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译心）6月22日至23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主办的“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中华文化精神探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海内外学者围绕“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的会议主题，探讨了经典文本的演变、集体记忆的建构、跨语际与内语际、创伤记忆等问题。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会议开幕式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卫国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宋军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期待各位专家学者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充分研讨，深入交流思想和成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更多的力量。
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张增田认为，本次会议将有助于中华国际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左东岭指出，“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是学界同仁都感兴趣的议题，我们要不断地了解新方法新成果，检验其是否能有效解决学术问题,这就需要充分交流。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主任程苏东认为，“书写”强调文本化的过程，“记忆”则与学者对于历史文本真实性的重新思考有关，此次会议意在打破学科壁垒，重新思考在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文献何以被书写，其中又隐含着何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记忆。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杨娜、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金环也先后发表致辞。
深入探索文化历史记忆
与会者紧扣“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这一会议主题，对先秦至明清的重要文学文本、文学思潮等展开了深刻细致的论述。从内容上看，会议论文大体可分为文本的书写及其生成、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两方面。文本的书写及生成，包括版本源流、文本形态、文本接受等问题；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建构则多从个体记忆的主观色彩出发，探究文学书写何以生成、文学流派何以建构等，烛照文学书写、个人心态、集体记忆的幽微之处。本次会议的显著特点是新方法的提出及运用。另外，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之间的思想碰撞，亦为本次会议的亮点。
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浅见洋二认为，透过税收，我们可以了解国家的统治体系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状态。他以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的诗为中心展开探讨，认为他们都是对税有着敏锐眼光的文人，他们就税的问题各自提出了重要的、值得关注的认识与语言表现。他认为白居易、陆游与杜甫、苏轼相比，表现出了更加有趣、独特的认识与表现，这或许因为前者在故乡拥有田地、宅院，因此亲自参与纳税的机会更多。
铁雅诗派是以杨维桢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为核心，以倾慕其诗学观念及诗风为追随者的诗学群体。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认为，铁雅诗派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杨维桢诸多的记忆扭曲与夸大之辞，比如形成期的古乐府唱和以李孝光为主而非杨维桢；消歇期之铁门子弟多为修习经史以备科考而非仅为学诗等。当时的许多文人尽管也倾慕铁雅古乐府等诗学名声，模仿其诗风进行诗歌写作，从而形成声势浩大的铁雅诗派，但他们更看重的是其行道的责任与政治的理想。
扬·阿斯曼及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从历时出发，研究文化在时间长河中的稳定性与再造性。程苏东认为，“文化记忆”为切入点展开的相关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早期中国文献的生成、经典 化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扬·阿斯曼的理论体系在早期中国的个案上出现了难以解释的矛盾，我们称之为扬·阿斯曼的“中国悖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一悖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也许是“文化记忆”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最有意义的“礼物”。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认为，《史记》纪年起止的设定隐含了周汉相继的结构，并具有象征性指向。共和元年是《史记》叙事的时间基点，也是纪年系统的起点。《史记》一大创造性在于将共和元年以来的历史纳入理解汉兴的整体性叙事，周汉历史的联系得以建立，并将战国诸侯纳入统一的历史版图，塑造成王朝更迭的线性史观。这种历史观念也成为了历代正史，以及中国传统史观的核心。
弘治、正德间的复古思潮，被后来的文学史记载为以“前七子”为核心的“复古派”， 其文学主张被概括为“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从真实发生的历史到 后人书写的历史，经历过多次的被塑造、被重塑，存在一些原发性问题和层累问题。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孙学堂认为，唐宋以来本有推崇先秦、两汉文的传统，经康海、王九思、李梦阳等人的提倡，尤其是经过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的大力弘扬，从艺术风貌上去模仿和习拟先秦两汉文的风气才广为流行。王九思记忆中的“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终于成为流行文坛的风尚和口号。王九思是弘正复古思潮中最重文学的个体，他的个人记忆最终成为关于弘正文学复古的集体认同，由此可见，他在两次复古思潮的传承与转变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王秀臣以《“六艺皆史”与中国早期书写的文学特性》为题展开探讨，并对大会主题发言展开评议。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慈波认为，今存黄庭坚山谷词最早版本是宋刊《山谷琴趣外篇》三卷，久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宋刊孤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乐章》亦为分类编排本山谷词，其具体情形却缺乏讨论。比勘两本收录词作文本与数目，综合考虑两者的词题、词序、讹字及题款，可以 判定：《山谷琴趣外篇》三卷直接袭自孝宗乾道年间刊刻的《乐章》。类编本《乐章》，而非《琴趣》，才是传世最早的山谷词刻本，山谷词的版本源头需要向前上溯至类编本《乐章》。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叶晔认为，对宋诗的阅读与学习，对“宋调”“宋体诗”的辨析与判定，在轰轰烈烈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固然难成气候，甚至微不足道。但严格来说，在对经典唐调作品的示范过程中，宋诗依然作为一个反面的参照物而普遍存在；也有的诗人承认，宋元习气是宗唐道路中“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一个事实性结果。它既让唐诗经典变得更有范型意义，也让宋诗得以一种潜流的形式被延续下去。
探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思路
此次论坛还有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分组讨论，共汇报论文30余篇。论文紧扣“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这一会议主题，对先秦至明清的重要文学文本、文学思潮等展开了深刻细致的论述。大会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颇具启发意义，更受到海内外参会者的高度评价。
会议闭幕式由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雍繁星主持。两组分会代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姚苏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颜子楠先后作小组总结。随后，由学者代表进行会议小结。最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敏俐作大会总结，他指出此次会议以青年学者为主，运用了很多新方法，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开展了一场颇具学术转型意义的学术对话，代表新的学术起点。他希望青年学者们肩负时代责任，开掘历史，深入探求中华民族精神。
另外，6月22日晚还举行了一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师与海外青年学者座谈会”，意在通过专门的学术对话，共同探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与会者就欧美、日本等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研究理路与思想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这对与会学者拓展学术视野、促进研究的深入有重要意义。
“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是内涵丰富、具有广阔开掘空间和高度学术价值的议题。本次会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预期未来会有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