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思编前语：2016 年 10 月 16 日，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主办的“企业家精神与财富论坛暨 2016 奥地利学派思想峰会”在北京新世界饭店召开。本文为夏斌先生的会上发言，共分两部分，经作者修订，本公号首发。了解本次峰会更多嘉宾发言内容，请滑动至文末见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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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下面进入评议，有三位评议人，第一位有请夏斌教授评议，欢迎。
夏斌：我不是从事纯理论研究的理论经济学家。天底下的经济学家有好几种，像你们在座的，专门研究奥地利学派等纯理论的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应用经济学或者叫政策经济学家。像我一辈子，从学校毕业以后，大量的工作是从事中国的金融、经济改革实践与政策研究，包括体制、制度改革研究，这不是纯理论研究。我经常跟媒体说，天底下好多经济学家都在发言，你要关注他，他是搞基础理论的，还是搞政策研究的。有时候发言的人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既说说当下经济，又说说理论。这不是说不行，基于理论讲政策是可以的，但是你自己要明白，你重点在讲政策还是重点在阐述理论。
今天，我是战战兢兢，抱着这个心态，来参加奥地利经济学派思想讨论会的。我也不知道杨华为什么叫我来，可能因为我在政策研究方面有点小名气让我来，也可能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上次看到我拿着米塞斯的一本《人的行为》书。自己年纪慢慢大了，眼前，很多时间被社会推着往前走，昨天还在参加50人论坛，讨论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但是我现在的兴趣是想做一些经济学公益事业，同时实践知识的丰富，对纯理论、对寻根问底、找规律的事感兴趣了。我想做一些经济学公益事业去年，我发起成立了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其宗旨就是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找了天底下一些出名的经济学家，包括让诺贝尔奖的得主当基金会顾问，请英美世界顶级的20本经济学类杂志的主编、副主编当中国经济学奖的提名人，请一批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当提名人。
我们准备干几件事，第一是评奖，评中国经济学奖，想评出中国经济学人心目中最高的华人经济学奖，起码从奖金额上要表现，但暂时不敢太土豪。诺贝尔奖拿多少钱？一百万美金，乘六不就是六百万吗，中国当前不是拿不起，但我们的学术还需努力，不能太土豪。我们暂定是两百万人民币，有可能以后中国人学问最大了再增加。再评十个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是在两岸四地评，除了大陆，还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地方的高等院校。这是第三方评估出的前近80个高校经济学院和科研单位当提名人。每个博士经济学论文奖金，听说教育部过去搞的给五千，我们给十万，其中两万给指导老师。现在全部已评出，明天开新闻发布会，今天还要保密。中国经济学奖是给纯理论创新的，要有国际国内影响力，而且，要尽可能体现中国元素。我们不是克拉克奖，也不是诺贝尔奖，是中国的经济学奖，最好要有中国的元素。当然在工具、方法论创新上，有时可能很难体现中国元素了。
当代基金会还要做的事有，第二，想成立一个经济学博物馆，把中外历代经济学家和当代经济学家的思想做一些展览。第三，想成立一个华人经济思想研究基地，第四，搞诺贝尔经济学大师进校园活动，培养青年学子理论创新。这已经在搞了。第五，每年搞一次“思想中国”论坛。好了，基金会的话讲得太多了，不能再讲了。
英国工业革命产生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的崛起产生了历史学派，美国的崛起产生的是制度学派。中国正在崛起，正在创造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到了这个时候了，是产生思想和理论的时候了。我认为应该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解放思想。现在一些教授都想在电视机、媒体面前跟老百姓见面，我认为没有必要，做纯理论的，就应该潜下心做学问。我曾经也爱好理论，但是几十年被卷入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政策研究。毫不夸张说，现在搞政策研究还可以，做理论不行，现在对政策研究兴趣慢慢在减。可能有点跑题了，还是回来说说奥地利学派吧。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
