数据的智库往往对如何解释这些数据缺乏控制权。
公共干预的第三个层面是其“形式”，即智库向受众传达“叙述”的具体手段、方式和媒介。这种模式有几个方面，如时机、语言（技术性、论战性）、目标受众（政策制定者、更广泛的公众）、媒体（社交媒体、博文、书籍、报告）以及对其他行为体（学者、政治家、活动家、记者）的引用。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格式都可以从同一个叙述中派生出来，但有些形式比其他形式更适合产生特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它们所接触到的受众方面。这也便是“协调性”话语和“沟通性”话语之间的区别变得重要的地方。对一种特定形式的偏好会产生一种公众参与的首选模式（例如平铺直叙的或有技术性的、热情的或冷漠的），一种反复展示组织的方式，含蓄地将自己置身于政策辩论之中。
一个智库在持续研究若干政策议题、推动某种叙述、采用某种形式之后，就获得了某种“地位”，为一个组织赢得了一个可识别的“品牌”。这个品牌是由许多人“代表”该组织发言的具体行为的产物，可以促进该组织获得资金，吸引有前途的求职者及媒体的注意，并获得政治网络的访问权。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象征性资本的购买是可见的，而同时知识分子的地位或是被认可的，或是边缘性的。在这一点上，公共干预的成败是可以衡量的，可将其理解为智库在其他同行间的定位能力、机构认可度、资源获取能力，有时也包括感知到的政策影响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的智库来说，成功可能意味迥然。它可能意味着政策影响力，但也可能意味着在特定受众中达到一个独特的位置。
反过来，这一立场也会影响到智库更可能专注于哪些政策领域，以及它可以追求的资金类型。例如，如果一个组织成功地将自己标榜为具有学术声望的组织，那么研究资助（例如来自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就成为一个可能的资金来源。如果另一个组织被视为自由市场的坚定拥趸者，它可能更倾向于寻求企业捐助者或富有商人的支持。此外，按梅德韦茨所言，号召后者（企业捐赠）的能力可能会阻碍其获得前者（学术资助）的能力。对于智库来说，也许所有的成功都有缺陷。
内容节选二：
我建议将智库在公共辩论中的作用描述为“调节”，这个词动静皆宜。毕竟大部分政策问题的公共辩论总被认作意识形态两极之间的冲突，被理性接受的往往是“适度”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建议。思想激进的智库可能会影响公共辩论的框架和边界，亚当所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这种经历，不过政治舞台中心还是属于有理有节的智库。就这一点而言，智库获益于其权威性，因此致力于广泛的传播，不管受众是否意见一致。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智库的目的在于树立理性形象，从活动到出版物都是为了“调节”公共辩论中的合法性。
“适度”的概念，本身就模棱两可且不透明，近期才在社会学上引起关注。不过，大家都已经心照不宣地将“适度”概念当作理解智库和专家的一个方式。大部分人都认为智库力图“调解”相关矛盾，并扮演了社会科学研究和政治政策之间沟通的桥梁的角色。梅德韦茨认为智库是将资本从一个社会领域转至另一个社会领域的跨界组织，也与上面的说法不谋而合。另外，席尔瓦（称专家是避免不同政治力量正面交锋的“调和型力量”。美国的右翼智库往往自称是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左翼思想的抗争者，在公共争论中为公众提供更全面的知识版图。
批评者通常强调智库的政策参与和立场并非不偏不倚，反对者则认为左翼大学的院系在误导公众方面跟右翼智库难分伯仲。智库是不是合适的政策启蒙渠道以及有没有实现平衡公共辩论中的适度功能，并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成功的智库在影响政策辩论和塑造公众认知底线方面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正如政治极端事件并非一成不变一样，“适度”也没有客观、明确的标准来衡量。“适度”的定义在不同情景中各不相同，但作为一种希望调和极端的政治和思想立场，在深受左翼费边思想和右翼伯克思想影响的威斯敏斯特备受重视。此外，危机发生前的20年里，英国主流的工党和保守党都在所谓的“现代化”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和政策交流智库的影响下，寻求占据一个空想的政治1中心。冷战后的二元主义政策在政治上过于呆板和无趣证实了这一点。曾有一度，“有效”被视为政策主流思想，单纯强调意识形态显得十分不够占理。在这种大环境下涌现出来的智库，在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的同时，致力于提出可行的、理性的而且可接受的政策建议。这一批新智库能在20世纪70年代那一批受意识形态驱动成立的智库中脱颖而出是不难理解的。
当然上面的部分论述无意将“适度”等同于“中心主义”。“适度”至少需要连贯性和链接公众需求的能力，而后者只是在试图冷却矛盾。因此适度与合理的定义充斥着智库界，绝大部分智库自诩“适度”，至少不认为自身是僵化教条的机构。国经所机构的员工从来都坚持经济证据驱动的立场，新基会的目标是提供不受“旧”经济学束缚的新思维去应对人类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危机。政策交流智库会员以制定合理的、政治上可行的政策为现代中右翼智库的任务。即便是亚当所这种在我们研究中个性鲜明独树一帜的智库，也在运用“奥弗顿之窗”策略以显得政策倾向并不极端。不过，同行相轻，我们做这一部分调研时，一些智库受访者总对其他智库的立场嗤之以鼻。
由此引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谁来决定是适度的？二是何种情况下可以发生改变？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以及特朗普（Trump）和波索纳罗（Bolsonaro）当选总统，举世哗然，政治由温和转向极端的趋势已不可避免。目前，至少有两种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其一，寻找美国、欧洲和其他区域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浪潮兴起与智库和政策专家的割裂之间的关系，不能一味认为智库一直坚持适度原则。其二，必须承认政治和认知危机注定会从最容易被调节的部分开始。
在正常时期，选择安稳还是推进政治现代化，仅受到政策和理性与公正性要求的影响，智库适度调节的公共反应相当平稳。但一旦危机发生，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政治举措。对危机的话语使用至关重要，危机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策型政治举措带来的政治后果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危机在历史学研究中被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出现。其一，作为“迭代式分期概念”，也就是历史走向的分水岭；修昔底德在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些关键战役时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其二，作为对既定历史的判断，意图揭示历史的真实性，通常是在一个时代结束时使用。所以说，如果一个特定时刻被认为是“关键时刻”，那么就需要去界定相关的行动和关注点。
2008年的危机完美阐释了整个过程。危机后，公众眼中的学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科不再光环笼罩，公众对专家言论的质疑也越来越理直气壮，以往傲视政策圈层的经济学权威声势渐微。不过让人费解的是，专家权威虽然在消逝，公众对政治行动和紧缩经济政策的需求却都亟待经济学的理论支撑。不得不说，危机后的经济学犹如可以独自发功的幽灵，一旦有了躯壳法力就会失效。（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 雷嫒 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