不是一回事我今天首先想说一句话：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不是一回事。
最近网上刚刚介绍了印度政府顾问巴苏的书，写他从美国去印度政府做几年顾问后，告诉大家政策研究是怎么回事。他长期做理论研究。当了印度顾问后意识到，经济学是介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政策研究应该加入一国社会基础、人们的行为基础和制度基础进行分析。政策的形成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往往还跟政治、文化、习惯都有关系。政策的演变形成了经济史的内容。有时候我们讲基础理论马上联系到实际，其次这中间还不知道隔着多少层因素。
比如说今天讲奥地利学派，我非常欣赏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深刻。当前中国经济怎么办？深刻的思想怎么贯彻到当前的实践？通过什么桥渡过去？按照市场秩序这些概念，彻底放开现有的各种管制制度，行吗？张五常早就说应该开放资本管理，不要说过去，就是今天，完全开放行吗？开放意味着泡沫马上就破，破了又意味着什么，对经济、社会、政治意味着什么？这些想过没有？好多人并不清楚现在的泡沫到什么地步。现在有一些政策做法妥当吗？不妥当，怎么办呢？如果决策层不明白又怎么办呢？这和基础理论没有什么关系。
这些想法和观点背后有理论吗，隐隐约约都是有的。任何人的政策观点背后都是受理论思想的支配，记得凯恩斯说过类似的一句话。现在不是讨论房地产泡沫，我在2014年的文章中曾预测了2015，2016年中国的GDP到6.5%左右怎么办，有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那又怎么办呢，我们也很苦恼。心里都明白，不好解决，当然今天不是专门展开讨论的时候，我只是想说理论讨论和政策讨论不完全是一回事。奥地利思想非常深邃，但是要完全一步到位的话，天下是一种什么状况，这需要研究政策的风险。
张曙光：谢谢夏斌，讲了当代经济学要评奖，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严格说起来也是一件好事。再一个，确实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是不完全一样的，理论研究逻辑要能够支持，政策研究要讲究可行性。
2第二部分 ►
宁越：有请几位嘉宾，我们这个是综合热点问题对话，聚焦产业政策、房市、股市与政府负债。我们不需要一定聚焦哪一点，就是综合热点问题，无论你是不是结合某种理论问题不大，因为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为前面茅老师和张曙光老师讲过了，先请夏斌老师讲讲自己的观点。
夏斌：关于理论，我始终在学习。特别是现在对政策研究兴趣慢慢减了，更喜欢看一些理论书、经典书。什么叫理论？理论是一种概念的体系。现实中对理论有不同的说法。从书本上讲，比如什么叫经济学，历史上有好几种定义，内容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关于理论也一样，你说历史学派不对，历史学派讨论的是国家经济学的东西，这一理论要解决的是国家崛起的问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的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规律，讲分工理论、讲“无形的手”。马克思经济学讲的是要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管在座的有没有其他想法，他的理论结论是资本主义不可维持下去。
今天天底下，出名的主流学派经济学大师保罗•罗默，最近发出了对主流的反叛。确实美国金融危机，西方经济学没有预测到。危机到现在快十年了，复苏进程又如此艰难，说明凯恩斯主义的功效也在减弱。到底理论怎么办，我们要创新，要发展主流经济学理论。对此，奥地利学派在思考，最近的讨论也比较活跃。我同时想说，创新也应该关注非主流的其他学派，比如刚才刘老师说的演化经济学。另外，拉美的普雷维什和富尔塔多的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包括埃及学者的中心外围理论，包括弗莱堡学派等等，我认为这些理论对我们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实践去思考理论创新都会有启发的。国外学界一直在思考中国近30年的成功，用主流思想绝对解释不了，用一般的增长理论也是不易解释。保罗•罗默曾对“索洛余项”不屑一顾。说动不动就用所谓的全要素解释，把解释不清楚的因素都放进了全要素，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嘛。从经济之外看经济回到前面讲的，就是讨论理论和讨论政策不是一回事，如同科学家和工程师不是一回事。自然科学领域中需要科学家，是搞基础科学研究的，也需要工程师。经济领域中同样需要科学家，也需要工程师。对此我没有时间展开说。
回到工程师的现实中，根据我几十年实践的观察，再看一看英国经济史或美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怎么兴起的？你看看不同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在大国兴衰的过程中，都有政府意志的干预。亚当斯密解释了社会的分工，讲了无形的手。但是落实到一个国家经济史的复杂层面看，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拿出实证材料证明，但是我坚信，人类经济史或者再说小一点，一国经济发展史或是一国经济崛起史肯定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史。如果由此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说产业政策与市场的关系就好解释了。大逻辑明白了，一些枝节问题都好解决。这是讲经济史，至于说就两个经济现象的因与果的微观经济学解释，好的市场激励自然是最有效的。
宁越：感谢夏老师精彩的解读，解释自己对理论的看法，结论是说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史。确实，经济增长很多因素需要在经济之外去看。谈经济学、谈大国崛起夏斌：刚才讲了几个例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肯定一国经济崛起史是一部国家与市场关系史的同时，政府的产业政策不应该是什么都管的产业政策。讲产业政策同样要有奥地利学派的动态、时间、不确定、人的认知局限的思想。讲产业政策，是有边界的，是动态变化的。不是一切产业政策都是好的。我认为在讨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与讨论大国崛起、大国兴衰更替之间的经济学，肯定是有不同内容的，起码表现在“工程师”所从事的政策层面。
从布罗代尔讲的资产主义发展史看，从最早的佛罗伦萨、热那亚的崛起，到后来的英国、美国、德国这些国家的崛起，它的初期都是有国家意志，有产业政策，或者说有贸易保护主义。熊彼特说过，一个好的经济学家除了要懂经济学外，还要懂数学，懂统计学，懂经济史。好的经济学是从经济史中抽象出来的，是用抽象理论解释经济现象，解释因果关系。在全球化中讨论一国经济问题不能限于一个国家内讨论，应该放在全球范围内讨论。而且，还要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国家，是大国小国，决定了不同的视角。
我前面讲的是经济学怎么创新发展。可能沿着主流思考不容易发展，要研究非主流的，包括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过程、动态、时间、不确定，再加上拉美兴起的结构主义、依附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我总在思考，抽象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崛起，肯定得考虑美国的霸权因素，美元与中国人民币最终要走出去的关系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140万亿的货币存量，怎么办？如果资本管制马上开放，这么多泡沫怎么办？理论上说，要彻底开放，汇率要到位，要基本能体现市场供求，而此供求又不会冲击经济的稳定。汇率和资本管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价格方面控制，一个是数量方面控制。一国经济要稳定，在资本市场彻底开放情况下，汇率要进一步开放。汇率要开放，其他改革包括微观主体的改革要基本到位。国企改革为什么没有到位？怎么使国企改革到位？又是一大堆问题。当前又讨论到党的领导和董事会关系问题，这已不是经济学的范畴了。从资本账户开放问题可以牵涉到这么多问题，所以说我们要研究理论，完全阐述抽象规律，谈两个经济现象间因果关系是一回事，研究政策涉及其它方方面面问题，说明又是另一回事。
美国危机以后，我在2008年底说过，危机使我们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根源是什么，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这是从国家的角度思考的，背后其实都有理论。当然，经过多年以后我们也知道，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不能走西方的模式。有那个国家在赶超人家的期间，完全套用人家主导制定的政策制度能成功的？当然经济学中有些学理是普遍适用的，如供求规律，市场机制，这是普遍的，是人类选择行为必然导致的基本道理，也是共通的。但是有些理论所反映的经济现实和经济史，不是普遍的、共通的，如国家崛起理论，转轨经济理论，在不同的时期不是完全一样的。以上所说这些，我也没有完全研究清楚，更多的是即席而说，感慨多于实证。
我是非常崇敬奥地利学派思想的深邃性。如何应用奥地利学派，我很想在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的争议中间，进行深深的思索，寻求与人不同的启发。
（来源：天则云思，2016年10月21日）
